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黛丽女士上网搜寻，查到一个专为父亲是同一捐赠者的注册网站，并帮助创建起一个在线小组以跟踪这些孩子。多年以来，她目睹了自己儿子所在群组的儿童数量在不断增长。

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如今，该群组的儿童人数已达150名，这群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父亲都是同一个捐赠者，而且数量还在持续扩大。“看到他们聚在一起的场面真令人咂舌，而且他们彼此都长得十分相像，” 黛丽女士说。​​48岁的黛丽是华盛顿地区的一名社会工作者，她经常会与儿子组群中的其他家庭一起度假。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由自己独立生育后代，通过人工授精方式诞生的儿童数量越来越多，特大型的同父异母群体也开始显山露水。虽然黛丽女士所在组群的规模可以名列前茅，但不少网站和聊天群里同父异母兄弟姐妹的人数也达到了50人左右，在这些群体中，捐精者们都被用数字做了独特的识别标记。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捐赠者和医学专家开始担忧：如此多的孩子源自同一位父亲，会带来什么样的潜在负面后果？那些罕见疾病的基因会不会因此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传播？一些专家甚至呼吁大家关注，那些居住得比较临近的同父异母后代之间可能发生意外的乱伦事件。

一位母亲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女儿记住了她的捐赠者的号码。”这位母 亲是在加利福尼亚接受捐赠的精子后怀上孩子的，如今女儿已经十多岁了。为了保护女儿的隐私，她要求不披露其姓名。“女儿就读的学校也有一些孩子是在捐赠者 的帮助下出生的。她对与她身世相同的男孩很有好感。这对她已经成为性教育的一部分。”

批评者认为，为了赚取丰厚利润，辅助生育诊所与精子库放任管束，以致过多的新生儿都源自同一个受欢迎的捐助者。他们要求，受助家庭应该获得更多有关捐助者状况和受孕儿童的信息。他们还呼吁要设置法律门槛，限制源自同一精子供体儿童的人数，同时严格审核众多的匿名捐助者。

巴纳德学院院长黛博拉·斯巴尔是《育婴业：金钱、科学与政治是如何驱动商业化 造人的》一书的作者，他说，“我们在购买一辆二手车时遇到的条条框框远比购买精子更复杂。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一辆车没有自己的历史档案，经销商不会随便把 它转手给你。但是，目前在生育行业却没有这样的规则。”

虽然其他不少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瑞典，都限制捐精者的捐赠次数，但在美国还没有这样的限制。美国的专业组织生殖医学协会仅发布了工作指南，建议每80万人口同一个个人的捐赠不超过25例。

目前，无人知晓这个国家每年到底有多少孩子是借助捐献者的精子来到人间的。有人估计其数量可能介于3至6万之间，也有人认为或许还不止这个数。捐助者同胞登记网的创始人温迪·克莱默说，借助辅助手段生育孩子的母亲被要求自愿向精子库报告孩子的出生情况，但是真正这么做的人只占其中的20％至40％。

由于缺乏记录，许多家庭把目光投向了donorsiblingregistry.com，寻找自己孩子的同父异母兄弟或姐妹的信息。

克莱默女士自己的儿子瑞安就是通过精子捐献者的帮助而降生的，她于2000年创建了这家登记网站，旨在帮助联络所谓的受赠者家庭。有关孩子的家长可以登录该网站，注册孩子的出生情况，并且通过核实分配给捐精者的数字代码寻找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她介绍说，许多家长中在得知孩子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后都感到非常惊讶。

“他们以为，自己的女儿可能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兄弟姐妹，”克莱默女士说。“但是，当他们来到我们网站，居然为女儿找到了18个兄弟姐妹。这着实让他们吓了一跳，而且我也目瞪口呆，因为这些群体仍然在不断扩大。”

克莱默女士说，美国境内的某些精子库对待受捐助家庭很不道德，现在该是考虑制定新的法律的时候了。

“由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也发生类似的情况，”克莱默女士说。“我们有必要公开提出这样的问题，‘最符合即将出生孩子利益的东西是什么？’以及‘把一个孩子带到人世间而不让他/她知道自己身上另一半血缘的遗传、医疗历史和祖先，这样做是否公平？’

“这些精子库让捐助者隐姓埋名，在帮助女性生儿育女的同时赚取大把的钞票。但是在这套运作模式中，对受助家庭做些什么才有利却无处可找。”

在英国，当第一个体外受精地婴儿路易斯·布朗于1978年降生之后，许多类似的问题就引发了辩论。1982年，英国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玛丽·沃诺克领衔，围绕着生殖健康所产生的问题进行调查。

具有突破意义的沃诺克报告含一份建议清单，包括规范人类精子和胚胎的买卖和严格限制同父异母儿童的人数（每位捐赠者的后代不超过10名）。目前这些规定已经成为其他国家的行业惯例。

男爵夫人沃诺克在一份电子邮件中写道：“如果捐助者被允许想捐多少就捐多少，由此对社会基因库会产生何种终极影响，实在无法做出准确预测。”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试管家庭：为什么生育市场需要法规》一书的作者纳欧弥·卡恩认为，如果不加限制，理论上同一个捐赠者可以产生数百名血缘相关的后代，因此在这些数以百计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之间发生意外乱伦的可能性极高。

同样，捐精者也在日益成为关注对象。“当我具体问到，究竟多少孩子合适，我被告知无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不过五名或许是一个安全数字，”德克萨斯州的一名精子捐赠者如是说。出于对个人隐私的担忧，他要求不暴露自己姓甚名谁。“有人告诉我，一名捐助者有超过10名的后代是非常罕见的。”

然而，他后来却在捐助者同胞登记网发现，有些捐助者的名下竟排列着几十名儿童的名子。“他们无论怎么做都不需要付出代价，”在谈到精子库时他说，同时他也是捐赠者之一。“对于受助者家庭、捐助者以及儿童，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应该受到谴责。”

捐助者同胞登记网的创始人克莱默女士介绍说，她网站上有一名精子捐献者了解到自己有70个孩子。现在，他利用Excel电子表格跟踪所有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时不时地他会有一个新出生的孩子或一对双胞胎，”她说。“这简直让人无法接受。问题不在于他签过什么字，而是别人对他承诺过不会太高的后代人数。”

长期以来辅助生殖行业一直抵制监管，不过同父异母儿童的爆炸式增长可能会改变这种状况。此前对于某些捐助者可能会有超过100名后代的说法，美国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主席布尔茨斯基·罗伯特博士一直持怀疑态度。不过现在他说，该是重新审定捐助限制的时候了。

“在 以往，断定一名捐赠者可以帮助多少名儿童诞生，主要是估计这些意想不到且血缘关系密切的兄弟姐妹之间相遇并且结婚的风险程度有多高，”布尔茨斯基博士说。 “我认为，那些模型在预测风险何时发生方面极其有限。现在我认为需要对有关多少数量后代才合适的标准和政策进行重新评估。”

克莱默女士说，由于围绕着精子与卵子捐赠有太多的秘密，通过精子捐赠获得后代的家庭始终带着心理负担前行，着实不容易。有些异性夫妇永远不会告诉孩子，他或她是一个精子捐赠的产品。

身为华盛顿社工的黛丽​​女士说，她儿子组群中的其他家长因为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遭人歧视而一直遮遮掩掩。但是她说，她和其他一些受助者父母都毫不畏惧挺身而出，因为他们“需要开始倡导制定一些规则。”

当一名孩子发现自己只是50或更多孩子之一，究竟意味着什么，专家们也无从把握。“他们在向不孕症患者提供咨询时，往往避谈这些，”克莱默女士说。“你如何让人把这么多同父异母兄弟姐妹联系在一起？对这些孩子家庭又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