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檄 文，其中就点到了三名著名的学者胡适、傅斯年、钱穆，将其视作帝国主义与反动政府控制下的小知识分子。于是，钱穆也因此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化战犯，不得不逃 离大陆。对此，钱穆是早有准备的。在解放前，汤用彤曾经到江南大学对钱穆讲，胡适要他一路到台湾去，问钱先生看法咋样。钱先生就说你去干什么，你是教书 的，就只晓得做学问教书，哪个不晓得，众人都晓得的。共产党来了要办大学还要聘你。胡适这些人都靠得住啊？他要你的时候就要你，他不要你的时候就把你甩 了。你跟他到台湾去干什么。但钱先生又说：“我就不同了，我以前是骂过共产党的人，所以我非走不可，但是我不到台湾去。”

钱穆是不能去台湾的，毕竟在抗战胜利后，昆明盛呼北大复校，聘胡适为校长，当时胡氏尚留在美国，由傅斯年暂代，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皆函邀 赴北平，但先生并未得来函邀请。昔日的积怨，在钱穆撰写《国史大纲》时便有端倪，只不过傅斯年借机将钱穆清除出北大而已。昔日，胡适也用同样的伎俩将蒙文 通清除出北大。并且，中央研究院评选第一届院士时，也是由傅斯年等操纵，致使钱穆被排斥出主流学界近二十余年。从此处不难看出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等人积怨颇 深，却不料被点名与此数人并列为文化战犯。对此，钱穆心中不免委屈。五十年代初，吕思勉先生与钱穆先生曾有几次书信往来，劝其可以在沪港两地教书讲学。钱 穆在复信中拒绝了此事，认为虽无刀镬之刑，但需改变文化信仰，这是他所做不到的。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去台北再受胡适、傅斯年以及李济等人的羞辱，所以决 计留在香港，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存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命脉。不意被香港报纸谩骂为封建余孽、帝国主义走狗。对此，钱穆不免抱 冤，认为其自读书懂事以来，就深知要爱国爱民族，爱国素不后人。却不知何以至此，并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实在是知识分子没有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然而钱穆去香港办学，也不过是机缘巧合，本来因为战事日紧，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由上海同赴广州。在街头遇到昔 日老友张其昀，声言要与谢幼伟、崔书琴等人在香港办学，并邀请钱穆与唐君毅一同前往。1949年秋，钱穆随华侨大学迁往香港，不久便与张其昀、谢幼伟、崔 书琴创办之亚洲文商学院，钱先生出任院长。一年后，学校改名为新亚书院，钱先生出任常务董事、院长。但到了冬天，新亚书院已达山穷水尽之绝境，同仁等皆盼 先生赴台寻求支持。后得到雅礼协会的支持，新亚书院才能够顺利主办下去。当时书院的学生对新亚初创时有深情的回忆。

当时新亚书院初创，学生一共不超过二十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从大陆流亡来的难民子弟，九龙桂林街时代的新亚更谈不上是“大学”的规模，校舍简陋得不成样子，图书馆则根本不存在。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已占满了全部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中，钱穆先生孤身一人在香港支撑着书院的工作，由于长期的劳苦，昔日的胃病又发作了，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 余英时在看望他的时候，向其询问有何要帮助做的事情。钱先生说，想要读王阳明的文集。在余英时回来的时候，他仍然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仿佛整个新亚书院 都是空的。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钱穆依然舌耕不辍，立定讲坛。当时就读新亚的学生叶龙曾翻检“修课表”，发现钱先生当时所开设的课程。

第一年选了钱师的“中国经济史”和“中国通史”；第二年是钱师的“中国文化史”；第三年是钱师的“庄子”和“中国文学史”；第四年是钱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时，钱师开的“韩（愈）文”及“诗经”是全体研究生必读的。繁体版序一001

除了平时的行政和教书育人外，钱穆还笔耕不辍，撰述不绝。通过翻检韩复智编著的《钱穆先生学术年谱》，抄录了这十五年间其学术研究的简单情况。

一九四九年 己丑 五十五岁五月，《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由台北自由中国社出版。是年，撰《人生三路向》等论文五篇。
一九五O年 庚寅 五十六岁成《人生十论》。是年，撰《中国传统政治》等论文十七篇。
一九五一年 辛卯 五十七岁成《中国思想史》。十二月，《庄子纂笺》，由香港东南出版社初版。是年，撰《中国民族之克难精神》等论文二十二篇。
一九五二年 壬辰 五十八岁一月，《文化学大义》，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十一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于香港自印出版。十一月，《中国思想史》，由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是年，撰《唐宋时代文化》等论文十一篇。
一九五三年 癸巳 五十九岁六月，《宋明理学概述》由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六月，《四书释义》由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是年，撰《朱熹学述》等论文二十二篇。
一九五四年 甲午 六十岁为《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是年，撰《孔子与春秋》等论文十二篇。十月，并将《王守仁》—书略加改定，易名为《阳明学述要》，交台北市正中书局重排出版。
一九五五年 乙未 六十一岁三月，《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再版。四月，《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印行。五月，《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初版。是年，撰《中国思想史中之鬼神观》等论文二十二篇。
一九五六年 丙申 六十二岁十二月，《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是年，撰《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等论文十八篇。
一九五七年 丁酉 六十三岁四月，《秦汉史》，于香港自印初版。十月，《庄老通辨》，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计收文十五篇。是年，撰《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等论文十八篇。
一九五八年 戊戌 六十四岁六月，《学籥》于香港自印初版。八月，《两汉经学古今平议》，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是年，撰《读文选》等文二十四篇。
一九五九年 己亥 六十五岁是年，撰《从董仲舒的思想说起》等文二十一篇。
一九六O年 庚子 六十六岁一月，赴美国耶鲁大学讲学，课余撰《论语新解》。五月，《湖上闲思录》，由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六月，《民族与文化》，由台北联合出版中心出版。是年，撰《新亚书院十年之回顾与前瞻》等文二十一篇。
一九六一年 辛丑 六十七岁十二月，《中国历史研究法》，由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出版。是年撰《关于学问方面之智慧与功力》等文二十一篇。
一九六二年 壬寅 六十八岁十月，《史记地名考》，由香港太平书局初版。是年，撰《学问与德性》等文十八篇。一九六三年 癸卯 六十九岁三月，《中国文学讲演集》由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十二月，《论语新解》，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初版。是年，撰《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 系》等文十五篇。
一九六四年 甲辰 七十岁是年，撰《中国文化体系中之艺术》等文二十篇。

一九六三年十月，钱穆先生向学校提出了退休申请，次年夏日正式退休。后来，钱穆先生为了就读的学生考虑，所以毅然决定加入香港中文大学（由新 亚书院合并而成）。当时，学校内对于合并，多有异议之声。昔日好友多因此怪罪先生，并鼓动学生风潮。以致钱先生作退休演讲时，并无学生从旁记录，反而钱先 生在次日得知后，凭记忆将演讲复述一过。为此，他辞职时坚拒以申请退休方式取得一笔可观的退休金，而坚持以辞职方式离开新亚，不带走一分一毫。那么，究竟 是什么使钱穆产生了辞职的念头，并决议不接受任何的馈赠呢？

关于新亚书院的人事纠葛，当事人对此讳莫如深，我们只能从旁人记录中寻得蛛丝马迹，也未必能完全了解真相。不过，此事体大，还是应该认真考 察。如余英时在钱穆过世后，曾撰写《钱穆与新儒家》一文，揭示了钱穆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学术品质的差异。然而，余英时毕竟是钱穆的弟子，此文未尝不会 为门户之见所囿。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有更深入的判断。

钱夫人胡美琦女士对此曾回忆道，

有关海外“现代新儒家学派”的由来，据说起因于1958年张君劢、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四位先生在《民主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宣言，题目是“我们对中国学 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当年宾四曾坚拒在此“宣言”上签名，写有一封《复张君劢先生论儒家哲学复兴方案书》，此函刊载在当年香港 《更生杂志》上，这本杂志少为人知，所以这封信也少人注意到。

其实，在《宣言》起草时，唐、徐两先生皆曾与钱先生商谈过，钱先生已经明确表示反对的立场。所以，张君劢先生远从美国来函劝签署的事。在1960年，钱穆赴美讲学，曾去过旧金山，再就此事进行过探讨。

1960年，宾四应耶鲁大学聘，赴美讲学，我们曾到旧金山。君劢先生因病在家休养，请人来接我们夫妇去他家餐叙，并无外客。谈到“宣言”事， 两人起辩论，宾四曾直率说明拒绝在“宣言”上签名的理由。他当时的话，我现在已无法原句重复。就记忆所及，宾四认为知识分子对外公开发表意见，政治与学术 两者应有分别。政治有政治的方式，学术有学术的做法，两者混淆不分，对国家社会只会造成伤害。他同时认为，发表“宣言”的这种做法，极不妥当。这种姿态， 像是对世人宣称“‘道’只在我辈”，恐易引起海外学人的更分裂。宾四说：“国家已到这种地步，此时此刻，大家应该相忍为国，万不宜再在学术上分党分派。” 君劢先生曾力辩，说发表“宣言”正是为救国。两人当时都有些激动。宾四举出许多流亡前大陆学界的实例，并十分感伤地说：“大陆之失，我辈知识分子应负绝大 责任。”君劢先生听后，不再多辩。宾四这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那晚从张府返回旅店，他的情绪久久不易平静，继续对我讲及大陆学术界种种情况，并重复说了 几遍“大陆之失，知识分子该负最大责任”。胡美琦《也谈现代新儒家》27

很明显钱穆对于海外新儒家在《宣言》中“以道自任”是颇不以为然的，并且认为这样做无益于传统文化的传扬，反而会在海外知识界造成分裂。这种 思想学术上的分裂，恶果已经在大陆发生过，如果因此《宣言》而造成再次的分裂，那么就是罪上加罪了。显然，张君劢是不同意钱先生的看法，并认为这种以道自 任是一种士大夫的承担精神。可惜，60年代台湾爆发的文化论战，就是再一次的知识界的分裂。而其中论战的一方，恰恰正是签署宣言的徐复观，其在论战后离开 台湾赴香港任教，成为中文大学哲学系新儒家的支柱之一。说这么多，只是向大家展示新儒家学者与钱穆先生的学术分歧。下面，我们不妨再看一下校园内的行政分 歧。叶龙曾经对新亚书院文史与哲学的矛盾有所记录。

顺笔一提，当时研究所之指导教授，规定每指导一名研究生，可每月发给二百元薪酬。此事可造成指导研究生多寡而月薪有所差异，而每年招生往往是投考文史者多 而哲学者少，致使唐君毅教授不满，而向钱穆所长投诉。此后，钱师遂将指导费取消。此事由钱师曾向刘百闵教授谈及而转声转于我，亦算一轶事。此举可能于牟润 孙教授有所不悦，惟未有所闻。叶龙下篇《钱穆信函遗墨 》67

尽管唐君毅与钱穆早在江南大学时期就已经是同事，但是在新亚书院共同任教期间，唐君毅就曾因待遇问题向钱穆发难，当然，深层一些的原因，肯定 是不满当时文史专业的学生更有优势，而哲学方面则不免零落。所以，当钱穆离开新亚书院后，唐君毅便邀请牟宗三与徐复观两位联袂来港任教，形成了著名的新儒 家学派。随着哲学系实力的增加，对学校的要求也就增多。所以，当新亚书院由农圃道迁到沙田新址后，哲学系因不满办公室待遇，所以就向任副校长不久的余英时 发难。余英时是这样回忆的。

1973年秋季，我刚刚任事新亚书院，忽然收到牟先生一封亲笔长信。我当然很诧异，因为我和牟先生还算是初识，而且私人间并无交往。但读下去我才知道，这 并不是一封私函，而是哲学系主任给新亚校方的公文。信中所谈的是一件小事。当时新亚书院刚从农圃道迁到沙田新址，哲学系所分配到的办公室恰恰是在一个最不 理想的地方。牟先生认为这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新亚总务处方面对哲学和中国文化完全不知尊重的表现。信中的语气相当严厉，并且连带指出了哲学系为何受歧视的 种种事迹。我当然赶快请他前来，一同去察看实况，然后作了使他满意的处理。余英时《追忆牟宗三先生》

叶龙与余英时对于新儒家诸哲的回忆，都不免强调唐、牟等人发难的一面，身临其中的钱穆却很少有此言论。这些记录，也不妨看作是学生替钱先生所 以离开新亚书院注解的一些片段之辞。然而从其中，我们也能感受到钱穆不单单受到台湾学术界的压抑，也要处理新亚书院内部的矛盾。当新亚书院有了更好的发展 后，钱穆先生便翩然而去，不再留恋回头，可谓功成身退。

叶龙这部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任教时期的讲堂语录，既可以视为学术研究的语粹，更可以视作钱先生在新亚时期的实录。当时，讲学的内容必能够反映出钱先生当时所思所感。

做学问固有不同之门户，不同之研究领域。然决不可有门户之见。苟有门户之见，便易轻视甚或排击对方。研究各种学问，固有不同之门路；然各种学 问仍可相通。如史学可与哲学通，哲学可与文学通，文史哲可互通共济。吾人固不否认今日研究学问各有不同之领域与门路，然若固执以为互不相通，则成为陋儒之 见矣。肆 为学与做人札记050

此条与其说仅仅为讲学所需的话，不如是为当时国内与校内的学风所发，所谓门户，岂不是为胡适、傅斯年、李济，抑或是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所发。 无论是针对何事所发，都能感受到钱穆先生一生的学术理想与抱负所在！从这个角度，叶龙这部记录虽然短小，但价值依然有在，只不过仍需要反复沉潜玩味，才能 心知其意，方能更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