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巍：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格拉斯哥大学访问学者

　　就在大约一个星期前，在听完John Curtice教授公投演讲后回家的路上，作为一个兰开夏裔英格兰人，作为一个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尚未毕业、以22岁之冲龄便在格拉斯哥大学 荣膺教职，并于此结婚生子，直至几年前荣休的Christopher Berry教授神色恓惶地表达了他对于苏格兰独立前景的“焦虑”，而就在一个月前，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谈及公投时的那份淡然和笃定，因为那时的他依然从容 地认为，“苏格兰独立”仅仅只具有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Berry教授的焦虑显然源于近期独派民调的显著上扬，甚至中间还曾一度压倒统派成功逆袭。而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这近半年间，随着公投的日益临 近，我也近距离地感到了独派更坚持不懈、更凌厉动人，也更加接地气的宣传攻势;而与之相较，统派的舆论宣传则略显漫不经心，也更像是交差了事的官样文章。 凡是独派的活动，无论是讲座，还是游行集会，无不表现得激情澎湃、声势雄壮，而相形之下，我甚至觉得统派有点组织涣散、暗无声息。而这种鲜明的反差也不难 从他们各自所派发的宣传册中管窥一二：统派宣传册的封面是五位手拉手的英国少年，并配之以“A United Kingdom, A united future”的口号，但这种宣传文案除了传达出民族共和这一抽象的统一理念外，并未指向民众所关心的任何实质性内容;而独派宣传册则制作则别具匠心，无 论是封面上的构图——一位慈祥的老妇人及其襁褓之中的婴儿，还是封面及封底的宣传口号——“Independence will be best thing for generations”，“Scotland helped invent the modern world. Surely we can prosper in it”，都更加铿锵有力、动漾人心，也更加直指这次统独之争的核心：苏格兰如何才能建成一个“幼有所养，老有所依”，一个更加繁荣而公正的社会?

　　两种民族身份之争?

　　如果说，1707年的苏格兰是为了融入现代自由体制和商业文明才毅然决然地斩断绵延数个世纪的家国情仇而主动地选择与英格兰合并;那么，在时隔 307年后的今天，推动苏格兰公投的依然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种褊狭的原教旨式的民族主义，就像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苏格兰人，我们热 爱我们的家园(country)……我们以身为苏格兰人为傲，但与此同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多多少少以身为不列颠人为傲。我们并不是在这两种民族身份之 间进行选择。”实际上，尽管以语言、血缘和族裔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曾在19和20世纪大放异彩，并掀起大规模的腥风血雨，但在这个日益全球化、大规模的国际 移民蔚为浪潮的今天，它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失去了其往日的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同样，在苏格兰，主导此次公投的SNP(苏格兰民族党)不仅没有祭出其早期的 民族主义大旗和修辞话语，反而是在小心翼翼地在淡化其民族主义色彩。比如在今年夏初，SNP就刻意地回避了“班诺科本之战”(the Battle of Bannockburn)700周年纪念活动，从而也选择了与“Brave-heart nationalism”拉开距离。而事实上，苏格兰本身所蕴含的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化和种姓差异也使得任何一元化或同质化的民族叙事左右支绌、漏洞百 出;更何况，在投赞同票的独派阵营中，有很多人原本就属于更为激进、更为左倾的国际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民族出身只是一种偶然性的事件，并不值得引以为傲，唯有一个“公正社会”才是值得推崇的成就和政治效忠的合法对象;而一个更为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有不少在苏格兰生活和工作的英格兰人也准备投赞同票。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此次公投显然并非两种民族身份之争，而是更多地关涉到了社会发展模式之争，关乎到苏格兰未来道路的选择。 就像小说家James Robertson所观察的那样：“独立论辩实际上并不真正地关乎于独立，而是关乎到独立后的苏格兰将走向何处”。在这种意义上，苏格兰的此次公投，在很 大的程度上不是事关民族问题，而是事关民主和民生问题;而其真正的宗旨也远非是追求民族国家，而是要重建社会公正。诚如苏格兰的首席副大臣，同时也是 SNP党员的Nicola Sturgeon所宣称的那样：“苏格兰独立并不是基于民族性，而是基于社会正义和民主价值”，“我 加入SNP并支持独立是因为我相信：一个独立的苏格兰是通往一个社会公正的苏格兰的最佳途径。对我而言，独立的苏格兰本身从来就不是目标，而是作为实现如 下核心目标——也即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的手段”。平心而论，在区域整合、全球一体化日趋加速的今天，拆散一个成功地维系了307年、 并历经各种风雨考验的联盟，要想在道义和情感上赢取支持殊非易事，而独派之所以能从当初被嘲笑为“一个人的战斗”，到今天取得在民调上与统派分庭抗礼的成绩，正是因为其淡化族群概念、以社会正义来重建公民纽带的宣传战略发挥了巨大的意识形态动员能力。而与之相较，西敏寺除了常常以经济手段为威胁，并没能给出让苏格兰留在UK的足够令人信服的理由，更遑论发展出一套具有情感动员能力的理论说辞。

　　走北欧道路，向挪威看齐

　　在苏格兰政府所编制的长达650页的《独立白皮书》明确指出：独立后的苏格兰将会走“北欧道路”(Nordic model)或“斯堪的纳维亚道路”(Scandinavian model)，并向挪威看齐。而此次公投的第一大推手，苏格兰第一大臣萨尔蒙德(Alex Salmond)更是声称，一个独立的苏格兰将会成为南方(指英格兰)各种进步主义观点的指路“明灯”。这意味着独立后的苏格兰将更加致力于进步主义立法，致力于与作为苏格兰社会之脓疮的贫穷和不平等做斗争，从而将苏格兰建成“一个更左倾、更加社会民主、也更加亲善之地”。

　　苏格兰独派之所以决定将解决贫困和不平等作为社会立法和社会政策的核心目标并非空穴来风。记得今年4月底刚 到格拉斯哥时，我曾在当地的报纸Sunday Herald上看到这样一组数据：在苏格兰，最富有的10%家庭的财富是最贫穷的10%家庭的财富的900倍(其中，最富有的100人积聚了 21billion镑的财富)，30%的孩童所在的家庭只拥有2%的国民财富。而正是这种“财富鸿沟”和二元分割的经济状况决定了独派和统派的民意基础：独派最大的支持力量来自于工人和农民，以及以阿伯丁为中心的东北部工业区;而富人、企业主以及以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以核心的中产阶层则倾向于支持统派，因为他们担心独立后的苏格兰的会实行累进所得说。而不久前苏格兰的一家民调机构所做的调查也佐证了这种民意分布：在22个最贫困的居民区， 47%的受访者准备投票赞同独立，而在22个最富裕的居民区，只有26%的人准备投票赞同独立。

　　但在独派看来，贫穷和不平等并非苏格兰的“天定命运”。正如著名专栏作家Lesley Riddoch在一次以“Scotland’s Destiny? Tartan England or New Nordic Democracy”为题的讲座中所指出的：以 地理位置、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而论，苏格兰本应该成为像挪威那样富裕、公正而又幸福的国家。但苏格兰现在的实情是：许多儿童得不到很好的养护和教育，许多 老人被迫在食物和暖气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而造成这种令人心酸境况的正是自80年代以降“不列颠国家的失败”(failure of British state)：这一方面表现在英格兰的托利主义统治精英们日渐沉迷于自由放任主义，从而背弃了作为战后大不列颠最大成就的福利国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以西敏寺为中心的集权化的统治架构，日益不能敏感地回应苏格兰民众的地方诉求。许多苏格兰人对英国40、50年代所确立的福利制度(如NHS)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项项具体的制度安排，而且也集中体现了苏格兰人更崇尚平等、公正和同情(compassion)的价值偏好，体现了苏格兰人更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更强调福利政策是一种社会性的投资(social investment)，而非国家的负累(a drag on the state)的价值观。正是基于这种原因，苏格兰人对英格兰自80年代以降日益滑向市场崇拜并大张旗鼓地私有化心存厌恶。而这种价值形态的分歧因政治架构的安排而进一步的放大。由于苏格兰在西敏寺（英国议会）只占有9%的议员席位，而更为糟糕的是，在最近若干次大选中，由于苏格兰人民所选择的政党总是与整个不列颠所选择的政党背道而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苏格兰人民永远不会成为西敏寺的优先考虑对象，从而导致西敏寺的政策安排与苏格兰人民的偏好之间的罅隙也日益加深。

　　故而独派认为，既然苏格兰与英格兰在价值取向上已分道扬镳，既然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下，苏格兰的这种价值偏好注定得不到应有的表达，那么，独立便成为最佳的选择。因 为与西敏寺那些出身于Oxbridge(牛津剑桥)、读过寄宿制公学的政治精英们相比，大多工人家庭出身的苏格兰地方政府的阁员和议员们更能代表苏格兰的 民意和价值观。而这一点也在自1999年以来历届苏格兰地方政府始终致力于消除不平等和贫穷，致力于重建社会团结，致力于消除由财富分化所带来的社会疏离 和社会排斥中得到了验证。而且，历史也仿佛证明：在一个去中央集权化的小国，可以实行更加灵敏、更加公平的社会政策，从而也更加有助于重建一个以社会公正 为核心的公民纽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像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独立公投不是关乎到是否留在UK，而是关乎到塑造一个在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指标方面堪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媲美的苏格兰的新黄金时代”。

　　帝国的衰落：一种历史的视角

　　要全面地分析这场注定会重塑未来的公投(至少对不列颠而言是如此)，也许“大历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视角。就像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所指出的 那样：历史研究者常常流连沉迷于历史激流所形成的妙不可言的浪花，而忘了形塑这些它们的正是那个更为隐秘的、但也更能持久地发挥作用的河床。同样，苏格兰 现在之所以不惜抛弃维系了307年之久，而且绝大部分时间都相当成功的联盟而走向独立公投，看似偶然，实则是由许多长期性、结构性的趋势和力量相互叠加的 结果。

　　首先，它是不列颠帝国衰落这一长期趋势的产物。尽管大名鼎鼎的苏格兰格拉斯哥裔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Niall Ferguson在公投演讲中呼吁保持UK，认为当今的世界并不适合“小国家”的生存，指斥立意走“斯堪的纳维亚道路”的独派有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把苏 格兰变成一个“Scandal land”(丑秽之地)(利用Scandinavia与Scand-land字形上的相似)，并动情地回顾了不列颠帝国往日的荣光以及苏格兰人所曾在其中 所扮演的重要作用，甚至进而援引伯克的理论，认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union”是一种代际契约(这一代的苏格兰人没有权利拆散它)，并在演讲结尾悲情地 声称独立后的苏格兰将“No more sterling, No more Great Britain, No more Scotland”。尽管许多人对弗格森一贯的帝国史观不以为然，但他却于无意中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也即帝国在“英苏联合”(Anglo- Scottish Union)中的重要性。如果说，在不列颠帝国成长、强大直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臻至顶峰的过程中，“英苏联合”得以诞生、强化和巩固，那么，随着 20世纪后半叶不列颠帝国的衰落以及与之相伴的去殖民化过程，“英苏联合”的根基也逐渐遭到腐蚀甚至坍塌。就像苏格兰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有 “National Bard”之美誉的Sir Tom Devine所指出的，1707年的英苏联合并不是基于“爱”的婚姻，而是基于“利益”的不伦之恋。确实，在18、19世纪，当不列颠帝国处于上升和鼎盛 期的时候，帝国及其广大的殖民地不仅为苏格兰提供了广阔的产品市场和有利可图的大西洋贸易，而且为苏格兰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海外殖民地担任文官， 在帝国军队中当差。正是依托着帝国，苏格兰经济在18世纪后半叶和整个19世纪迅速腾飞，而格拉斯哥也一跃而为不列颠的第二大城市。即便是时至今日，漫步 在格拉斯哥市中心，仰望矗立在街道两旁的气象宏大的Merchants house和美轮美奂的“烟草大亨们”(Lords of Tobacco)的私宅，您仍然能感受到维多利亚时代格拉斯哥扑面而来的繁华和荣光。而有趣的是，在这种利益驱动下，苏格兰人对不列颠帝国的认同也似乎达 到了顶峰，格拉斯哥为数不少的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就是明证。但是，随着不列颠帝国在20世纪后半叶的衰落以及殖民地的丧失，随着帝国资源的日渐耗尽，“英 苏联合”最强固的支柱似乎也逐渐腐蚀，直至崩塌。“以利合，利尽则散”，这似乎成了“英苏联合”在当下的残酷写照。

　　其次，它也是当今世界政治治理日益去中心化和地方化这一长期趋势的产物。身处苏格兰，耳濡目染，我所听到最多的就是对“西敏寺”的抱怨，甚至就像历史学家Sir Tom Devine所指出的那样，苏格兰之所以闹到今天要独立的地步，别无它因，无非是“不列颠国家的失败”!就像前面所提及的那样，不列颠政府中央集权化的治理结构并不能对苏格兰民众的诉求做出灵敏、及时和有效的反应，而更糟糕的是，在这种治理结构下，全不列颠的资源和机会都被伦敦所垄断!虽然苏格兰人一直在为争取完全的地方自治做出不懈的努力，但西敏寺就是迟迟不肯放权。直达真切的独立风险愈益迫近时，首相 卡梅伦才慌忙地带领三大党的党首向苏格兰许诺：如若不独立，将像苏格兰移交更多的权力;而代表执政党前来说项的斯密的柯卡尔迪老乡、前首相高登.布朗 (Gordon Brown)甚至承诺：苏格兰将享有“nothing less than a modern form of home rule”;而下一届很有望执政的工党领袖米利班德(Miliband)更是进一步表明：如若明年当选首相，他将不仅对英苏联合进行根本性的调整，而且还 将以此为契机，改变西敏寺的统治方式，在全英国范围内推动中央权力向地方的下移;与此同时，布朗甚至还暗示了在英国实行联邦主义的可能。总之，以此次公投为标志，无论苏格兰最终独立与否，不列颠的治理结构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诚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集权化的治理结构已不再适应现代世界的需要。

　　最后，它也是对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的一种反动。已有评论者指出，此次公投是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之间 的较量。而以我有限的观感，现在全球范围内似乎正在兴起对新自由主义及其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反思，当然，皮克蒂的书是最好的明证。而在英国，我也在BBC Radio 4中多次听到了关于“自由资本主义”(以英美为样板)与“秩序资本主义”(以德国、日本和北欧为样板)之间孰优孰劣的激烈争论。而具体涉及到英国，全球化 虽然使伦敦的金融阶层赚得盆满钵满，但与之相联系的去工业化过程却让大量的原本在工业部门工作的苏格兰人失去了工作。甚至连布朗也承认，由于全球化，苏格 兰至少失去了100万个工作岗位。作为佐证，我现在租住的居民区，此前就曾经是一家大型的钢铁厂。而主导此次公投的SNP承诺，独立后的苏格兰将加大工业 投资，比如将重建格拉斯哥的造船业。与此同时，在苏格兰这样一个传统上存在“农村”与“城市”，“苏格兰高地”与“苏格兰低地”这种经济上的二元分野的国 家，自由放任主义和市场崇拜只会造成社会的永久性分裂和社会排斥，而这也是一向崇尚平等、仁爱和同情，并最早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原则(苏 格兰启蒙运动之父哈奇森)，最早进行“空想社会主义”实验(欧文的拉那克)的苏格兰民族所不愿看到。

　　这些天来，每当穿过笑语喧喧的Riverside Bar、走在绿荫匝地的Kelvin Walkway，听着淙淙流水，望着河对岸沐浴在万丈金色之中神圣而庄严的教堂尖顶，我不禁想：在这样一个曾诞生过休谟、斯密、彭斯、司各特，一个曾发明 了蒸汽机、盘尼西林、超声波、多利羊的伟大土地，无论此次公投的最终结果如何，善良、智慧而富有同情心的苏格兰人注定会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征程中谱写新的传 奇!而此时此刻的我，又是多么希望自己不仅仅是一位来自遥远异乡的看客，而是带着一颗勇敢的心，伴随着欢笑与泪水、梦想与希望，与四围浑雄而刚健的脉搏一 起强劲跳动的苏格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