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胡汉民等人在沪宁车站乘坐专列前往南京就职。摄影－施塔福（Francis Eugene Stafford）
文_杨早（文化学者）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数声枪响，一场仓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栏目，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辛亥革命发生前后的细节，勾勒出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线条。迄今已刊发系列文章《让子弹飞》、《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上下）、《天下未乱蜀先乱》、《袍哥革命》、《断了皇帝的后路》、《绅士的败局》、《湖南的人头》、《娘子关头换王旗》等二十篇。本期文章为“辛亥逸事”系列之最后一篇，感谢读者一直以来对本栏目的垂注。
1912年1月2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向各省都督发出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O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决议，由本总统颁行。”
几乎所有省份在独立后，都立即改用了黄帝纪元，不过，历法还是阴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力主废阴历，用阳历。改元正朔，本是改朝换代的惯例。不过改用“西历”，还是引起了很大争议。孙中山声称，如果不用新历法，他就留在上海，不去南京就职。这种时候自然就有人出来斡旋，不过僵局始终没有打破，直到1911年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开会讨论历法，据吴铁城回忆，“至深宵才算决定，即连夜电复总理”。孙中山接电后，立即起程，不过他的专车在“沿途城市都有地方官吏军队迎送”，开得很慢，一行人赶到南京时，“天色已黑”，总以为就职典礼至少要到明天了。
孙中山显然刻意要在1月1日这天就职，以完成民国改元的象征意义。因此尽管已经入夜，尽管路途疲惫，他仍然坚持立即举行就职典礼。等到各省代表聚齐，已是夜里十点。典礼时间当然不可能太长。最遗憾的是，南京一时间找不到镁光灯，典礼竟未能留下一张照片。
1912年，北京发行的中华民国成立纪念封。
1912年，北京天安门城楼高挂“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大幅标语。
新的新年
1月1日上午，苏州草桥中学学生叶圣陶正准备上课，有同学告诉他已改用阳历，大家都不相信（政府还没公布嘛），推出一个人去打电话问苏州军政府，那边答话说：“是的，今天就是元旦。”这个消息让这些十八九岁的中学生非常兴奋，叶圣陶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乃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而吾之日记，亦于今日始改用阳历矣。”叶圣陶是新政府的热烈拥护者。1月5日，他亲自动手，为父亲剪去了发辫。
元旦没来得及庆贺，真是个遗憾，叶圣陶与同学们决定庆祝“第一元宵”。经过几天筹备，到了1月15日，学校里彩灯遍挂，旗杆高竖，“悬五色国旗及校旗焉，更悬小灯十，其色一如国旗。校门以内则遍及五色灯及万国旗，门前杨树一带亦经绳而悬以灯”。不仅是草桥中学，苏州城这天也遍燃灯火，“恍入不夜城矣”，学生们循例提灯出巡后，在校门前燃放花炮，观者如堵，鞭炮声夹杂着“民国万岁”的欢呼声。
民国元年的正月，于叶圣陶而言，可谓喜事连连。1月28日，叶圣陶正式从草桥中学毕业，成为一名社会人。本来他还颇为就业担心，但经苏州公立中学监督袁希洛郑重介绍，苏州教育课长吴讷士聘叶圣陶为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小学教员。叶圣陶家境不宽裕，有这份教职，家困可以纾解不少。
同时，叶圣陶与顾颉刚等朋友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又与顾颉刚、王伯祥等友人一同“研究社会主义”。在参加王伯祥一位朋友婚礼时，叶圣陶送的一幅贺字，被当场一位女士相中，找人介绍，把自己的侄女胡墨林许配给了叶圣陶。这可真是革命带来的又一件好事。
与春风得意的叶圣陶相比，同是十八岁的年轻人，吴宓的日子可不太好过。他从北京辗转逃来上海，已经有两个月了。清华复学无望，而且随着局势的发展，好像是越来越无望啦—首都都改了地方，庚子赔款还会继续投往北京的海淀镇吗？
回归清华既然希望渺茫，学业总要继续。吴宓思量再三，终于决定与几位同乡一道，报考设在上海梵王渡的圣约翰学堂。这是教会办的学校，比较稳当，学的课程与清华也较易对接。2月5日，四点即起，六点半出发，八点钟入考场。出乎吴同学的意料，英汉考题都相当浅易。两天后，圣约翰学堂的录取名单登在《民立报》上，吴宓与清华的两位同学都考中了。
2月13日，上海大雨。几天来都觉得身体不适的吴宓“枯坐楼中，寂寥实甚，无术消遣”，终于病倒了。吃了仁丹，似乎也不管用。而且上海的冬天实在过不惯，吴宓口角冻裂，张不了嘴，吃饭说话都很辛苦，“诸种交至，益觉怅怅”。这“怅怅”中大概不包括昨日清帝的逊位，今天孙中山的辞职。
密切关注政权交接大事的上海客，是早就自许“清国遗老”的郑孝胥。他的日记自然坚持不用阳历，但人在上海，对新历要敏感得多。1912年1月1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乃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他“惜哉”的是南北所争，不在大局，而在私怨。在郑孝胥看来，南北议和尚未成功，南京方面就召集国会，决定政体，企图以此逼北京政府屈服，还自以为得计，实在愚蠢兼搞笑。“使政府在北京亦集国会，决定君主政体，亦行颁布，则如之何？”而且，“此次选举总统，止十七人，孙文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遂自称全国公举，真可笑煞人也”。
从1月1日到2月12日，中国存在着两个政权、两套历法，同时也处于“战”与“和”的十字路口。这一段交织的时光，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不同的烙痕。
郑孝胥希望南北议和成功，但国会必须在北京召开，否则“南方人民惧革党之恫喝，终不能抱定主见”，所谓主见，便是君主立宪。郑孝胥引《大陆报》上的评论说：美国虽号共和，却接近立宪专制，总统的职权很像从前的英王，反而今日之英国，“虽曰君主立宪，实最有共和之精神”。
吴宓也支持南北议和，因为他的家乡陕西，正在承受着新旧两个阵营的拉锯战，只有南北实现和平，陕事才能平复。即使回不去清华，也能在上海好好念书。
叶圣陶则最激进。他赞同《天铎报》发起国事纠正会的举动，认为连“优待清室条件”都大可不必：“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曰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不肯让位，那就打呗！
我们印象中主持语文改革、写童话的白胡子老先生，那时真是年轻啊。
叶圣陶，1912年中学毕业。他对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深为失望。
吴宓，1912年报考上海圣约翰学堂。他支持南北和议。
清帝逊位
侍卫武官唐在礼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廿四日接到内阁秘书处通知：明日清晨，护卫各国务大臣前往乾清宫参加接奉皇帝退位诏书的仪式。
十一月廿五日，也就是阳历2月12日，天刚亮，唐在礼与其余三名侍卫武官一道，进东华门，奔乾清宫。只见东华门外戒备森严，“像是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的样子”。后来听说是各大臣很担心，怕闯出几个宗社党来拼命，宗社党在北京传得很厉害，说是连袁宫保都没把握制住他们。
到了乾清宫宫门内东南角的长廊上，国务大臣们都已经到齐，袁世凯自从1月16日遇炸，便称病不朝，内阁交胡惟德代领。十名国务大臣中，满人有度支大臣绍英、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汉人有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养心殿里，就这么十位袍帽顶戴的大臣，四名军装军刀的武官。
没过多少时候，有人来说“太后要上殿了”，大伙儿依序往殿里走，大臣们走到离宝座一丈的地方，面向宝座，横列一行排开。四名侍从武官站在他们身后。
两名太监走了出来，分站两旁。隆裕太后带着小皇帝出现了。唐在礼也顾不得什么天颜不天颜，从两位大臣的肩膀之间望过去，仔细看了看小皇帝。他后来记道：“溥仪生得很清秀，只是看上去天庭虽还饱满，口鼻生得迫近，下颏尖促。我心里就想：这个小皇上到底不是个福相。”
唐在礼有机会细看小皇帝，还发此大逆不道之想，全因当日臣下没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而只是由胡惟德带领着，向皇上、太后三鞠躬——这是商量了好些回才定下来的，所以隆裕也不吃惊，宣统可能有些奇怪，但他没说话。
隆裕落座之后，与胡惟德自然有一番早经设计好的对话。隆裕的大意跟逊位诏书一致，就是说希望全国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国家早一天得到统一，过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照议和的条件把国家的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办共和政府”。胡惟德赶紧安慰几句，说“太后睿明鉴远，顾全皇室，顾全百姓”，“今后这个天下就是大家的太平天下了。敬祈太后保重，太后放心。”
据说此时宫外也还有些人想阻止诏书的发布，自然被拦住了。隆裕太后这几天被袁世凯、小德张等人吓得够呛，什么路易十六全家上断头台之类的故事听了不少，此时也就下了决心，对内阁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一旦用印，木已成舟，再反对也没用了。
饶是如此，往逊位诏书上盖印之事，仍然没有让隆裕亲自动手。倒不是怕她悲痛过度手劲不足盖歪了，而是有人担心这位太后会效仿汉元帝皇后那样，面对王莽逼宫摔玉玺，所以专设了用玺官。其实隆裕哪有这份勇气？不过也反映出大伙儿潜意识里都觉得今天这事儿很像西汉末年。
因为诏书里言明“即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退朝之后，十大臣便直奔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袁世凯早已在那里守候，外交大楼今天重重警卫，比皇宫守卫得还要森严。里面早设下一张大条案，条案中间放着一个紫檀雕花的大帖架。大楼内外人很多，但静静的都没有声息。
十大臣站在上首，袁世凯站在下首。袁世凯深鞠一躬，胡惟德将诏书递过去。袁世凯并未宣读，只是将之放在大帖架上。胡袁两人谈了两句，仪式结束。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外交大楼剪了辫子，据说“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
第二天，各家报纸都发表了诏书全文。警察厅用黄纸缮写了逊位诏书，供在天安门外一个牌座上，供人观览。辛亥年的最后几天，皇城内三殿与社稷坛都对外开放，任人游览，不收门票。不过游社稷坛的人多，进皇城开眼的人少。
龙旗都收起来了。北京人还不是太清楚逊位意味着什么，不过至少是不打仗了，马上就是年关，愁云惨雾了四个月，强行挤出一丝喜庆来，逛逛来去经过的社稷坛、太和殿，也是好的。
郑孝胥，1912年客居上海，自命为“清国遗老”。
袁世凯，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新的国
仿佛真有天人感应，2月12日这天，上海的天气居然是“骤暖，甚有春气”。
逊位诏书，南北政府各拟有稿。北方的那份，之前几天报章便有披露，开头便说自武昌变起，朝廷已俯顺人民之请，颁布“十九信条”，“将一切政权付诸国务大臣”，早已显示朝廷“不私君位之心”。但是现在情势危急，“若徐待国会之召集，诚恐延长战祸，大局难支”，而总理大臣之权势，“对内不足统制全国，对外不足综理外交”，所以将总理大臣名目取消，改为大总统，“一切政权悉由大总统主持，其大总统即由国民公举”。
诏书稿强调说：“惟皇帝之尊严，除谢去政权外，与前定‘十九信条’无甚差异”，然后是“特命袁世凯会同南北官绅暂行组织临时统一政府，以消乱萌”。最后说“凡我军民人等，须知朝廷此举纯为国利民福，维持治安起见，一切事宜悉如其旧，万毋听信谣言，致滋纷扰”。
这份诏书稿，可以用俗谚形容，叫做“倒驴不倒架”，又叫做“鸭子死了嘴还硬”。可以想见，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不太可能为南方接受的。这一点，清廷中人何尝不知？所以他们最终还是采用了南方张謇主持拟定的诏稿，只是加上了“即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这句话，有人说是袁世凯加的，有人说是隆裕太后的主意。从清廷的角度说，将政权移交给一位大臣，总比移交给孙文之流的乱党，来得稳当，也来得体面。
郑孝胥直到辛亥年的除夕（2月17日），才在日记中抄录了逊位诏书。在诏书之前，他写道：“北为乱臣，南为贼子，天下安得不亡！”抄完又大骂列名诏书诸大臣：“干名犯义，丧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今日之谓也。”
辛亥的上海除夕，热闹倒似乎过于京师。漫天的爆竹声中，郑孝胥写道：“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他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由他来逆天而行，重兴大清？大概连郑孝胥都不曾梦到，二十年后，他将站在今日紫禁城里那个六岁稚子身边，出任“满洲国第一任总理”。
而此时，青年吴宓站在上海大马路一带，看着灯火光明，听着笙歌嘹亮，“回忆昨年今夕，其情况真不可问”——去年除夕，吴宓随父亲进京考清华学堂，被大雪堵在河南府，住在泰安客栈里。听栈里诸客谈论，有说京中鼠疫盛行，京奉铁路已停开，又有人谈起清华园，离城二十余里，靠近颐和园，风景优美，听得未曾离乡的吴宓心中七上八下。
叶圣陶对旧年除夕毫无感觉。他正沉浸在对“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的失望与愤恨之中。“以专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国之总统，吾不知其可也！如火如荼之革命，大雄无畏之革命家，竖自由旗，策国民军，血花飞舞，城市尽烬，乃其结果为不三不四之议和，为袁世凯任大总统！呜呼，吾希望者已失望矣！”那么，在叶同学——不，现在是小学堂的叶先生了——在叶先生心目中，辛亥革命是失败了。
整整一个月，他都在与顾颉刚等朋友讨论“无政府主义”，认定“政府之行为断不能为吾人造福”。仿佛为了印证他的观点，3月27日，苏州发生兵变，军队持枪抢劫，“将阊门马路及上塘街、下塘街、山塘街、南濠街各商铺及民家尽行抢完……抢毕后复各处放火，延烧竟夜”。这场兵变当然不像2月29日北京曹锟兵变那样具有政治意义，却足以打击一般民众对“天下从此太平”的向往。
叶圣陶写道：“触我目入我耳者，无非此不情世界之恶消息。余本热心人，乃欲作厌世观矣。”这种厌世的情绪，在今后数年内，还将压在许多人心头。
也许，还是让大清最后一任侍从武官唐在礼说着了：“很多人只知‘共和’，但是这个共和怎样共法，怎样建立新局面，新局面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
旧王朝，新民国
末代皇帝的记忆
1912年退位时，宣统皇帝只有6岁，当时情形已经模糊，但有一人他却记忆清晰：“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泪，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
孙中山的愿望
1912年8、9月间，孙文、黄兴北上，与大总统袁世凯共商国是。孙非常认真地表示，他愿在10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请袁在同期训练精兵100万。袁听后瞠目结舌，对其亲信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
民国剪辫令
1912年，民国开新纪元，断发易服成为了一项政治任务。孙中山通令全国剪辫时说：“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可以想见当时民众定有不肯剪辫者。而满清开国时，为令国人剃发束辫，竟闹至“留发不留头”之境地。一条辫子，留起来难，剪去也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