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4年7月5日《博客天下》第165期封面报道《我的前半生》上半部，博客天下微信账号：bktx2012）
导读：接受蒋南翔的建议，李远芃从此叫了李鹏。从放弃亡父所起的名字到与毛泽东在饭桌前的对谈，李鹏认为自己总是在需要别人指点的时候得到了长者的帮助，这也造就了他此后一生的个性。
三岁那年，李鹏的父亲死了。
他的母亲赵君陶是一个要强的人，不愿意告诉他父亲是被国民党政府杀死的事实，用“英国留学”来向儿子解释父亲的去向。
在1930年代，男人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被认为没有“父母运”，必须辛苦劳作，早早当家。
不过父母交游甚广，除了本身都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工作之外，还有一些有地位和声望的亲戚和朋友，这些关系保护着失去父爱的男孩，男孩的父亲、在海南岛遇难的李硕勋有一批关系密切的朋友，其中最有实力和才干的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李富春、蔡畅夫妇和陈云。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时隔多年之后，李鹏作为唯一曾经担任过中国国务院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两职的国家领导人推出了自己的回忆录《李鹏回忆录（1928—1983）》，详细地回忆了自己在成为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之前的岁月。
这并不是一个所有人精心培养一个战友的儿子，让他成为一个组织中的顶级人才的哈利·波特式故事，李鹏的大多数少年时代是在战火和各种撤退中度过的，根据他的回忆，他总是能够在需要别人指点的时候得到年长者的帮助。
李鹏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帮助过自己、教过自己的人，有的甚至不知姓名，在成都的时候，他提到自己去游泳（“当时只会一点儿狗刨”），遇到水蛭的袭击，当时一位老农经过，用鞋子慢慢地拍打钻入皮肉的水蛭，直到水蛭退出来。他心存感激，那老农却悄然离去。
他在此后的一生中时常遇到这样的优待，在晋察冀转移的时候，17岁的李鹏也曾经受到各种老乡的照顾，他们教会这个年轻人给马打马掌，告诉他马骑了一天，晚上必须要喂黑豆和草料，不然就再也走不动了。
他还在回忆录里感激地记录下同事、苏联读书时的老师和同学对他的帮助。自幼丧父又早早就离开母亲生活的李鹏似乎对别人对他的照顾特别在意，对他影响颇大的朋友，他往往会在身居高位后试图寻找对方，和对方恢复联系。
他曾经用了不少段落描写一位延安学习时，可能叫王真的病友，他认为对方是一名七大代表，他住院时收到了蔡畅和李富春的礼物，王真就会给他 讲，这是革命的情义，还告诉他关于整风的很多事情，李鹏对党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了解，都是从王真那里获得的。这可能是这个年轻人最早接触到关于政治的切身 说教。
在这本回忆录的后半部分，读者可以看到他去照顾别人，偶尔会忍不住讽刺照顾孩子的保姆喝掉留给孩子的牛奶，却也不曾对人恶语相加。
根据回忆录出版的顺序，原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把自己的人生划为两段，一段是55岁之前的生活，一段是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的生活。
他已经完成了两段人生中前一段的回忆录写作，而后一段的人生传记，也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
回忆录是给一个时代留下的史料参考，也是写给那个时代的一封最好的情书。
如果细翻这本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回忆录，可以看见已经86岁的李鹏心中满怀一种大业已成的气势。
书籍上除了出版方中国电力出版社的名字，还有中央文献出版社作为联合出版方，这种设置使得它在新华书店除了被当做新书推荐之外，还将被归类于国家领导人著作的柜台。
扉页上低调地印制着李鹏在庆祝三峡工程开工时写下的那篇《大江曲》，在已经退休的领导人当中，作者并非一个以书法见长的人，也并不善于辞赋，不过是一种自己对开发长江的期待之情：
巍巍昆仑不尽长江生巴山蜀水沃野千里人杰地灵满天星斗……千秋展宏图恰逢新时代万丈潮头。
落款显示这段话写于“一九九四年”，没有句读。
一张考究的透明纸隔开了作者近照和版权页，照片里，李鹏面带微笑，戴着他的招牌大框眼镜。红色的领带充满喜庆的气息。
红色恰恰也是李鹏最引以自傲的颜色，在过去的86年里，那个红色的印记是他一切道路的开始。
红色的孩子
将近10岁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父亲是被国民党杀死的，这个孩子突然就变得沉重了。
当时还叫李远芃的李鹏在长到10岁的时候，家里的一位长辈姻亲“夏娘娘”对他揭开了母亲没有明说的真相：他的爸爸并非在英国留学，因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领导干部”，“在海南岛被国民党杀害了”。
这位夏娘娘是李远芃五舅舅赵世炎的岳母，赵世炎是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参与者之一，和周恩来交情深厚，领导工人运动，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被国民党杀害。
李远芃的父亲李硕勋死于1931年，根据李鹏自己的描述，这次牺牲可能完全没有必要，一个在上海和香港活动的工人运动指挥者突然被安排去海南岛主持军事会议，在当地因为没有接应和掩护，一口四川话立刻让他被当地的敌人发现了。
李硕勋遇难前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红七军政委（他的前任是邓小平）和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赵世炎则曾经担任过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和中共中央委员。
在革命低潮期，看起来很高的职务实际上能够指挥的人力很少，两人的遇难都说明这一级别的干部在当时都是可能被迫需要独自行动或者化装行动——他们直接面对危险。
在父亲死后的几十年里，李鹏一直都是以“李硕勋的儿子”和“赵世炎的外甥”这两个身份被中央大多数干部认识。
李鹏的母亲赵君陶和父亲李硕勋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在李硕勋死后，中央指示赵君陶带着孩子先到上海再想办法，于是当时还有四个月身孕 （后来生下李鹏的妹妹李远芹，后来改名李琼）的赵君陶来到上海，见到了中央军委的刘伯承，当时刘伯承建议她带着孩子回四川老家，因为“苏区斗争环境非常残 酷，不合适”。
共产党人在照顾自己战友的遗孀时选择了最现实的一条路。刘伯承说：“那里有硕勋同志的家，家里还有他的哥哥等亲戚。你的兄长也在成都，过一段时间，组织上就会派人跟你接头。”
赵君陶带着孩子辗转于合川、宜宾和成都，担心李硕勋的老家庆符镇太闭塞，党组织可能会找不到，最终决定去成都居住。她的二哥赵世珏是个川军军官，一家人就寄居在那里，李鹏形容当时的生活“伙食比较清淡，经常吃一些时令蔬菜、泡菜、还有豆豉之类”。
李鹏的小学在四川省立实验小学（现在的成都市实验小学）就读，他父亲的好友王季甫给了他一些照顾，王也曾经在上海读书和入党，在组织遭到破坏后，这位医生回到成都生活。
除了本身照看自己老战友的孩子，给李鹏提供医药上的照顾之外，他还动用自己的关系把李鹏送进了当时的名校—省立实验小学。在赵君陶不时去附 近县里的中小学教书时，李鹏可以短期转出实验小学，然后在母亲丢掉外地的教职（大多数是因为宣传鼓动学生参加革命）后又转回来读书。
李鹏回忆起这段生活的时候提到，因为生活动荡，自己的成绩不是很好，不过“数学一直是强项”。
李鹏在省立实验小学很早就住校了，后窗望过去“外面是一片芭蕉林”，“枝叶茂盛，可以起避暑的作用”，一天晚上下雨，雨点啪啪啪地打着芭蕉 叶，高年级同学给小同学们讲鬼故事，几个小同学都不敢起夜，尿了床。李鹏说“这样的事发生了不止一次”，后来母亲来看他，发现被子里是湿的，非常自责。
李鹏并不讳言自己小时候爱尿床的毛病，在后来延安的窑洞里，他也曾经因为天气寒冷不愿意起夜而尿床—那时的同学们自嘲这种行为叫“海军部队”。
1939年春天，日军飞机轰炸了成都，当时被转移到温江县的省立实验小学的同学们目睹轰炸，受惊不小，李鹏在夜间梦见白天的轰炸，从上铺滚了下来，头部受伤。也正是这会儿，成都传来了“家里来人了”的消息，要他回去看看。
这是改变李鹏一生命运的重要一刻，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来到成都，看着头上裹着纱布的李鹏，她决定把李鹏从成都接到重庆。
图：李鹏和邓颖超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合影。
故人之子
李鹏说自己不是总理的养子，只是烈士的儿子，像他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都管邓颖超叫邓妈妈。
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最艰难的时刻，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一批共产党的政治犯被释放，共产党也可以在重庆进行公开活动，得到了难得的喘息机会，周恩来也开始逐渐寻找一些失散的同志以及他们的孩子。邓颖超把李鹏带到重庆去养伤。
李母赵君陶在重庆的第三保育院工作，李鹏自己入读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他说自己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人格非常钦佩。不久他第一次见到了父亲的老战友周恩来。
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李鹏长得更像父亲还是母亲打趣了一番，然后“周伯伯”发现李鹏有点驼背，背上拍了一下，又用拳头敲了敲。据说后来无论李鹏多大，周恩来再见到他的时候都要检查他是否驼背。
周恩来考校了一下李鹏的功课，拿了一份《新华日报》的社论，让李鹏念了一遍，归纳一下要点。李鹏照做了。这事后来被传得近乎神奇，成了“一个孩子小小年纪背马列主义倒背如流”的戏码。周恩来对李鹏的功课看起来十分满意，不久还把李鹏介绍给了当时名满天下的郭沫若。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关系再次趋于紧张，李鹏回忆，自己曾经在1941年1月11日跟周恩来一起来到《新华日报》社，周恩来极其痛心地向所有 工作人员宣布了事变的消息，这时突然电灯熄灭，灯光重新点亮之后，周恩来说：“我们正经历着黎明前的黑暗，但是黑暗吓不倒我们共产党人，我相信光明一定会 来到。”
时隔多年李鹏没有明说自己对“周伯伯”的仰慕之情，但是他记得周恩来说的每一个字，在这段讲演之后，周恩来让他和准备去延安学习的孩子们搬去一起住。
1941年初李鹏来到延安，蔡畅把他接到家里去住。蔡畅、李富春夫妇和李硕勋、赵君陶私交很好，当时李鹏的毛背心里缝了一个口袋，装有母亲写给“蔡畅妈妈”的信，以及60元的法币。赵君陶在信中托付自己的好姐妹、老领导蔡畅照顾儿子，“希望你们抚养他”。
李鹏在延安中学和自然科学院读书，这期间他说自己“对前方回来的同学”印象深刻，有些同学当过兵，有的还是党员。
1941年3月，陈云派他的警卫员去找李鹏，陈云和李硕勋曾经共事过，根据陈云对李鹏的回忆，在1931年5月，陈云、王明、潘汉年和李硕 勋四人曾经在一个小饭馆里吃饭，陈云对另外三人说：“为了革命胜利，大家一定要保重，我们要看一看，在座的我们的四个人，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这句话使得陈云对李硕勋的牺牲唏嘘不已，也使得陈云对李鹏印象深刻，这位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组织部部长总是尽力照顾这位战友的孩子。
幼年丧父的李鹏只能在无数父亲战友的回忆当中去咂摸和体会自己父亲的英雄气概，他也找到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王明关于那次聚会的回忆 和陈云基本相同。不过李鹏从来没有见到过潘汉年，李富春和蔡畅不让这个少年到潘汉年的窑洞去，李鹏认为是因为潘汉年做秘密工作，回来开会时不希望接触太多 和工作无关的人。
1942年秋天的延安，陈云带着李鹏在杨家岭的小灶食堂里吃饭，在那里遇到了毛泽东。
究竟陈云是有意带李鹏见毛泽东还是纯粹在食堂的偶遇已经不可考，但是当毛泽东坐下的时候正好在李鹏的对面，江青则坐在陈云对面。毛泽东不认识李鹏，问陈云：“这个娃娃是谁？”
陈云介绍了李鹏的身份，延安大学中学部的学生，“他的父亲是李硕勋。”毛泽东没有想起来李硕勋，于是陈云补充了一句“世炎同志妹妹的儿 子”。毛泽东一下子兴奋起来，提到自己和赵世炎都在李大钊的手下工作过。“他是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不过世炎他们是搞工人运动的，而我是搞农民运动的。”
随后毛泽东逐渐想起了李硕勋，记起了他在海南岛牺牲的事。随后毛泽东也问了李鹏学习的情况，以及看什么小说，李鹏福至心灵，提到了《三国演义》。毛泽东当时就问他《三国演义》里最佩服哪个人物，李鹏脱口而出的是“曹操”。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喜爱的名著作品，而《三国演义》里最喜欢的人物正是曹操，“文革”时期所有关于曹操历史评价，都是大法家、大英雄的套路，此外毛泽东还喜欢诸葛亮、周瑜和张翼德，不过在他的眼里，那三位都是办事能力强的同志、青年团员和特别能打仗的将军的代表。
毛泽东又问了李鹏喜欢曹操的理由，他说的是“能团结干部”，这个老戏新唱让毛泽东有点小小惊讶。他颇感兴趣地让李鹏举个例子。李鹏就举了官渡之战后，曹操把手下私自和袁绍来往的书信全部烧毁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对毛泽东的胃口。
江青问了李鹏一些关于育才学校和陶行知先生的事情。
当时毛泽东对陈云说：“这个娃娃了不起，一定要好好培养，以后一定是个人才。”
李鹏在回忆录中说，这种议论并非自己的原创，而是一些老同志的议论给了自己启发。
这次面对面的测试对李鹏影响深远，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在数份工作中被认为是能团结同事的人。
周恩来也曾经多次对李鹏耳提面命—在周恩来回延安的时候，李鹏曾经去他的书架上翻看一本《堂吉诃德》，翻完就放在了其他位置，周恩来以为书 被李鹏拿走而怪罪了他，不过后来书找到了，周恩来向李鹏道歉后，仍然对他说要批评他，书应该放回原位。这事对李鹏意义深远，他说自己多年后都用周恩来对秩 序的追求和严谨的态度来地告诫自己。
关于他和周恩来的关系，传言很多，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不是周恩来的养子，只是接受周恩来照顾的许多烈士子女当中的一位。
不过在回忆录中李鹏提到了对他和周恩来关系感兴趣的一些人，其中就包括朝鲜方面，在他某次在朝鲜参观时，朝鲜同志对他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感兴趣。
从谏如流的人
不是天才型的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
李鹏并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这也使得他对接受别人的意见不会感到别扭，他在很多关键时刻遇到别人好心相助，他也因此而心存感激。甚至于他把名字从李远芃改名李鹏，也是出于实用和从谏如流的考虑。
在去延安的路上，一起同行的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帮他改名为李鹏，一直沿用至今。
蒋南翔对李鹏说：“我们到了延安以后一般都要改一个名字，你现在的名字叫李远芃，远是李家的远字辈，芃这个字比较生僻。”蒋南翔建议李鹏把这个名字改一改，李鹏同意了。
李鹏说：“那请你给我改一个名字吧！”蒋南翔想了想说：“那你就叫李鹏吧！芃改为大鹏的鹏，这个名字意味着对你的希望，希望你将来为革命、为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于是李远芃从此就叫了李鹏，也确实解决了字太生僻的苦恼，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因为一个同志的建议就放弃亡父所起的名字。
在晋察冀地区转移的时候，李鹏学会了照料牲口，此前尽管他长期离开家过集体生活，但即使骑马也有人照顾马匹。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让他成长得 很快，他会在马车被敌机袭击之后仍然坚持把钱塞给马车的主人，这位老乡认为自己没把机器送到目的地，不该要钱。在李鹏坚持给钱之后，老乡到下一个村子里重 新找来了马车，帮了他们的大忙。
到1947年，李鹏已经19岁，对有些事会考虑得更加周详，因为要途经山东坐海船前往东北，过海时必须化装成老百姓。李鹏的评点是：“几乎是无济于事的，虽然发的是老百姓衣服，但是每个人的衣服都一样，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一看就不像是老百姓。”
李鹏到了哈尔滨之后，担任了油脂厂的协理（副经理）。尽管自己的父亲是一位红军政委，但是李鹏似乎并没有对上战场作战表现出特别的喜好，他 对技术和机器比较感兴趣。他没有接受过指挥作战的军事训练，但却会驾驶汽车和使用武器，他还协助公安机关逮捕一个有嫌疑的油脂厂职工。
李鹏偶然发现一个有特务嫌疑的职工散布谣言和私藏一把左轮手枪，公安部门要求李鹏自己去把这人押起来，免得进去逮捕会打草惊蛇。当时上级派 了一个面粉厂副经理（是位带过兵的干部）带着驳壳枪过去帮忙，他和李鹏两人在夜间把住在工厂宿舍里的这个人叫起来，然后用枪指着押出厂门交给了公安。
图：李鹏游伏尔加河。
苏联印记
李鹏在燃料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刘澜波面前表现出色，这使得刘澜波成为日后一直指点照顾他的人。
李鹏1948年到苏联留学，之前他对学习不算热衷，在担任油脂厂协理的时候曾对这个工作很有期待，但是他的母亲赵君陶坚持要他去苏联留学。
这次留学非常关键，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军事实力崛起的转折时期，苏联在东北的一些要地有驻军，协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了一些重要地 点，东北的形势到1948年，基本上大局已定，国民党退出了东北，这时中共的人力可谓充裕，军事干部在这几年成长很快，但是缺乏的仍然是各种技术干部，尤 其是在天下太平之后可以设计汽车、飞机和水坝的人。
中国共产党选择最优秀的青年去苏联加以学习训练，不过这种优秀，首先是忠诚、可靠，烈士和高级干部的子弟，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在延安的学校里，他们已经补习了几年的文化课程。
时隔多年之后，周恩来在和李鹏聊天时，把他们形容为“第三批留学生”，第二批留学生比他们要早得多，一般是一些高级负责人的孩子，当年随着 周恩来一起去苏联。决策者固然希望他们能学到东西和有所作为，但更多的成份还是让他们安全成长，接受亲近苏联的教育，解除他们父辈的后顾之忧。
李鹏在伊万诺沃和莫斯科一共学习了6年，期间还成为留学生学生会主席和支部书记，邹家华成为支部委员之一。邹家华后来曾在李鹏担任总理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是邹韬奋的儿子，比李鹏大两岁，留苏的时候他们的关系要好。
赵君陶的决策非常正确，在苏联的几年里，李鹏认识了很多第一代领导人的孩子们，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到了教育之后，在各领域表现出众，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已经是各部委和大型国企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了。
留苏学生的学生会主席角色也使得李鹏有了更多和国内领导人接触的机会，也有利于他去巩固年轻时与那一代长辈的交情，那几年苏联和中国常来常往，李富春给留学生们作报告、毛泽东访苏的时候接见留学生和讲话，都是李鹏利用自己和李富春、周恩来的关系争取下来的。
李鹏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的学习和生活安排得非常妥帖，他和林汉雄（后来担任过建设部部长）跟另外两位苏联同学住在一起，其中包括一位俄罗斯人的退役连长和一位少数民族同学，在四人中李鹏是成绩最好的，连长时常要向李鹏讨教。
李鹏这个时候已经显露出善于照顾别人的优点，因为连长在全院党员大会上要穿西装，李鹏就把自己的一套借给了对方，后来看着连长穿着合适，就干脆慷慨相赠。
其他外国留学生同学有的后来前途远大，比如来自罗马尼亚的伊利埃斯库，在齐奥塞斯库被杀之后成为罗马尼亚总统，后来来访中国还受到李鹏的欢迎。
毕业设计成功完成之后，李鹏成功地获得了工程师学位（苏联工科学位），1954年，他就地加入了来访的中国电力代表团。
当时的代表团以燃料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刘澜波为首，还包括后来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时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燃料工业部的人对李鹏也都很熟悉，他的三姨赵世兰当时担任燃料工业部的人事司司长。
李鹏把自己和刘澜波的交情称为“忘年之交”。
在苏联的访问结束后，刘澜波让李鹏和他一起乘飞机回北京，飞机中途在西伯利亚加油，遇到跑道结冰无法起飞，航空公司开的旅馆号称客满，这时 李鹏显露出了他灵活的办事能力。李找到旅馆的人交涉，首先告诉对方这里有一位中国副部长，要求他们拿出给要客留着的房间，其次他递上了一张100卢布的票 子。
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当中，苏联科学院的化学研究室主任在苏联的月工资是5000卢布左右。李鹏深谙苏联办事靠吵架不够，有钱更快捷的规则，这100卢布使得刘澜波副部长获得了一个小房间，而李锐、李鹏等其他人都在走廊里搭行军床凑合了一夜。
李鹏自始至终没有对100卢布有关于“不正之风”的评价，他是一个努力解决问题的现实主义者。
李锐开始问刘澜波如何使用李鹏的问题，刘澜波后来给李鹏的选择是，要么去基层，要么留在自己身边当秘书。
李鹏选择了基层，他去了吉林的丰满发电厂当见习厂长。
在苏联的6年时光当中，李鹏获得了学位，增长了见识，办事能力上也大有提高，和大多数留苏青年一样，苏联的痕迹伴随了他一生，苏联歌曲和文学影响着他的爱情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