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公，你读懂了吗
《解放日报》用《逾90家部委“爆发式”晒“三公”》形容截至昨日19时已有92家官方网站公开其部门决算及“三公经费”的情形，《南方日报》在头 版放上一个显示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出国（境）经费和公务接待费的比例图，大标题写着“‘三公经费’最高的超过20亿，最低的不足100万”——机关报都如 此热心，更不用说那些不知发表过多少要求“三公”公开檄文的市场化媒体了。
“多部门行政经费破亿”、“公车最少十余辆最多过万”、“国税总局三公经费20.38亿暂居各部之首”、“地震局预测经费不足公车1/13”……都 市报和门户网站的编辑们费尽心力，从接近百份统计表格中找到各自中意的“亮点”。《重庆时报》最是机智，干脆把那些阿拉伯数字直接放上头版，问一句“你读 懂了吗？是否满意？”
虽然谈不上很满意，但至少那些代表媒体立场的评论员们这回是愿意给出一个“欣慰”评价的，所谓“中央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如期公开，主动接受公众检阅，朝常态化、制度化的方向演进，态度值得肯定。”
《新京报》摘录了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那句“今年公开情况跟去年比，有很大的进步”作为基调，但也发表“多个部门三公缘何只增不 减”、“行政经费占比缘何差距很大”等解读疑问。在声明“离让公众‘完全看懂’的要求，还是存在不小差距”后，社论鼓励：“公众希望被质疑的部门及时回 应，更希望在这次公开的基础上，有关部门进一步总结经验，早日推出‘三公经费说明书’的‘标准模板’，确保今后的公开能够让公众看得明明白白。”
“如果公开数据，就能立刻使‘三公经费’支出合理支出，并完全控制，那么是否太神了？”——没公开时责令公开、公开了怀疑“太神”，都市时报对数据 统计是否可信有点纠结。这份云南报纸除了用一个通版刊登数字表格、用标题示众“海关‘三公’支出5亿，4.5亿用于公车”外，也宣布“‘三公’要透明更要 分清是否合理”：“我们必须承认，在有些地方单位还没能公开细账的前提下，中央部门能够公开细账已经是‘三公经费’公开史上的重大进步。但要让公众真正满 意，仅仅公布细账并不足够，还必须配备惩罚机制……（《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应是有史以来对“三公经费”最严格的规定。若能严格执法，应能有所成效。”
此时，练洪洋在《广州日报》上鼓励在过去数年中持续围观的人们，“公众需要对三公经费报以更多关注”。根据这篇得到搜狐重点推荐的社评，中央单位 “三公经费”公开仅仅一年时间，2012年财政拨款预算就大幅度“跳水”，“充分说明‘围观也是生产力’”。于是，在要求继续“甩水”、“拧干”以及增加 细节透明度后，这份广州市委机关报也将希望寄托在那份《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上：“一方面行政部门当以更大的诚意对待法规条例和公众意见，为社会监督创造便 利；另一方面，也需要公众报以更大的热忱，继续围观‘三公经费’预算、决算，助催行政机关廉洁、高效。”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担忧的是“看客”心态，“有人是因为过去中国社会财政决策透明度低，进而缺乏参与意识，有人则是一度积极参与推 动信息公开，但质疑与意见没有得到积极回馈，转而消极对待。”而这篇文章能够发表在《环球时报》上，很可能与下面一句结语相关：“促进财政信息公开，是促 进中国社会进步最好的一个实践活动，强过‘空谈民主’。”
带头开诚布公的南水北调办成为《中国青年报》的解剖对象， 因为“肯定同时也有商榷处”，比如“公务接待费50.48万元，到底每单接待支出多少呢”，又或者“一个单位，每年都频繁安排人员出国(境)考察，到底有 无必要性”。于是，作者正告：“如今经济形势总体上有点吃紧，政府机关带头过紧日子，是起码的要求。我以为，晒‘三公’不仅仅是一个仪式，而是要晒出水 分。晒水分本身也不是目的，而是要利用财政预决算的科学手段，来挤压水分。”
新华社统揽全局，已在昨晚电稿中借专家之口解释了“三公经费”公开的方向：“‘三公经费’公开作为预决算公开的突破口，应做好并逐步细化说明，让公众看得懂，这样政府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就会得到遏制。这是以公民权利来制衡政府权力，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
二、维稳“脱敏”
新浪用头条评论位置推荐来自《环球时报》的最新社评，《维稳既要清“前因”也需抑“后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机关报昨天那篇《维稳的“治标”和“治本”》也在今晨得到多家地方报纸转摘。“维稳”，这个在官方和民间语境中拥有截然不同含义的关键词，再一次被公开讨论。
其 实，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主编们早在前一天就已经触及了这个议题，则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发表工作体会，《莫让“权利维稳”变成“权力维稳”》。 朱明国因曾率工作组解决乌坎事件而受到关注，并在5月30日被宣布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一职，根据通稿，他还在7月3日专门向分管此领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周永康汇报工作，并得到“希望广东为全国创新维稳理念、开创维稳新路径方面多创造方向性、指导性的经验”的指示。
“再过几个月，党的十八大就要召开了”——3天前，新华社又转达了周常委在全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背景说明。于是，作为供全国学习的 先进代表，朱书记在全省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获得《人民日报》记者的整理记录：“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平安就是‘不 出事’。对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要么乱扣帽子、加剧冲突，要么丧失原则、一味妥协。这种逻辑下的维稳，不是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不是动态维稳，而是静 态维稳，不是和谐维稳，而是强制维稳。”
朱明国的理论不仅得到《新京报》昨天以《“权力维稳”不能取代“权利维稳”》响应，意犹未尽的最高党报也再用“人民论坛”表态，《维稳的“治标”和 “治本”》。在重申全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会议上那些“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群众权益的内在统一性”的经验后，作者批评“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花钱 买稳定”以及“黑保安”公司这样的思路方法，宣布“这些都不是真正站在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解决问题，而是‘眼前无事即是平安’的短视行为。”
“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人民日报》评论部去年5月26日那篇《执政者要倾听“沉没的声音”》中那句“维权就是维 稳，维权才能维稳”曾经给民间维权领袖们带来惊喜，昨天这篇文章又以瓮安和孟连的维稳经验为据，向基层官员们提出行为准则：“执法者在维护公共秩序时，首 先保证自己有良好秩序；捍卫社会公正时，首先展示自己能处事公正；打击违法行为时，首先严格自己依法守法。”
但，这样真的就能实现“维稳与维权在实践中高度而辩证地统 一”么？作为《人民日报》的子报，今天的《环球时报》恐怕更愿意“丑话说在前头”：“中国地域辽阔，发展很快，不平衡呈流动性的生生灭灭，各种利益诉求完 全在法制框架下谋求实现很难做到，必有其中一部分试图追求法外及规则之外的特殊解决，因此维稳工作再缜密，也会有少量冲突遗漏出来。”
这篇社评起笔亦已点明这个时间段的特殊性，即“全国维稳工作会议本月17日举行，在离十八大召开只剩几个月的时候，维稳工作面临一场考试。”作为一 个在新浪微博上拥有超过200万关注者的意见领袖，胡锡进又怎么会没听到过那些“对维稳的不理解甚至嘲讽”呢？于是，这位总编辑再次表达了对互联网的理 解：“维护社会秩序在任何国家都会招来部分误解，有时甚至会费力不讨好。舆论场通常是民间最活跃人群和意见的聚集地，这里盛行尖锐，鼓励对抗，是推动国家 前进的合力中比较激进的一部分。而维稳工作恰恰是要维护国家的大体，追求合力本身的平衡，因此舆论中有一些对维稳工作的微词是正常的，它们不代表社会对维 稳的总体态度。”
文章宣布，“十八大召开在即，各地尤其是北京当然要减少‘出事’”。除了表示相信各地治标也治本外，这份冲锋在与“公知”斗争第一线的报纸也给一线 官员们宽心，“做了各种预防之后，一旦还是‘出了事’，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十八大之前出一件事，不应比在其他时间出同样的事具有额外的特殊意义”： “十八大之前的重点维稳，不应被理解为这是‘绝对不出问题’的一段时间。如果哪个地区将这设为目标，那么该地区的社会秩序在人们的心理上反而会变得脆弱。 个别有非正常诉求的人和力量反而会借这段时间闹事，以此向政府和社会施压。敌对势力更要借机挑事，搞不出大事也要千方百计搞出点动静。”
只是，奔波在各种官民冲突现场的市场化媒体记者们看了《环球时报》的最后一句时难免又要大骂“五毛”吧——“或许维稳工作应当逐渐‘脱敏’，它应当做得更加理直气壮，它也应当融进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促进中国人实现无数具体梦想的最大基础建设。”
三、黑名单
在中国，“维稳”这个词，不仅官员在用，商人有时也要牢记在心。一家民间航空公司现在就因为自己的“维稳不当”而陷入争议。
《法制日报》下属网站周二发布哈尔滨市民投诉，称“因为几个月前乘坐春秋航空公司的飞机出现长达8个多小时的延误，航空公司为了安抚情绪不满的乘 客，当场给予每人200元的经济补偿。但令这些乘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获得赔偿的乘客竟被春秋航空公司列入了从此以后不予提供服务的‘黑名单’，因此无法 购买春秋航空的机票。”
严格来说，这已经不是一桩“新闻”。早在2007年，这家以低价而知名的航空公司就已经在一起上海至大连航班因延误而被不满乘客“霸机”事件后发布声明，宣布实施“黑名单”制度，即对于航班延误后拒绝登机、强行霸机的旅客，将被拒绝再次乘坐该公司航班。
可惜，春秋航空的新闻发言人都已经从张磊换成了张武安，但人们对这项“黑名单”制度的不解和不满似乎一点都没有减少。所以，经由媒体助推，那位刘女士的被拒遭遇带着“维权”的关键词，在过去两天里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在法制网的报道中，张武安已经自辩一轮，即“将旅客纳入 ‘黑名单’，对航空公司来说，操作非常慎重。而且并不是所有占机、霸机的旅客都被纳入黑名单，只有极个别号召者才被纳入。”在总部上海，新闻晨报昨天又向 他提供了说明4月30日当天情况的机会：“该航班由于天气原因造成晚点。在登机口，春秋航空为每位旅客发放了蛋糕和瓶装水……有小部分旅客不太理解，索要 赔偿，在飞机抵达后仍然长时间拒绝登机。最终，航班延误了约8个小时。这是天气原因造成的延误，旅客的索赔要求是不合理的。”
在特别说明“春秋航空绝口不提‘黑名单’，只是用‘暂无能力服务’的说法来展示自己的态度”后，这份上海报纸也转达张发言人缓和舆情的努力：“只要旅客向航空公司承诺不再采取类似过度维权方式，随即会被解禁。”
不过，如果他今天看到《扬子晚报》的整版聚焦大标题，说不定都有点想把这份江苏畅销报纸也放进“黑名单”吧——《春秋航空高层强悍回应：不同意我的 条款，就别坐我的航班》。这句直接引语来自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根据媒体记录，“春秋在旅客订票之前，以非常醒目的字体提醒了旅客‘延误不赔偿’等一系 列差异化服务条款，一旦遭遇延误，旅客却对这一条款视若无睹，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把这些客人的名单放进电脑，他来买票的时候，我就给他鞠个躬、敬个礼， 我们能力比较低，没有能力给你服务。’王正华表示，他没有提供 “霸王条款”，只要旅客同意了条款，就请来坐春秋航班。如果不同意该条款，那就请选择其他航空公司航班。”
“黑名单”是企业合法经营行为还是侵犯乘客正当权益，那份出票约定是廉价航空服务前提还是霸王条款，针对这些关键问题的不同认知已经让中国媒体分野。
总 体来说，愿意帮那位“彪悍维权”的刘女士说话的还是多数，时评家们普遍斥责“滥设‘黑名单’拉黑航空公司诚信”，质问“谁给了航空公司拉黑乘客的权利”， 强调“一旦设定‘黑名单’的权力被强势的航空公司滥用，航空公司动辄拿出维护公共安全、公共利益为幌子，那么，每个旅客都有可能被宣布为危险分子，遭到拒 载。”
但也有一些相信“你情我愿，事先约定”的人们讨厌这种动辄“强势弱势”的维权论，新浪航空频道不仅把《春秋航空回应黑名单：解禁须承诺不再过度维 权》和《民航局局长：鼓励发展廉价航空鼓励运价下降》的行业动态放在顶端，其编辑陈诚更是在微博上嘲笑那些“把春秋航空当成航空业垄断国企来指责的砖 家”，反问“你既然不想遵守合同规定要赔偿，那我只能不再给你提供服务，我做不到这种服务还不能拒绝吗？”
不过，他也要叹息，“在航空发布调查的前半小时里，支持春秋的比例高达90%，再经过大众平台转发之后，瞬间被反对的声音秒杀。这就是现状。”他所 谓的大众平台应该也包括国家经济门户——中国经济网。来自最高权威报纸之一《经济日报》下属网站的编辑们，昨天用一幅表现航空大佬叼着雪茄将消费者拎起丢 进垃圾桶的漫画开篇，集合类似“中国的航空旅客多是善良和理性的，只要服务过得去，不是很差劲，不是动辄就‘延误8个多小时’，是不会‘不满’的”等评 论，来聚焦“春秋航空滥设黑名单”之事。
这家网站的编后语更是用俗语来表达立场：“通常，我们把‘背后捅刀子’的人称为小人，而‘当面道歉、后面拉黑’的公司则比小人还可耻，用句老百姓的俗话来说，真是‘缺德带冒烟儿’。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用脚来说话’，记住这家航空公司的名字——春秋航空。”
就因为这句“缺德带冒烟儿”，也让陈诚记住了中国经济网，质问一句“媒体则用一种市民骂街的评论来写文章，有意思吗？”而此时，他那些显然更能体会 民营企业艰难的同事们也决定用首页专题来声援，《春秋航空有权选择“上帝”》：“售票时已约定误机不赔偿，乘客吵闹维权是缺乏契约精神。”作为搭配，新浪 的编辑们还配上了此前因乘客阻拦飞机要求赔偿事件而制作的专题，《维权的边界在哪里？》
四、我就是想救孩子
维权的边界在哪里？质疑的边界又在哪里？
《新 京报》今天接过了中国青年报昨天针对救助杜传旺事件而发的感慨，由李记写上一段《质疑的底线是不能让好人绝望》：“以发生在杜传旺身上的这件事为例，毫无 底线的人身攻击、哗众取宠的恶意导向，确实能让一些人过足‘洁癖瘾’，但骂得痛快之后呢？要知道，即便是质疑者、参与质疑的人，其本人在谩骂和踩踏的同 时，肯定也在思考：下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时，我的善意的举动，是否也会遭致同样的质疑？”
这篇警告“社会整体向善的氛围一旦被损害，公民社会的到来只会更加步履维艰”的短文得到凤凰网的青睐，推荐在首页评论头条。在这个标题的上方，则是对陈凯歌的访谈。
这位在互联网上时常成为讽刺对象的导演，已经通过《搜索》批判了他眼中的“人肉搜索”暴力景象。而这部电影，不仅正在被影评人用来判断水准，也得到了媒体从业者的关注，因为主角姚晨在其中正是扮演一个因为不够谨慎的职业行为而事业爱情双失败的记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红义今天通过《东方早报》发表自己的视角，因为他从这部电影里看到了“新闻权威的消解与重塑”：“在很多中国 记者的自我叙述中，往往以知识分子自诩，以天下为己任，对这一职业颇多溢美之词。但在现实中，记者并不如他们自己描绘的那样完美。有学者以灰色地带、权力 迷雾、求真之失分别概括新闻工作者在对待职业角色、处理利益冲突及业务操作层面的诸多误区，经由田野观察得来的这些结论也说明，这些伦理问题普遍地存在于 新闻从业者中间。伴随着红包、封口费、假新闻等等媒体行业的乱象不时见诸媒体报道。”
而后，这位媒体观察者开始分析社会化媒体等公众参与对专业化的新闻过程的冲击，即“2003年以来，传统上被排斥在新闻制作过程之外的公众借助互联 网这个平台实现了对新闻过程的介入，或提供观点或提供事实或提供视频图片等内容。”在他看来，“对中国新闻业来说，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去专业化’的力 量已来势汹汹之时，新闻的专业化却还未完成。在这两种方向相逆的力量拉扯下，重塑新闻权威仍是当下中国新闻人亟须解决的难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杜传旺事件就是一个案例。
那份团中央机关报和陈凯歌一样已经想到了“文革”。用“网上大字报， 谁能独善其身”的大标题反问全民，记者选择报道那位山东齐鲁电视台主持人王羲的委屈。
“事情开始变得更加像一场批斗。对王羲的质疑发展成了人身攻击，其家庭生活也被曝光”——根据这篇“法治社会”版的报道，这位以“小溪办事_王羲” 账号求援而促使杜传旺走入公众视野的“公益明星”及其丈夫，因被网民质疑“故意渲染”杜传旺的遭遇“圈钱”，而陷入了长达一周的噩梦：“今年3月，王羲在 山东临邑采访时，曾被村主任推搡，抢夺摄像机镜头。近日，这一视频被网友找出，成了某种‘取乐’素材……另有网民爆料，这位主持人曾代言过不孕不育广告。 于是有人讽刺其丈夫说：‘你娘知道你的第二个老婆代言了很多不孕不育广告吗？你们不孕不育被相关医院治好故而确认广告不假？’”
正如此文所言，在对王羲的揭批中，“辣笔小球”是最重要的意见领袖。根据《南都周刊》昨天发布的报道，这个账号的主人也是一名媒体从业者，《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
两年之前，仇记者因为报道上市公司凯恩集团关联交易遭通缉而一举成名，在那个夏天获得了潮水般的声援，直至遂昌警方撤销决定并向其道歉。不过，在由 此获得“媒体良知”的光环以至于有人要在年底向其颁发“最佳记者奖”后，仇子明却也被多位同行指控“在该报道中受贿80万元”。
虽然此项指控此后不了了之，而仇子明又在次年的上海静安大火中因为揭发保温材料之弊而再次获得赞誉，不过，对他职业操守的指责与不屑也从未中断——在广大公众面前，他更像一个主持正义的天使，在一些同行眼中，他更像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小人。
虽然没有实名认证自己就是仇子明，但“辣笔小球”在炫耀自己“约炮”战绩的同时，也并不避讳提及自己“又搞停牌了4家上市公司，拉下马4个贪官、2个行长、阻止政府恶行3起”的义举。
这是他在与“北京厨子”微博论战谁更有道德力量。作为救治杜传旺的关键角色——天使妈妈基金的支持者，后者已经在怒斥仇子明“不整死天使妈妈不罢休”的同时，宣布拉黑对方。
“港怂萨沙”当然不会拉黑“辣笔小球”，他和仇子明一直是微博互动好友，南都周刊发布的《“天使妈妈”救援迷局》已对他们“私交不错”作出了描述。 根据这篇稿件的记录，“正是在有17万粉丝的‘辣笔小球’这一串组合拳打出后，众多刚把王羲热捧成公益明星的网友，扔掉手中的鲜花，跟随‘意见领袖’开始 了口诛笔伐。”
面对巨大压力而在周一凌晨3点55分清空自己所有微博的王羲，因为“辣笔小球”指控自己在济宁市鱼台县收获当地政府6万元封口费，而向南都周刊作出 回应。根据记录，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在网上造谣诋毁她和她的家人”：“任何媒体都可以去求证该县县政府，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仇子明没有接受采访，而“港怂萨沙”很愿意说话，尤其是在自己被新浪官方定义为“造谣”而禁言后。根据南都周刊所言，这个“被家庭、财富，甚至酒精宠坏了的顽主”夏萨沙在将矛头指向“天使妈妈”时死磕一点：为什么不让他把孩子送30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而下面这段记录更加让这位曾制造过红十字会发票、范冰冰怀 孕话题的金融界人士引发喧哗——“面对发布虚假信息的质疑，夏回应说：‘我又不是经侦或者刑侦，凭什么要我拿证据？最烦的就是（微博）那些屌丝，证据个毛 啊，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是想救孩子。’‘搞金融的都是流氓，我就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夏萨沙这样对南都周刊记者说，他声称自己‘有底线’，但‘底线随 时变’。”
被天使妈妈基金顾问李塬定义为“另类罗玉凤”的夏萨沙今天已经贴出致南都周刊的律师函，赞扬过他“因为说了真话反而被禁言，你已经圆满了”的仇子明帮他转发。而邓飞也没能逃过被“辣笔小球”嘲笑“屁股决定脑袋”的命运。
在此轮风波中为天使妈妈基金可信度背书的邓飞，在昨晚发布“小传旺事件再生惊奇波折：亲人带走捐款”的微博，声称“传旺的父亲说，很多人直接给他的 账号里打钱，约有30多万，但现在银行卡被传旺的舅舅叔叔拿走了，问他们要，他们说要交给当地政府代为保管。传旺父亲没钱吃饭，转而求助天使妈妈，今获一 千元买饭卡，吃上饭。”
虽然获悉时已是深夜，但《南方都市报》还是腾出版面，发布那位农民父亲杜舍厚的证言，即“他们走时说放在我身上不安全，我以后需要钱他们会给我打过 来，这个事我也很犹豫”。而新浪微博今天更是将“小传旺事件再起波澜”推向热门话题榜首，推荐来自《新京报》的更详细报道：“（小传旺的表叔）董其录担心 杜舍厚对资金使用不当，与传旺小叔杜永厚、舅爷爷董玉良等一致决定代管银行卡……鉴于杜舍厚要求亲自保管，决定明后天把卡送还。”
开局美好的慈善故事，却已不堪至此。在《中国青年报》昨天那篇《失控的质疑伤害了谁》里叹息“在这里说话的人，有几个真的是关心孩子？有几个是在给自己炒作？有几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的那位网民，现在应该更加有所感触了吧。”
关键是，说话的人们恐怕都认为自己才是对的。所以，虽然邓飞今晨已经在大叫“你们还要不要花费一分钟，听一下那个叫传旺的孩子的诊治进展”，但那些 认定“南方系与邓飞关系好”的微博用户还是不能停止对天使妈妈基金过往“劣迹”的揭批，“肉唐僧”已经在公开指责南都周刊“撒谎”，同为公益人士的才让多 吉甚至吁求民政部出面制止天使妈妈基金的公募行为。
至于“北京厨子”，已经在午前发布“退出传旺救治声明，因为面对那些网民的滔滔质问‘神经已崩溃’”。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杜传旺父亲上午突 然承认“自己有个卡”，并“要求天使妈妈帮传旺弟弟在北京找个学校念书”，于是，这位曾因发动救助尘肺病患者行动而获奖的央视2011年度法治人物认定， 在这种质疑的轰炸下，“中国的民间公益，怕是快走到头了”：“铺天盖地疯狗式质疑已然影响到了传旺家长！既想天使帮助，又‘惧怕’天使贪污（所以想自己掌 管捐款）。可更怕天使们撒手不管，最后还想把一家人弄到帝都。哀莫大于心死，等着吧，有朝一日彻底没人敢做慈善，(就像广东小悦悦)质疑者们又会换副面 孔，大骂公民素质低下了!”
“王羲说，网络太可怕了，这件事让她和她的家人受到了极大伤害。在电话里，记者听到她和家人的争执，歇斯底里”——这是南都周刊报道中的最后一句。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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