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对美国正在进行的两场战争作了这样的辨析：阿富汗战争是一种对挑衅的回应，“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认为9·11袭击肇始于此。这次战争可 以被辩解为对一种侵犯的报复性反应，正如美国对日交战正当地回应了日本对珍珠港的侵犯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将其视为正义的战争。”而伊拉克战争则不 是这样，伊拉克没有侵犯美国本土或其他地方，“这场战争是不正义的，非常明显的是，即便人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来自伊拉克的侵犯的可能性，正义战争的 学说也不会允许先发制人地发动战争。”

本·拉丹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他不仅用恐怖手段袭击美国，也袭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他手上所沾的无辜者的鲜血，不仅有美国人的，也有阿拉伯人的。他 的死讯在美国被普遍视为“正义的胜利”，这是在发布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死讯时所不曾有过的。今天，即便在庆祝“正义的胜利”之时，许多美国人也还是尽量 把“本·拉丹之死”与“庆祝”分离开来。

最新一期的《新闻周刊》上，有著名犹太作家、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威塞尔（Elie Wiesel）对本·拉丹之死的评论。奥巴马于5月1日宣布本·拉丹之死的消息，对威塞尔来说，这一天也许有特殊的意义，因为66年前盟军宣布希特勒已死 的消息，也是在5月1日。威塞尔说：“处死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对死亡，任何人的死亡，我们都应该严肃地、思考地去对 待。”但是，由于本·拉丹夺去过太多无辜者的生命（希特勒当然更加如此），“他罪有应得”，因此，“美国人以满意的心情获悉他的死讯，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

同一期《新闻周刊》上，还有吉亚考尼（Max Giaccone）的一篇文章。9·11事件发生时，他父亲遇难，那时他才10岁。他写道：“我不想说我是在庆祝某人之死。……但是，我觉得很振奋，知道 那个谋杀我父亲的人已经在地球上不再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好的感觉。”

药加鑫残酷地杀死了无辜的张妙，对张妙的家属来说，知道残杀张妙的人已经在地球上不再存在，肯定也会是一种好的感觉。但是，由于药加鑫与社会之间并不 存在必然你死我活的关系，一个理性的社会会把“药加鑫的死刑”与“死刑”加以区分，而不是从一边倒地赞同“药家鑫死刑”变成了一边倒地赞同“死刑”。一个 理性社会需要既能设想受害者家属的心情感受，又能够在这之外，思考死刑是否具有普遍的正义性。这是因为，在一个法治的国家里，判处一个人死刑，情况要比在 反恐战争中杀死本·拉丹来得复杂。旧金山地区的检察长加桑（GeorgeGascon）就有这个体会。

作为检察长，加桑的工作就是起诉罪犯，包括死刑罪犯，而他个人却并不认为死刑是一种好的惩罚工具。他在《旧金山纪事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他当了 30多年的警官，见过无数的犯罪行为，包括罪大恶极的杀人案。这使得他难以承诺不会对被告提出死刑公诉。现在的美国法律还有死刑，检察长有执行这个法律的 责任，在人民同意改变现有的死刑法律之前，他的公务责任比个人对死刑的看法优先。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死刑和死亡本身进行威塞尔所说的那种严肃思考，而思 考的结果是，看似正义的死刑背后往往隐藏着非正义的因素，一个真正有正义感的社会是不能够长期忽略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