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_ Michaela Schiessl  Christoph Schult  Thomas Schulz   编译_张小车

这位可以对某国金融健康情况进行评估的人，身着深色西装，戴着黑框眼镜。他头发花白，但脸上却依然光滑。谈吐中，铿锵有力的男中音掷地有声。

来自德国南部的莫里茨·克雷默，看上去给人一种轻松而友好的印象。但是，当批评者谈起克雷默的工作时，往往将他描述为“高度危险人物”、“纵火犯”或“破坏欧洲的刽子手”。而说起他的反对者更是不胜枚举，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法国总统萨科齐……

克雷默是标准普尔（简称“标普”）欧洲、中东与非洲主权评级部负责人。早前，他和同事们一起将希腊政府主权债券评级为“垃圾”。过去两年来，克雷默和他领导下的团队接二连三下调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而且每下调一次，欧洲债务危机的程度就再加深一层。

“这种情况真的很糟糕，但作为评估者，我们有义务把评估中的风险告诉投资者。”克雷默用异常平静的语调来回应质疑。他口中所说的“评估”，是对一个国 家的信誉和解决金融问题的能力进行综合判断，推断对方无力偿还国家主权债务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为了准确评估，克雷默和他的同事们需要综合分析海量的数据 资源，并结合专家对此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最终得出结论。在整个评级系统中，最高的级别是AAA级，这也是对一国主权信用等级的最好评价。

一般来说，克雷默的工作比较低调，不引人注目，只对债券交易商、央行行长和金融专业人士比较重要。但现在不比往常，整个货币市场在灾难的边缘摇摇欲坠，克雷默和标普的同事，对某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全世界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几周前，克雷默和同事们下调了美国政府的主权信用评级，由AAA级降至AA+，这就像是在股票市场上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其造成的冲击波一直在全球各地回荡。股市的暴跌也让政客们意识到，这很可能是由前一次金融危机进入到下一次危机的分水岭。

显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只要评级机构大拇指向下，那么就势必引起一连串的市场反应。事实上，大多数投资者别无选择，他们只能依靠评级机构的评估。一 旦评级机构下调主权信用等级，他们就会马上出售之前购买的主权债券。这也就在无形当中，给了这个看似袖珍的部门没有边际的权力。

更糟糕的是，这种对主权国家债务偿还能力的评估权力，并不仅仅存在于标普一家，另外两家也同样举足轻重：穆迪和惠誉。这三家评级机构均是私人公司，总部都设在美国，其中穆迪和惠誉在纽约、伦敦都有办事处。它们组成了金融世界赫赫有名的“地狱三角”。

那么问题来了，将这么大的权力集中在以赢利为目的而丝毫不在乎稳定金融体系的私人公司手里，适当吗？抑或这是全球公共财政的需要，必须有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迫使各国政府勒紧裤腰带？

美国信用评级被下调引发的争论一直持续着。事实上，在欧洲，这样的争论已经存在好几个月了。各派别的政治家们严厉谴责评级机构，认为他们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威胁，他们的评级就是给金融市场火上浇油。

这些批评者所持的普遍观点是，2008年之前，评级机构对美国抵押贷款的评估过于宽松，这直接导致了次贷危机的发酵，在一轮股灾之后，金融危机如海啸 一般袭来。现在，他们又认为信用评级机构的评估尺度太过严格了，很多国家信用评级被下调很可能酿成更大程度上的金融灾难。

那么，这些评价对克雷默有什么影响吗？面对诸多批评声，他晚上依然可以安然入睡？当他看到希腊和西班牙的街头游行和暴力冲突，以及美国股市持续走低，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该负点什么责任呢？

“不。”克雷默说：“在这方面，你需要有张厚脸皮。事实上，国家没有必要投我们所好而削减预算，但是他们确实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债务。”

克雷默的办公室位于法兰克福主塔27楼，一眼望去，可以将陶努斯山脉尽收眼底。但是，克雷默却很少呆在那里。相反，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周游世界上。“我们每年至少派出一个小组到标普需要评级的国家进行考察。”克雷默解释说。

在评估的过程中，克雷默可以与政府首脑们展开对话，这是对该国主权信用等级评估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当然得仔细聆听他们说些什么，否则就太不讲道理 了。”他补充说，与此同时，评级机构不会太过于依赖那些在访问期间获得的数据，以及政府首脑们的豪言壮语。“我们通过自己的分析来做出最后的决定。”克雷 默说。

这不足为奇。毕竟，许多官方数字准确与否还是值得商榷的。以希腊为例，它的财政赤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虚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信用评级机构 如何评估该国的信用情况？“假如信息流通不畅或者信息流通太慢，我们不会一下子贸然做出评级。”克雷默解释说，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标普放弃了对利比亚做 出信用评级。而在对希腊进行评级的过程中，“在我们看来，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足够我们做出判断了”。

很显然，对希腊来说，克雷默和标普同事们掌握的信息都不是正面的：在短短500天内，标普将希腊的信用等级连续下调了7个等级。“希腊局势的恶化速度 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想，也超过了刚开始初步显现时的迹象。”克雷默说：“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没有人会说我们下调评级的幅度有些夸大。”

尽管如此，克雷默还是承认，标普偶尔也会出现一点问题。比如最开始的时候，标普曾曲解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当分析师们决定将美国的长期主权信用 评级由AAA级降至AA+级时，美国财政部立刻发出警告，并称标普在计算美国国家债务时出现了2万亿美元的差错。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后，标普要求给自己几个 小时的思考时间。然后，尽管美国信用评级依然被下调，但原因却与最初的有明显不同，主要原因被归咎于该国的政客和领导层，而不再是之前财务上的计算。

对此，美国财政部一直耿耿于怀。“他们显示了非常糟糕的判断，标普的决定是对美国的财政缺乏了解，他们的计算方法令人震惊地缺乏常识。”美国财政部长蒂姆西·盖特纳说。

 

       

　　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当然，对美国国家债务的计算误差，不是标普、穆迪、惠誉这“三巨头”的第一次计算失误。过去，他们犯过很多次类似的错误。他们犯错的评级对象不仅是某个国家，还有很多公司和债券。要知道，那才是他们的主营业务。

比如几年前倒闭的雷曼兄弟投资银行，三大评级机构竟然给它比较靠前的评级，而并没有向投资者发出警告；需要美国政府巨资援助才能勉强生存的AIG，竟 然被评级机构评估为“安全”级别。鉴于此，美国参议院调查小组认为，评级机构应该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负主要责任。“预测我们国家的前景，标普是最不值得信 任的地方，它的信用等级比美国还要差。”在标普下调美国的主权信用等级后，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写道。

但尽管如此，这些错误并没有损害评级机构这种微型行业的增长。自从约翰·穆迪在1919年首次对铁路债券进行信用评级，这个行业就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世界越来越重视数字，而越是如此，评级机构的重要性也越是凸显，源源不断的投资者疯狂追踪标普的任何一次评级。

评级机构越来越在一个国家的前景、命运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是，人们对跨境资本的贪得无厌。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政府债券几乎没有任何国际市 场，美国债券大都由美国机构持有。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从国外获得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他们将大量资金投放在国际债券市 场。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开始考虑将自己的资金投放在哪个国家会更安全，评级机构发挥作用的时刻随之到来。

“国际金融的变化创造了巨大需求，评级机构开始迅速增加，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曾担任穆迪投资者服务机构主权风险部门负责人的文森特·特 鲁利亚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特鲁利亚就已经开始为大的银行提供风险分析工作。现在，特鲁利亚在曼哈顿掌管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特鲁利亚回忆，在穆迪 工作时，他几乎可以见到任何人，包括“总统、政府首脑、央行负责人等等”。“但是大都是他们来找我们。”特鲁利亚说，很多达官贵人会成群结队来到穆迪的总 部所在地—纽约来游说。

那么，评级机构的工作人员会不会考虑降级的后果，可能会影响到该国成千上万的人？特鲁利亚说自己“从未考虑过这点”。“你不能允许自己有任何情感上的倾向和顾虑，评级并不是判定一个国家是走向好还是走向坏，我们只是评估它的信誉。”

出人意料的是，评级机构的评估决定并不是由很庞大的专家小组来决定，做出决定的往往只是一小撮人。“当我离开时，我们的小组只有22到23个人。”特 鲁利亚说，通常每个首席分析师手下都会有10到12个初级分析师和助手，这些人组成的小组负责分析10到12个国家的信用等级情况。

在穆迪，评级也并不完全单纯由部分国家分析者来决定，最终的评级决定或多或少都受由8至15名分析师组成的委员会的影响。他们唯一的基本规则是，大多 数参与者都负责一个地区部分国家的评级，而他们负责的地区与将要评级的国家不能相同。最后，他们所做出的决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由简单的大多数原则通过。

与此同时，穆迪对某个国家评级的分类标准也并不明确，他们做出的评级决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特鲁利亚介绍说：“当评级涉及一个新兴市场时，你必须 密切关注它的账户余额、还本付息比率、国际资本储备、其银行的净流动资金状况和汇率政策等等诸多方面。但当评级的对象是工业化国家时，就完全是另一码事。 你必须得关注其国内的数字变化，一般政府债务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等等。”

 

        

　　他们监管了全球，谁监管他们？

那么，评级机构最终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评级委员会将在一起讨论几个小时，其间充斥着大量的尖叫和彼此之间充满激情的怒吼。”穆迪公司前信贷评级总经理杰罗姆·冯斯说，通常情况下，对评级 机构来说，每做一个评级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很多收入，一般只有5万欧元到20万欧元之间。而且，这些收入一般都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支付。对于像 美国、德国这样的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来说，它们不愿意支付任何费用。当然，它们对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也无能为力。

2007年之前，冯斯的职责是穆迪常务委员会主席，负责创立和经营评估方法。冯斯说，他所总结和创立的评级方法由“高级模型和技术变量”组成，定义的变量、比率和公式等等对整个评级过程来说是一个极其明确的方法，有严谨的科学支撑。

可是一直以来，欧美等国部分政府官员们始终对此持怀疑态度。这也许正是现如今评级机构所欠缺的东西：公信力和可确认性，至少在欧盟负责金融监管的委员 米歇尔·巴尼耶看来是如此。“我们需要对评级机构有更透明和更严格的监管。”这位官僚主义者坐在官方豪华轿车后座，一边摆弄着两部iPhone手机，一边 咆哮着说评级机构的种种不是。

欧盟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可与三大评级机构相媲美的评级组织。过去一年来，德国咨询公司罗兰贝格一直游说银行、保险公司和金融服务商，希望 获得对该计划的支持。但是，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的花销实在太过昂贵，至少需要3亿欧元。因此，该计划并未受到金融业和专家的认可。毕竟，一旦这样一个机构成 立起来，它很可能成为欧洲政治家们掌控的工具，成为他们在金融领域报喜不报忧的挡箭牌。

巴尼耶也想要一个新的、不受任何政治影响的机构。他说，就像进行身体检查一样，检查员本身同样很重要。换句话说，对现存的评级机构必须有明确的规章制 度，这就是今年年初于巴黎成立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的职责所在。巴尼耶说，尽管如此，他认为这还不够，他还要在11月份提交一份设立更严格 法规的法律提案。

长期以来，布鲁塞尔一直希望各大评级机构披露其评级的数据和方法，巴尼耶甚至考虑禁止对那些负债累累的国家进行评级。他说：“当一个国家正在被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测和救助的时候，降级对它来说是不公平的。”

关于评级机构权力的过于庞大，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如果温度计发烧了，那么任何测量结果都是错的。”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评级机构存在的话，债券 市场上就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出售了。毕竟，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评价的债券市场，投资者根本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避开那些如瘟疫一般的投资对象。

更重要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似乎形成了一种传统，制度制定者总是在促进评级机构与金融投资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早在上世纪30年代，政策制定者们就开始把评级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融为一体，作为其迫使大型金融机构减少高风险投资的制衡举措。

自那以后，世界各地的立法者纷纷将信用评级作为其金融市场监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随着评级机构重要性的稳步增长，它们评级的准确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很多人认为其评级结果与某金融机构或某国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那么，该如何打破评级机构垄断式的权力而又不破坏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可能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各国在法律和规章制度层面上移除对评级机构的迷信。这可以使得投资者们寻求除评级机构之外的其他信息源，倾听对金融市场评价的另外一种声音。

出人意料的是，三大评级机构竟然是这种想法的忠实拥趸。莫里茨·克雷默说：“在规则和约定俗成层面上把评级机构和金融市场如此紧密交织，并非我们所愿。一直以来，是政治家们强加给我们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我们将之视为一种负担，而这种负担我们评级机构实在不愿承受。”

 

　　●2011年8月5日，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决定降低美国的信贷评级后，美国广播公司在纽约时代广场报道该消息。此举就像是在股票市场上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其造成的冲击波一直在全球各地回荡。

●2008年10月22日，标普、穆迪等评级机构的负责人出席美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就金融危机举行的听证会。从左到右分别为：穆迪公司 前信贷评级总经理杰罗姆·冯斯；标准普尔前执行董事弗兰克·拉特；信用评级公司Egan-Jones Ratings执行负责人肖恩·伊甘。很多人认为，评级机构评估不力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