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的心情起伏不停，当看完沉颢在电视上的“悔过状”，心情很是晦暗。在沉颢几天前被警方带走的那天晚上，我还发微博为其“背书”，称不相信他会卷入“新闻敲诈”，顶多也就是管理不善的问题。
我之所以选择相信沉颢是清白的，主要是基于他当年在《南方周末》的表现。我很难相信也很不愿意看到，一个曾经的“新闻理想者”居然会堕落到“新闻敲诈”的地步。
作为21世纪传媒有限公司总裁，1971年出生的沉颢拥有同龄人难以企及的职业成就。这位北大毕业的才子毕业后进入《南方周末》，并很快成为新闻部主任， 与同仁们一起推动《南方周末》成为中国最着名的报纸。在这期间，他参与执笔的1999年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流行大江南北，打动不少人 心。
后来由于接受外媒采访违反了中共的宣传纪律，沉颢被迫离开《南方周末》。但在南方报业集团的“庇护”下，沉颢仅坐了5个月的冷板凳，就转任《城市画报》社 执行副主编，一年之后沉颢与另外的同事创办《21世纪经济报导》并任主编。在随后10年时间里，《21世纪经济报导》逐步扩展为21世纪报系，拥有了报 纸、网站、杂志以及手机新媒体，俨然一个媒体帝国。
从一个普通记者成长为媒体集团的总裁，沉颢仅用了十年时间。然而2008年沉颢出任21世纪传媒公司总裁后，事业上似乎到了顶峰的他，实际上站在了悬崖的边上。从媒体人到媒体经营者的身份转换，使得沉颢必须要“往钱看”，必须要让媒体盈利。
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新媒体的崛起，都给传统媒体以巨大冲击，尤其是广告投放的锐减，成为所有传统媒体经营者的梦魇。21世纪报系也不例外地面临生存危机，摆在沉颢面前的第一要务已经不再是做什么好新闻，而是怎么去赚钱。
于是“有偿新闻”、“有偿不（丑）闻”以及“不偿即（丑）闻”等灰色操作手法，普遍地出现在包括21世纪报系在内的传统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的身上。这种通过公关公司以负面报导“威胁”公司企业拿钱来交易的做法，的确是一种变相、隐蔽的“新闻敲诈”。
沉颢承认自己领导并支持了这种做法。不管沉颢自己有无在其中收受“黑钱”，作为21世纪报系的领导，他都难脱干系。他自己也坦承：内心常有被撕裂的感觉。
沉颢的困境是中国所有传统媒体经营者共同的困境。尽管中国所有媒体都是“党的喉舌”，但不同于党报党刊有国家财政供养，市场化媒体都是自负盈亏，赚得多就分得多，赚得少就分得少。亏损就会降薪裁人。倘若连年亏损，则媒体生存都无法为继。
除此之外，市场化媒体同样承受着严密的政治管控，隔三差五的新闻禁令阻止了诸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西方百年大报在中国的出现。中国传统媒体人既享有不到独立的职业尊严，现在又遭遇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利润寒冬”，日益窘迫。
这次21世纪报系出事后，被带走的20多位媒体人的遭遇更是凸显了中国媒体人的可怜地位。在失去自由的一个月中，这些涉嫌“新闻敲诈”的传媒人不被允许会 见他们的律师。以沉颢为首的几位曾经的报社负责人被上中央电视台“悔罪”。尽管有一些法律工作者就警方的违反“程序正义”表达反对，但社会大众则多数不抱 同情，反而是一片声讨和嘲讽。
说实话，我和身边的一些朋友看到这一幕，产生深深的“物伤其类”的感受。这几年，不少传统媒体的友人选择离开，去公司去新媒体。传统媒体的衰落是大势所趋，留在其中要么消极等死，要么冒险作恶。也许的确到了该诀别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