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议缘起和概况。

　　1977年初，笔者和战友闫怀东同志合写一篇文章：《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纪念毛主席〈实践论〉发表40周年》，于5月初完成，寄往中国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同时附了一封信，建议召开座谈会，为此列举了3条理由：一，这是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需要;二，这是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需 要;三，这是深入贯彻“抓纲治国”战略方针的需要。随后，我们又撰写并寄出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纪念毛主席〈矛盾论〉发表40周年》。

　　同年7月初，我部政治处接到总政电话，是核实我们俩的身份和政治面貌的。9月12日，我们接到正式通知，赴京出席会议。9月18日，我们赶到人 民大学(当时二炮机关所在地)，值班同志直接把我们送到会址(因为那天是星期天)，该同志不清楚会址的具体位置，有人告诉他在“反修路”附近。经过一番周 折，我们来到当时的外交部招待所，会址设在那里，会场设在地安门的政协礼堂。

　　会务组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他们也有这个想法，接到我们的文章和建议后才下了决心，于是向中央提交了请示报告。他给我们看了复印件，复印件上是汪 东兴写的一句话：“拟同意。请华主席、叶、邓、李副主席阅示。”(仅凭笔者记忆。)华、邓、李三个字都划了圈。该同志解释说：叶副主席在广州。我们第一次 懂得什么叫“圈阅”。接着，他对我们说了许多赞扬的话，说，想不到你们这么年轻!(当时我们都是20岁出头的战士。)晚上，邢贲思同志到宿舍看望我们，又 是一番赞扬，我们真的受宠若惊，坐立不安。第二天晚上，一位姓李的同志来看望我们(名字记不清了)，听他说“大跃进是错误的”，我们大吃一惊!此前我们想 都不敢这样想。

　　第三天上午，会务组安排我们俩瞻仰毛主席纪念堂，这在当时是出乎意料的殊荣，据说瞻仰人员名单须报中央批准。纪念堂9月9日开始接待群众瞻仰，我们是9月21日瞻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很难安排，那次会议只拿到10个名额。

　　会议邀请30余位代表，最后竟达300多人。我的记忆中，吴亮平是大会主持人，贺麟、杨一之、许涤新、尹赞勋、王若水、于光远等老学者都在邀请 名单上。期间，会议专门请李瑞环作了长篇报告。工人代表是来自大庆的两位;农民代表是来自湖南汨罗县的两位;解放军代表是北京的两位。大庆代表的发言内 容，是如何运用矛盾学说找油田的;汨罗县代表发言的题目是《华主席带领我们学哲学》。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是广东省委党校的几位老同志。

　　会议历时三天，其中一天分组讨论，半天总结大会。分组会议我们只参加了半天，因为瞻仰纪念堂用了半天。会议期间安排了机场电影，都是文革前的，说是中央特批的，其中有《战争与和平》，放了6、7个小时。

　　在分组会上，召集人邢贲思叫我们发言，我们推辞了。他向大家介绍：“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的发起人。由于大会安排超出了计划，他们没有发言。”有人 啧啧议论：“这么年轻啊!”会后，许多与会者到我们宿舍看我们，说，我们是沾了你们的光，没有你们的建议，也没有这次会议。如此之类。

　　会议结束后，《哲学研究》复刊筹备组请我们去征求意见，大庆和汨罗县的代表表示：该刊物应当面向工农兵，帮助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我的意见 是，要突出理论性、学术性，因为，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这时我才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筹建，胡乔木可能将出任院长，《哲学研究》等刊物都未复 刊，他们竟然收到了我们的文章，真不可思议!

　　二、会议涉及的内容。

　　我们在《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中，重申了《实践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标准。在《辨证法的精髓》中，主要讨论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我们没有发言，会议也没有集中讨论真理标准的问题。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会议的主题是“如 何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大会发言名单有限，除了工农兵代表以外，有两位发言很长，占用了不少时间——尹赞勋关于板块学说、大陆漂移说和海底扩张说的介绍，占用了两个多小时;李瑞环的发言用了四个小时，内容是纪念堂的建设过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最有魅力的高级干部。

　　李瑞环烟瘾很大，口才极佳，富有风趣，引人入胜。他是这样开场的：各位都是专家，我是搞建筑的，怎么敢来作报告?只能谈谈体会。叫什么题目呢? 我捣鼓了半天，也没想好，就这么说吧。大家一阵笑声。他说，辩证法是好东西，被‘四人帮’糟蹋了，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是诡 辩，不是辩证法。指导工作，不懂哲学不行，不懂辩证法不行。在世界建筑史上，“两边施工”(边设计边施工)都很少见，纪念堂是“三边施工”(边设计边拆迁 边施工)，一年时间，没有辩证法行吗?参加施工的师以上单位几十个，人员都摆不下，指挥和设计都在车上，随时移动。最头痛的是安排义务劳动，人家向毛主席 表忠心，不能不满足，可是他们能干什么?只有擦钢筋，结果钢筋擦得锃亮，反倒不利于混凝土凝固。这是表忠心吗?

　　由此可见，那还是迷信盛行的年代，那次座谈会注定难以取得真正的成果。

　　但是，在小组会上，当时涉及三个问题比较大胆(其他小组的情况我不清楚)：

　　一个是，许涤新提出：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剩余价值?他认为应该有，如果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剩余价值，那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个问题当时没有 多少人附和，插话者只是说，社会主义有积累，这个“积累”能不能叫“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本质是剥削，而社会主义不存在剥削。于光远提出，“社会主 义经济规律应当抓紧研究。”

　　第二个问题是王若水提出的，他说：“‘四人帮’究竟是‘形左实右’，还是‘极左’?”对这个问题议论比较多。

　　由此引出第三个问题，是广东省委党校的沈冲(女，后来调中央党校)在小组会上提出的，她说：左是不是一定比右好?他们去海南岛调查，发现基层干 部普遍的心态是“宁左勿右”，因为“左”比“右”保险。本小组召集人孙耕夫举一个例子，他说，在延安时期，有人提过类似的问题：地主坏，还是汉奸坏?意思 是，谁好谁坏，要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而定。当时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地主只要抗日，就是团结的对象。

　　现在回过头来看，前两个已经不是问题了，但第三个问题仍然在困扰着我们。

　　三、刍议。

　　在中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学术成为政治的工具，是最大的悲哀!那次座谈会，根本不是学术性的，完全是政治性的。我们写文章，也是口口 声声揭批“四人帮”和“抓纲治国”，但我们还是尽量谈点学术内容，尽管我们没有什么水平。按说，纪念“两论”，自然应以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 系为主题，自然会把真理标准问题引出来。但会议基本听不到这种声音，我等无名之辈又能说什么呢?又知道什么呢?

　　从“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到“解放思想”，确实显示了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那次座谈会以“完整准确”为指导，半年后便是“解放思 想”，当时究竟有几人意识到了将要发生的这种变化呢?学术永远跟不上政治的节拍。但是，学术只要坚持独立，就可能走到政治的前面。这就是那次座谈会给我的 启发。

　　我曾说过，学术兴，艺术兴、技术兴，则国家兴;权术兴，则国家乱。只要政治和学术纠缠在一起，学术永远不可能兴旺发达!

　　我们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学术的本性就是解放思想，在那个背景下，仍有人勇敢地提出敏感问题，就体现了学术的本性。如果“解放思想”始终是个政治口号，我想，那将永远没有真正的“解放思想”。政治处在庙堂之高，只有极少数人能窥其点滴;学术当处江湖之远，山野村夫亦能独步堂奥。只有放飞学术，才有真正的学术，才能解放全民族的思想，建成创新型国家。

　　眼下，学术和艺术都汇聚到皇城脚下，如此靠近权力，我看没有希望。当年，我们是在青藏高原的大山深处，看着岩石、草木和牦牛写出的那篇文章;谁能断定，未来的惊世之作，不会出自岩石和泥土，而一定出自象牙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