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陈寅恪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了。

　　早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当时有四位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而第四位就是陈寅恪。陈寅恪当时并不太出名，但梁启超极力推荐。据说，清华大学校长曾问：“这陈寅恪一无学术专著，二无博士学位，怎么能当国学研究院的大导师呢?”

　　梁启超回答：“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吗?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梁启超这么一“忽悠”，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很快就接到了清华国学院的聘书。当时他才36岁。

　　如果1925年还有人怀疑陈寅恪的学术水平的话，那么到了1944年就再也没有人敢怀疑了。此时，王国维、梁启超都已经去世，中国史学的第一把交椅已然非他莫属了。

　　这年的秋季开学，燕京大学新生带着骄傲加崇拜的心情来听陈寅恪的课“元白诗证史”。不料，陈教授在第一课即抛出“杨贵妃入宫时是否是处女”这一“八卦”十足的课题。

　　一代名学者，突然出语“猥亵”、“无聊”，实在出人意料。

若干年后，“文革”来临，陈寅恪遭到批判。批判他的人大多没有那么高的史学修养，很难就学术问题“指手画脚”，这时，“杨贵妃处女考”就成了最惹眼的靶场——— 堂堂大教授，研究这个问题，岂不太无聊?

 

　　著名科学家何祚庥曾回忆说，他曾在中宣部工作过五年。当时，他看到一个材料，提到陈寅恪研究“杨贵妃进宫之前是不是处女”的问题。他立马拿了材料去找领导，说陈寅恪写了这么个东西，这不是很好的批判材料吗?当时理论宣传处的处长是许立群。许说，小何，你不对。陈寅恪做的这个工作，在科学上是重要贡献!陈寅恪虽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但是陈反封建。他说，唐明皇把儿媳妇抢去做他的老婆，这在封建社会也是不道德的事情。一堆封建史学家为了掩盖这件丑事，非要把杨贵妃说成还是处女。陈寅恪把她考证出来，说她不是处女，这件事情一箭双雕：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丑陋的一面，同时，又揭露了封建史学家丑陋的一面，他们拍马屁。

　　何祚庥一听，立马恍然大悟，高，领导就是站得比我高呀。（相关 一位中科院院士的伟大发现 ）

    其实，陈寅恪做“杨贵妃处女考”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史学家“丑陋的一面”。史学大师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从考证“杨贵妃入宫之前是否是处女”这一“历史细节”入手，旁征博引，以抽丝剥茧的手段，层层推进，不仅讲清了唐朝的婚姻制度，而且还对李唐王朝的血统、风气及政治演变等都作出了精彩的论述。半个多世纪之后，季羡林先生念念不忘陈先生的治史方法，他所举的例子还是这个“杨贵妃处女考”。

　　看看，同一个“杨贵妃处女考”，不同的人所看到东西竟然如此迥异，怎么不令人感慨!

　　最后，再简单介绍一下陈寅恪的考证结论。白居易《长恨歌》中说“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意指杨贵妃在进宫之前还是处女。清代学者朱彝尊称，杨贵妃虽与寿王成婚，但未同房，佐证了白居易的诗。陈寅恪通过研究指出，两者均为错误。原因是，唐代亲王娶亲的礼仪是，迎亲当天即“同牢”(同房)。相应的，陈寅恪还指出，杨贵妃先嫁寿王为妃，这个寿王是武惠妃的儿子。武惠妃虽是唐玄宗宠爱的妃子，但寿王却不是唐玄宗的亲生儿子，唐玄宗实属寿王后父云云。总之，通过缜密考证，陈寅恪不但证明了杨贵妃进宫之前已不是处女之细节，更探究出了唐朝的婚姻制度、李氏皇族的发展脉络、唐朝的社会风气等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堪称用科学方法研究史学的典范。这其实也充分体现了陈寅恪的治史特点———“小处入手，大处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