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同胞们，今天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大家宣告：我们正面临一场危机。一如往昔，这场危机也是我们自己酿成的恶果，目前确实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许多年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我们曾经承诺，在实行低税收政策的同时，向美国民众提供慷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我们并没有面临过严酷的预算算术现实。

很久以前，这场危机的种子就已由前几代人种下。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怀揣着崇高的目标。在看到老年人的贫困现象之后，他们创建了社会保障体系（SocialSecurity）；目睹到疾病之后，他们创建了医疗保障(Medicare)和医疗补助体系(Medicaid)。他们看到美国人难以负担医疗保险，于是实行医保改革，为中产阶级家庭提供补贴。

但这次政府扩张代价不菲。政府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高。

今天，庞大的婴儿潮一代大多已退休。他们不再工作，不再缴税，但他们有资格获取政府为老年人提供的众多福利项目。

我们为控制医保费用所做的努力业已失败。我们现在必须承认，驱动费用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挽救生命技术的长足进步。我们当然欢迎这些技术进步，但它们亦是非常昂贵的。

要是我们当初选择采用征税的方式来为这项开支买单，我们当前的困难或许就可避免。但没有人喜欢缴税。税收不仅会让我们口袋中的钱资减少，而且还会扭曲激励机制，减少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借入更多的债务，以支付这些项目。

然而，举债无法避免艰难的抉择。这样做只会延迟选择的时机。上周在债券市场发生的事件清楚表明，进一步拖延已不再可能。清算之日已经来临。

今天早上，财政部就这一问题的性质发布了一份详尽报告。简单说就是，债券市场不再信任我们了。

数年来，美国政府一直以优惠条件获得大量借款。海内外的投资者相信，我们会履行债务。他们确信，当时机到来时，我们会做正确的事情，会以税收弥补开支。

但在过去几年里，随着我们的债务与GDP之比屡创新高，投资者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他们要求获得更高的利率，以弥补其感知的风险。更高的利率增加了支付债务利息的成本，为开支增添了上升压力。我们发现我们身处一个恶性循环之中——预算赤字不断上升，投资者信心不断下降。

正如经济学家时常提醒我们的那样，危机到来的时间要比我们想象的更长一些，但一旦来临，其速度之快，要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当财政部上周试图拍卖最新一期政府债券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出手购买。私人市场也不会再借钱给我们了。这个国家的信用卡已经被拒绝了。

那么，我们该何去何从？

昨天，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位于北京的新总部参加了一个会议。我很高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从IMF那里争取到一笔帮助我们度过这场危机的临时授信额度。

这笔贷款是带有一些条件的。作为你们的总统，我必须说老实说：我不喜欢这些条件，你们也不会喜欢。但在目前这种情势下，接受这些条件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我们必须立刻削减社保开支，特别是针对高收入受益者的社保开支。社保体系依然会让老年人免受贫困之忧，但仅仅是勉强为之。

我们必须限制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开支。这些项目依然会提供基本的医疗，但它们将不再为许多昂贵的治疗买单。私人必须得自己掏钱支付这些费用，没钱的话，就得硬挺过去了。

我们必须减少针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医疗保险补助。医疗保险与其说是公民权利，倒不如说是个体责任。

我们必须消除无关紧要的政府职能，比如为农业、乙醇生产、公共广播、能源节约和贸易促进活动提供补贴。

我们将向除最贫穷人口之外的所有美国人征税。我们将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扩大税基、削除针对按揭贷款利息和州及地方一级税收的税前扣除政策。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以后也将纳入应纳税所得额。

我们将把每加仑的汽油税提高2美元。这样做不仅会增加收入，还会解决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和交通拥挤在内的众多社会弊病。

正如我所刚才所说，我非常厌恶这些变化。当你们选举我当总统时，我许诺要维持社会保障体系。我信誓旦旦地对你们说，通过削除浪费、欺诈和滥用，仅对最富裕群体征税等方式，我们可以修补预算赤字。但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几乎没得选择。

要是我们在一代人之前就直面这一问题该多好啊！虽然那时做出选择也不容易，但绝不会像我们现在突然面临的这种不可谈判的要求这般严苛。要是我们当时做出选择，美国人会逐渐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更多地依靠他们自己，也就可以更好地应对今日的局面了。

如果有机会穿越时光，改变过去，让我付出什么，我也在所不惜。但覆水难收。美国人从前也面临过艰难困境，但我们都挺过来了。为了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享有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让我们携起手来，做出必须做出的牺牲。

本文作者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