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4月，郭沫若应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的邀约，为拟于该刊5月号发表的毛泽东《词六首》撰写诠释文字。

事情的起因是：这年年初，《人民文学》编辑部致信毛泽东：“最近我们辗转搜寻，找到了您的几首诗词。正因为是辗转搜寻到的，所以不知有无讹误，也不知 您是否愿意将其发表，请您指示，并请注上题目和写作年月。”毛泽东接信后，直至4月间才明确表示同意发表，并应约为《词六首》写了一则小引（在4月24日 复陈白尘的信中有“要我写字，似乎可以”等语）：“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 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这则小引的墨迹以插页的形式与《词六首》同时发表在该刊5月号上。

毛泽东在时隔三个月后答复《人民文学》编辑部的请求，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不好猜度，但编辑部有配合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用意则很明确，故郭沫若撰写的万言长文《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开宗明义：

今年五月二十三日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二十周年。《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和系统化，这不仅为中国的新文艺开拓了 广阔的天地，并为世界各国革命的文艺家所十分重视。今年各方面正在筹划如何来纪念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二十周年，主席同意在《人民文学》五月号上发表他作 于三十多年前的六首词，实在是文艺界的一件大喜事。我们可以预想到：读者特别是文艺工作者，会如何狂欢，如何受到鼓舞，在文艺活动中卷起一个宏大的新高 潮。

正是怀着这种“受到鼓舞”的心情，郭沫若着手诠释文字的写作。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初记录是4月23日致秘书王戎笙的信：

主席这六首词中，如一首，“军阀重开战”，大概是指蒋桂之战吧？1929年军阀之战颇多。“直下龙岩上杭”，此项如决定，便可决定前者。第三首，“过大关”，是否大庾岭？“下吉安”在何处的山？“八百里驱十四日”是在何时？

第六首，关于黄公略的牺牲有无更详细的记载。六首看来是攻占长沙事。

以上请您帮忙查考一下。革命博物馆或许有资料。

据此可知，陈白尘在邀约郭沫若撰文时附寄的《词六首》原稿，毛泽东并未“注上题目和写作年月”。在后来发表的文字中，郭沫若首先考证的是创作时间，这 样原排序第六首的《蝶恋花》依次排在第四，题目则以词牌指称。郭文的考证为后来毛泽东编辑诗词集时拟列题目提供了依据。作为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这正是郭 沫若的专擅。

郭沫若的这篇长文由两大部分组成，即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的应景文字和对六首词作的诠释。正是由于词作者未标出各首的题目和创作年月，郭沫若在5月9日收到小样后立即致信毛泽东：

我应《人民文学》的需要，写了一篇《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因为《人民文学》要在十二日出版，今天才送了小样来，没有来得及先送给主席看看，恐怕有不妥当的地方。闻《人民日报》将转载，如主席能抽得出时间披阅一过，加以删正，万幸之至。

时在北戴河的毛泽东收到郭文的小样后，不但仔细审阅了全文，而且饶有兴致地以郭沫若的口吻，改写了一段长达六百余字的释文。

在前半部分纪念《讲话》的文字中，郭沫若为印证《讲话》中的有关论述，特别标举《忆秦娥·娄山关》，对词作是否写“一天的事”作了详尽的诠释，并引 《离骚》中的句子，对“一首词中所说的一朝一夕为什么所表示的不是一天”持据释惑。郭沫若对《娄山关》持“不是一天的事”说，并表示：“我虽然没有当面问 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毛泽东将这一段长达800字的释文悉数删去，在叙述 了遵义会议后至二月间第二次攻打娄山关的相关史实后，有这样一段文字：

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日不甚寒， 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 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当改写的小样送回北京时，恰值5月12日《人民文学》出版的这一天，而《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在转载《词六首》的同时也转载了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

如果说《人民文学》因着按时出版而不及刊用毛修改的文字，那么《解放军文艺》7月号转载郭文时依然如故，就难以“不及”来解释了。事实上郭沫若恰好在 该刊转载时加写了一则附言：“这一段，在《人民文学》与《人民日报》上发表时把原词讲错了。现在加以改正。”（“这一段”指解释第六首《渔家傲》中“枯木 朽株齐努力”一句的文字。）是缘于《解放军文艺》转载时的整整两个月间未及看到毛泽东的改文？应该不大可能。郭沫若亲属回忆，改文是很快就送到郭沫若案头 的。是刊用改文可能透漏出自毛泽东手笔而有诸多不宜？似乎也不至于。以笔者的理解，就《娄山关》的本事而言，毛泽东的改文自然最富权威。但从艺术赏析的角 度看，郭沫若提出究竟是否写“一天之事”，本身就无关宏旨。这里正用得上郭沫若1958年在解释《清平乐·会昌》的一封书信中所说的一段甚为通达的话：

……对于诗词，读者在合理的范围内是可以有解释的自由的。读者在诗词中可以创造新的意境，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各人的解释可以不必相同，甚至可以和作者的原意不一定完全若合符契。

要说是出于这样的心态而置毛的改文于不顾，郭沫若在关于“枯木朽株齐努力”的“这一段”文字上的改是为非，又似乎否定了笔者的推测。郭沫若最初的解释是：

“枯木朽株齐努力”，我觉得妙在选用了“枯木朽株”。这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说调动了所有的力量，动员了广大的工农群众，“斩木为兵，揭 竿为旗”。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敌人在败逃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看似乎两方面都可以包含。请看，词的起句“白云山头云欲立”，这是把云也拟人化 了，俨然在同仇敌忾，怒发冲冠，白云都在努力，木株应该同样在努力。这当然是巧妙的感情输入，是胜利的工农兵群众豪迈的感情，是主席豪迈的感情，使青山白 云、枯木朽株，都具有了积极的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