“林森浩伏法了。唉，还是让人沉痛的。”

“是。”

“狱中这两年，他似乎改变不少。我觉得他的反省是真诚的。”

“这话说的对，他有很大的改变。他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而且神情非常的庄重，严肃，虔诚。他说：我希望黄洋的父母明天就能放下怨恨，健康、积极地活下去。这个话好像是有另外一个声音，从他的身体、灵魂里灌注进去，然后发出的。

“有些人虽然死了，但他的灵魂得救了；有些人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灵魂依然没有得救。”

“您愿意我把您这段话用微信推送吗？加上上次您和张玲的那个对话。”

“可以的。”

——这是笔会编辑和胡晓明教授今天早上的一段对话。

下面我们重新推送这个曾广为传播的对话：《什么是真正的人格成长？》（发表于2014年3月28日《文汇报 笔会》）

林森浩成长与觉悟的代价太大。死者已也，活着的人该想，也该行动，应如何拯救我们的教育，面对我们的生命？

什么是真正的人格成长？

——关于林森浩案的心理学与人文教育对话

张玲 胡晓明

编者按：

十年前，震惊社会的马加爵案发生，华东师范大学教古典文学的胡晓明教授与教心理健康的张玲博士，有感而发，从人文教育与心理成长的综合角度，诊难释疑，提出了“如何防止坏根的教育，如何预防精神世界的空心化、沙漠化、恶质化，如何守住绿意葱茏的精神成人天地”的思考（《春者，天之本怀也》，刊于2004年4月2日文汇报“笔会”）。十年后，林森浩案又一次震动社会各界。马案与林案，有没有共同性与延续性？又有什么特殊性？胡晓明与张玲再次以各自的专业修养和为人师的不忍之心，长篇对话，深入探讨什么是真正的人格成长，并痛切地向全社会发出呼吁：从小学开始，教育必须从知识本位转向育人本位了！

　　在回答央视记者时，林森浩反复说他知道他矛盾，但他解释不了。自己解释不了，这其实是一种吁求，是向社会求助。虽然，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已经晚了；但是，从全社会都有责任来帮他破解他的生命的疑难角度，并不晚。

胡晓明: 同是大学生行为极端化与心理恶质化的罪案，马加爵与林森浩手段都非常恶劣，社会影响极坏。你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同？

张玲: 与马加爵相比，对林森浩这个人，我的感觉更复杂：又痛恨，又惋惜。痛恨的是，他对身边朝夕相处的同学投毒，在接下来十多天里，他与受害者及其家人多次互动，却镇定自若，守口如瓶。公审和宣判时，他毫无表情，甚至都不看一眼自己的父母，冷漠得不可思议。他还为黄洋做B超，查出一切正常，我不知道作为医生，他这算不算渎职？我之所以惋惜，不是因为他是“学霸”或可能的科研天才，而是我在他的身上，分明看到他有良善的根芽和表现，有面对自己缺点的勇气和自我良善化的努力。在网络里，他非常开放地暴露自己的弱点，尤其是异性交往方面的挫败感，并能以自嘲的方式处理。他承认投毒是卑鄙的行为，并且也愿意承担接下来的一切惩罚。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他的身上似乎还有一点积极因素。这些都是我为他感到惋惜的地方。

胡晓明：最令人迷惑的是作案动机，分析各种结论，似乎都不合情理。他一直坚持投毒只是玩笑，从法律的角度，最不能认可的就是“玩笑说”。采访过林的董倩说难以判断林的回答真不真实。

张玲：我一开始也不能接受“玩笑说”。一个医生用投毒来开玩笑？玩笑开到进重症监护室还不说破？这样的“国际玩笑”简直是在愚弄公众的智商！分明是借口，甚至狡辩，推脱罪责！但是，当我仔细看完了所有材料，我倒是有疑问了：他撒谎么？一个最明显的细节是：当他知道黄洋死讯时，他头脑“嘭”一声，完全空白！这在他的所有表述中，是一个非常具有感情色彩的词，可见这对他的震动之大。在这之前，他还想着他们的谅解！他讲他的实验结果，鼠死的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活下来了，而且经过自我修复，活得更生龙活虎。我还注意到的另一个细节是：他频繁上网查他所用药物的资料，是在投毒后几天，而不是投毒前，而且他说是为了寻找心理安慰。这些隐隐约约的信息，似乎又与林森浩蓄谋已久想让黄洋死相矛盾，而且，纵观他犯罪前后的所有资料，我觉得林森浩的自我陈述中有更深层的信息，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作借口或狡辩，置之不理。

胡晓明：对呀，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个深层信息。在回答央视记者时，他反复说他知道他矛盾，但他解释不了。自己解释不了，这其实是一种吁求，是向社会求助。虽然，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已经晚了；但是，从全社会都有责任来帮他破解他的生命的疑难角度，并不晚。

张玲：是的，如果真的是一个人不想杀人，但又漫不经心地置人于死地，这样的犯罪动机更是一个值得破解的谜！“没有充足理由的残酷”，对现代社会具有更现实的研究价值！

　　也许，只在那“嘭”的一声时，他的真实世界与他的虚拟世界，才打了一个短暂的照面。只可惜，这“嘭”的一声，来得太晚！也太短！“嘭的一声后，你想什么？”“一片空白，什么也不想了，因为都没用了！”本来在“嘭”的这一声里，两个世界打通，他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张玲：对于此类案件，社会已有共识，一定与他的心理健康有关，但讲来讲去，大家似乎也就是停留于情绪调节的问题、社会适应的障碍等，然而这只是心理健康的表层指标。思维模式、社会认知与整合的自我等，是心理健康更深层的根源。我们常说，悲剧的命运来自悲剧的性格，其实，悲剧的性格背后，分明有悲剧的认知魔影在晃动。

胡晓明：林把他的犯罪归为：“思维直，不会拐弯”，那他还是说到关键点了。不少人将他的思维直，归结为缺少人文教育。我们在谈马加爵案时，也特别强调了这方面的社会与教育问题。然而，我们没有来得及谈到一些更深层的问题，那个定点的靶位没有找到。

张 玲：我所说的悲剧的思维方式，是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说的。许多一般认知上的天才都是社会认知上的低智者。林森浩正是这样的典型。他的社会认知存在许多致命的缺陷。我相信，在力图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他是真实地面对了自己，只不过，这是一个有着严重认知障碍的非理性的自我。所以，他越是执著地坚持自己的行为逻辑，离现实的理性便越远。而且他对这一遥远的距离缺乏自知力。这便是他的矛盾所在。

一方面，他的思维模式具有非常明显的自我服务的选择过滤性。它会随意地放大和缩小现实。符合自己意愿的材料，他无限放大，甚至成为唯一；反之，则筛掉视而不见。他看到的是他想看的。譬如，《牯岭街少年杀人案》这个电影，分明是讲台湾戒严时期的社会苦闷，肯定不是为了表彰那个杀人的少年，但他断章取义，不顾复杂的背景和整体的逻辑，仅仅抓住片段、直接的意气甚至戾气，为自己所用：有种、大赞！出来混，就别怕死。这种思维的选择性会使他看不到许多基本事实，就像他的父亲，到庭审之后还不承认儿子的杀人事实一样！

这种选择性加上他的成长背景，日久天长就形成他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消极、负面、偏激、狭隘、主观、远离基本事实。在他的头脑中充满许多似是而非、以偏概全、扭曲变形甚至带一定的社会攻击性的虚拟陈述。

第三，这种虚构陈述的自我逻辑化，最终导致他的思维极端地自我中心，很少有他人意识，不会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移情能力极低。正如同学的描述：他完全生活在自我之中。在网上与人聊天，他会突然下线；到隔壁串门，他会一言不发、转背就走；合唱时，抱话筒一人狂唱大吼，导致团体惨败；对待女朋友，他的要求是“帮我做实验，陪我上自习，但我要独立思考时别烦我”，明显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思维发展到极致便是做事缺乏底线，甚至连“不能伤害别人身体”这样的底线意识都没有。也许这样一种缺乏他人意识的思维方式，使他对凡涉及他人的事情，都漫不经心、心不在焉、懒得多想。这样做出的事当然“不顾后果”了。

胡晓明：正是以上思维缺陷，导致他自以为是的逻辑：“我只是想整整他，没想到他死。”在他的头脑中，科研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隐然打成两截，相互分离。“死亡”、“中毒”更多的，只是实验室里一堆冷冰冰的数据，是一只微不足道的小白鼠，在他采集超声检查数据前的一个人为实验步骤，而不是天人永隔的人间惨剧！

张 玲：最关键的是，他对自我虚拟世界与真实生活世界的隔绝，并不自知。他坚持他的行为逻辑，却不知道这套逻辑是多么远离常识。也许，只在那“嘭”的一声时，他的真实世界与他的虚拟世界，才打了一个短暂的照面。只可惜，这“嘭”的一声，来得太晚！也太短！“嘭的一声后，你想什么？”“一片空白，什么也不想了，因为都没用了！”本来在“嘭”的这一声里，两个世界打通，他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用中医的话来说，只是一个“顽阳”，即绝对的“阳”。一直是硬碰硬的、光秃秃的、线条僵直棱角分明的，而他的从小学到大学研究生的单一应试教育路线，一路成功，反而更锐化了他的“顽阳”状态。

胡晓明：除了思维方式有深层密码，人格特质也有密码。大家都注意到林的人格分裂。我有一个简单的直觉：他其实是自己跟自己纠结的一个人。怎么说呢？他是一个“很不快乐”而又颇有力量的人，两方面彼此强化，发展成一套对自己没有办法的自我冲突的人格。他的“不快乐”，原因不是他的父母亲身体不好，年事已高，或经济拮据，这些，他并不太在意。也不是自己的工作和学业的原因，他其实有很多理由快乐起来的，譬如他已经找到了工作，这是大学生、研究生最烦心的事；他的论文发表数大大超过了学校的要求，发表论文是研究生们最焦虑的事。他也有很多同龄人所没有的权力与地位：学生会的副主席、学术部长。但是他相当不快乐。一个表面的原因是他没有女朋友。他一直在异性交往这件事情上，反复受挫。而反复受挫，是负能量不断累积的过程。表面上看起来是“女朋友”，但这只是符码，背后是一大病灶。心理学的事情，是所谓“一波才动万波随”。人心如海，海面上的每一沤波，其实都与大海深处的动力有关。

张 玲：没有“女朋友”的他，在另一方面，却一直是成功者。他在学业上的成功，从小学到大学到研究生，足以令他昂首四顾，顾盼自雄。他说学习上他还没有觉得什么是难的。然而偏偏在交女朋友这件事情上，他遇到不可克服的难。这正是从一个表面的现象，透出了大海深处的动力：一方面是智力与学习上的战无不胜与能量强大，一方面是异性交往方面的自卑渺小、无力无助，这里就有莫名的躁动、混乱、无序与身心的不能安顿，其中积聚着越来越强的破坏性的动力。

这时候，他搬了宿舍，和黄洋住在一起。黄洋人缘好，交际能力强，随和、亲近、悦纳，与林森浩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林相形见绌，林的挫败感和自卑感被强化。更何况，黄洋说话略带骄傲，会无顾忌地调侃别人，这也可能在不经意中刺伤林本来就极脆弱的自尊心。他们同住半年后，林在网络里，变得越发冲动，越发富有攻击性。他的自我纠结的破坏性力量慢慢地在转变方向和寻找外向的出口。

胡晓明：如果将“交女友”理解为一种生命的符码，他其实是需要一种阴柔祥和的生命状态。正如他自己说的，弯与曲的思维。他不快乐是因为他的生命状态从小到大，一线单行，根本上是缺失了喜气、满足、悦纳、安详的心态。而一线单行，更遮蔽了这种缺失。没有“女友”的他，不仅使其需求一直得不到满足，而且由于他的“直”，更强化了他的生命的缺陷。用中医的话来说，只是一个“顽阳”，即绝对的“阳”。一直是硬碰硬的、光秃秃的、线条僵直棱角分明的，而他的从小学到大学研究生的单一应试教育路线，一路成功，反而更锐化了他的“顽阳”状态。

“顽阳”的状态什么时候很容易发展成“阴刚”的人格呢？就是当他遭遇到黄洋的时候。黄洋是一个阳光、阳柔的生命，这都是林森浩那阴刚的人格特质所缺乏的。所以林要通过整黄，消灭黄，来成全自己阴刚人格的正当性。

张 玲：除了从中医哲学的角度来看之外，从现代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我可以将他的人格特质解读为“自我破碎化”。一个健全的人格，到了青春期，都面临一个重要的心理任务，即自我同一性的寻求与确认。这一任务完成的顺利与否，将形成四种不同的自我同一性状态：自我同一性的延迟、早闭、迷失、完成。前三种，都是不健康的，只有自我同一性的完成，是最终最理想的状态：经过了寻求，也找对了方向。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这方面没有着力。青春期，全部精力放在成绩和考试上。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人寻求都是延迟的。比如林说自己，光顾学习，只读理科书，不读文学经典，也不看成长片，导致不懂为人处世，不谙人情世故。凡此种种，是典型的人格发育延迟成熟。又因为我们的教育不鼓励独立和自主，所以，同一性“早闭”也很普遍。其实有多少孩子，皆未能经由自己独立的寻求和尝试，仅仅遵循社会潮流或父母老师的意愿，就盲目地确立了自己的目标。比如林服从父亲的安排读医，导致他头一年半浑浑噩噩，感受不到“医学神圣”，有时恨这个专业。“迷失”是什么？确立人格同一性的过程中，把一些具有一定的反社会的能量与原则，作为立身处世之道。为了成功，不择手段。比如林对社会的敌意和偏激评价，与人交往中的锱铢必较和记仇，以及过于极端的报复等等。

所以，他一边讲医乃仁术，一边在投毒；一边无偿献血，捐款救灾，一边为区区水费计较；一边悲天悯人，一边小肚鸡肠，嫉妒报复。就是在与自己的战争中，走向了不归路。

要避免下一个马加爵、林森浩，全社会都应及时地、清醒地意识到：重点不是大学，而是小学、小学！依我之见，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在这里，应尽快将教育从知识本位转向育人本位！

胡晓明：上次谈马加爵案时的观点，很多都要再一次谈：譬如如何改变功利取向的社会强势，盲目趋新趋智的文化崇尚，成长的单面化，越来越稀薄的人文空气等。在这过程中，教育的作用是极大的。首先是到了大学再来抓，已经太晚了；其次，当今大学的本质是忽略生命成长教育的，大学教授不做生命导师（也根本做不了生命导师），心理健康中心管心理障碍。仁义礼智信，孝、敬、让、自尊而尊人、以他人为重的传统礼则，与沟通、协调、同情、宽容、妥协、悦纳等现代价值，都没有真正落实到教育的脉络中。谁来真正关心大学生的灵魂发育与人格成熟问题？我多年以来真切体会到，文学、电影、戏剧，包含着太丰富多样、又深细又宏大的人格与生命的深层密码信息，本来，我们的大学生们，可以在其中解读、吸收、反省，化而为成长的资源。可是这些，在校园里都没有发生。文学的课堂无关身心大局，学生手机里电脑里只是八卦、搞笑与青春期替代性满足，大学生18到22岁最需要的东西，当今大学里往往没有给他们。眼看世界大学教育的潮流与趋势，越来越从道德与人格的完善，改变而为所谓“追求卓越”，而这个卓越不过只是一些学术市场的指标而已。

张 玲：是的，要避免下一个马加爵、林森浩，全社会都应及时地、清醒地意识到：重点不是大学，而是小学、小学！依我之见，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在这里，应尽快将教育从知识本位转向育人本位！

美国的小学教育，没有知识学习的太多要求，但育人目标却非常明确和严格。礼貌、友善、分享、守规则、环保、自由但不妨害他人，宽容与饶恕等等，是最看重的育人目标。他们的学生守则非常具体：靠右行走，为别人开门等。而且，一旦写出来，就一定执行。

联系林森浩的思维缺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说理教育课”，主要关注学生合理思维方式的建立，关注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培养。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直至大学，循序渐进，每年都有不同的目标。比如四年级：能够区分“事实”与“观点”、“原因”与“结果”；七年级：进行“说理评估”，即评估论据是否适当，有无偏见和成见；八年级：注意思维的统一性、连贯性、逻辑以及内部的一致性和结构；九到十年级：评估在说理中是否有对方意识，防止“说理谬误”，如自我中心，过分简单化、虚假两分法、虚假公理、树假想敌、自我合理化、防御性认知等等。我想，如果林森浩经过这样系统而全面的思维训练，不说他能完全走出他的思维误区，至少他会对自己的思维的非理性有起码的自知力。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