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31日，台湾《中央日报》头版头条以“期待再相会”为题为自己的实体报画上了休止符。从1927年草创到2006年正式停刊，《中央日报》 走过了整整79年，堪称全球迄今最资深的中文报，比《新华日报》（1938年）早10年，比当前我国执政党之喉舌《人民日报》（1946年）早了近20 年。从武汉、上海、南京到陪都重庆再到台湾，历经党内分裂，战乱的颠沛流离，移师台湾的盛与衰，及至最后的黯然离场，作为曾经的执政党党报、民国第一大报 ——《中央日报》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浮沉兴衰呢？

早在1926年，国民党已在广州筹办《中央日报》，1927年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在国民党宁汉分裂背景下于武汉创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顾孟余兼任社 长，创办之初深受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影响。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取消武汉国民政府，定都南京。7月15 日，“宁汉合流”，武汉《中央日报》于9月15日停刊，共出版176号。台湾新闻史学界为《中央日报》修史时，一般不算入此段时期的《中央日报》。

1928年，作为国民党机关报的《中央日报》终于粉墨登场，如影随形地伴随国民党演绎蒋时代的盛衰。根据发行地，《中央日报》的兴衰史可细分为五个时期：

上海时期（1928年2月—10月）：1928年2月在国民政府在蒋介石主导下进行体制重组，因早有办机关报的筹议，正逢上海《商报》停刊，便接收其设 备，于1928年2月1日创办了上海《中央日报》，孙科任董事长，中央宣传部部长丁惟汾任社长，彭学沛任首任总编辑。编辑委员会由各方代表人物组成：胡汉 民、邵子力、罗家伦、傅斯年、邵元冲、唐有壬、马寅初、王云五、潘公展、郑伯奇等。《中央日报》早年每天3大张12版，发刊词中公开表示：“本报为代表本 党之言论机关报，一切言论，自以本党之主义政策为依据。”创办伊始《中央日报》是以宣传“三民主义”，实行党内统一为首任，但上海原是汪精卫的势力范围， 又早有《民国日报》在当地盘踞，《中央日报》根本无法达到蒋介石的宣传预想。

南京时期（1929年2月—1937年12月）：1929年，蒋介石将《中央日报》移至南京，并以“首都设中央日报”为由将汪派控制的武汉《中央日报》也 迁至南京，统一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党报委员会领导，任命宣传部长叶楚伧为社长，自此受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中央所掌控的《中央日报》正式成为核心党报。该 报以“拥护中央，消除反侧，巩固党基，维护国本”为职责，完成了作为执政党喉舌的奠基。

在此时期内，《中央日报》积极为国民党代言，迅速壮大成为全国第一大报，在新闻舆论界独领风骚。1932年，《中央日报》改行社长制，言论报道上直接对国 民党中央负责，行政上独立。同年先后增出《中央夜报》《中央时事周报》。1935年因采用新型印报机，《中央日报》每日销售数由8,000份增加到 30,000份。同年10月，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建成了中央日报大楼。1937年6月，《中央日报》开办庐山版，此后又增设长沙版、昆明版、成都版、贵阳 版等地方版本，《中央日报》的规模和发行达到了鼎盛时期。

在威权政治时代，《中央日报》更多地扮演着政府忠实喉舌的角色。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通过的《设置党报条件草案》等三个文件规定：“党报必须以本党 主义政纲政策及中央决议案、法令等为立言取材之标准”。国民政府的重大政策、重要人事安排、国民党理念宣扬、驳斥“异端邪说”等，基本都是透过《中央日 报》发布和传递，《中央日报》也是蒋介石案头必备的报纸。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抗日救国热情高涨，国民党及《中央日报》仍忙于宣扬 “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一度引发“京（南京）、沪、平、济（南）苏、皖等地”全体学生联合一处冲击国民党中央党部，更游行至《中央日报》社入内质问为何 造谣污蔑学生运动。时社内已空无一人，学生“大动公愤”，捣毁其社以示惩戒，遭到大批军警镇压，有史料称“总计死亡者数十人，被捕者一百余人，失踪者数十 人，受伤放回者十余人”， 是为“12•17”惨案（史书亦以发生地为名称“珍珠桥惨案”）。此外国民党对党报的政治控制可谓异常严格又得力，直到国民党败逃台湾，《中央日报》内竟 只有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重庆时期（1938年9月—1946年5月）：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中央日报》因此停刊，9个月后在陪都重庆复刊。西安事变后，掀起全民抗日热 潮，《中央日报》作为最重要的官方媒体成为传达国民政府信息的唯一渠道，此时期国民党宣传部成立了党报社论委员会，由叶楚伧、潘公展、程沧波、甘乃光等7 名委员组成，被视为全国最高言论机关，一周开三次会议，以确定社论题目和草稿，被批准的社论原稿则透过中央通信社和《中央日报》公布至全国。在此时期，国 民党新闻政策相对开明、宽松。《中央日报》也公开赞扬和支持抗日运动，表示“情愿联合全国的议论界”为人民意见的发表提供支持。

1945年8月10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下午7时《中央日报》发行号外。9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接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中央日报》 接收伪《中央日报》、伪中报及伪新中印刷所完毕。9月10日，在南京版复刊，发行号次衔接重庆版。1946年，《中央日报》停止向中央领取经费，改组为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复都时期（1945年9月至1949年4月）：这一时期是国共两党权力争斗的白热化阶段，及至最后争锋。作为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积极充当国民 党的马前卒，与共产党阵地的《新华日报》《人民日报》争夺中国新闻舆论的话语权。随着国民党退守台湾，其嫡亲的《中央日报》也结束了中国第一官方报纸的辉 煌岁月。

台湾时期（1949年3月—2006年5月）：1949年3月12日，《中央日报》迁至台北发行。迁台后《中央日报》继续沿用国民党在大陆实行的一整套 “党报”体系，并实行了长达36年的“报禁”。报禁时期台湾只有29家报纸，实际大报只有《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等数家，《中央日报》作为国 民党金牌传声筒依然保持其一哥地位不变，传达国民党政府立场，尤其是60年代蒋经国主政时期，《中央日报》更迎来“黄金时期”。当时，所有政府机关、学 校，奉国民党各地方党部指示，一律订阅《中央日报》，这一特别待遇为《中央日报》提供了稳定收入來源，其社论是全台湾中小学生、公务员阅读的“作文模 板”。

1987年，饱受政治体制诟病的台湾解除了实施半个多世纪的戒严，宣布废止戒严期间依据“戒严法”制定的３０项法令，开放了报禁、党禁。次年，蒋经国去 世，国民党威权政治随着“二蒋”生命的消逝也宣告终结。报禁一开，台湾民主风气也日渐燎然，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被打破，对特权加身的《中央日报》来说 “民生为意”“自由竞争”是它字典里没有的名词，曾经傲立潮头的弄潮儿却在新时代的洪潮里被打翻湮没。

2006年5月31日，《中央日报》以“期待再相会”为自己唱响挽歌，至此，世上已无《中央日报》。虽有网络版存世，却不可同日而语矣。

综观《中央日报》的末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台湾执政权的更替必然会导致《中央日报》特权地位的崩解。李登辉执政时代一心改革国民党党国一体化体制， 而削弱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的影响力正是其中一大举措，其甚至公开指责该报“连自己的党员都不看”“销售量一天不如一天”。而民进党首领陈水扁早在竞选 手册中即宣称“当选”后要推动党政军退出媒体。2000年其上台伊始便以媒体非政党化为旗号，不仅取缔了行政权力给予原执政党报纸《中央日报》的种种优 惠，如官方信息披露特权、公费订阅等，而且要求政党报纸发行退出政府部门、军队和学校。所有被取缔禁止的恰恰是《中央日报》一贯占尽的先机。

其二，国民党对《中央日报》食之无味，弃之也不甚可惜。因贵为党报，《中央日报》向来不以负盈为虑。曾任台湾新闻局长的邵玉铭于国民党大选失败后调任《中 央日报》董事长，他回忆说“我刚去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每年给“中央日报”2000万，后来降到几百万，我也知道山穷水尽了”“中央日报”从1988年到关 门办电子报，差不多赔了七八十亿(台币)”。巨额亏损加巨额补助早已使财政上捉襟见肘的国民党无力支撑。而且政党轮替后，国民党也在积极推动党政军退出媒 体以牵制民进党。马英九曾评价台湾通过的“NCC法案”是象征台湾的新闻自由、媒体发展进入了新纪元，既是对执政当局的强力制约，对新闻自由的强力保护， 同时也是对媒体依赖行政权力庇护和包养的传统体制的釜底抽薪。从这一点足以看出国民党新领导人对顽固的《中央日报》的态度。

其三，社会转型下，《中央日报》自身的难以与时俱进。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社会多元、舆论自由，不管是报业还是大众传媒都以公平 竞争较高下，而且竞争惨烈，倒下者甚众。虽然《中央日报》也投入6亿新台币参与竞争，出刊张数也增加为6大张，增英文版、文教报叠、副刊也办得不错，但其 自身的陋习垢病却难以在多元化的时代中清洗：因党营背景，传统官媒色彩浓厚，其消息来源也多受局限，而多年的“养尊处优”已养成了专制死板、立场保守、动 辄官腔官调的习气，很难令平民大众接受。从报道内容来看，也多是报喜不报忧，仍以隐瞒真相、粉饰太平、美化党内弊病为己任，好以“中央”自居，其办报方 针、形式都难与时俱进。从经济策略来看，也没有放下第一大报的身价，不懂市场也不懂同行。相较之其他媒体，新闻的自由、公正、监督之千金重担是这艘老船无 法承载和担当的。可以说，在民意的道路上《中央日报》无所适从，越行越远。

正如该报末代总编江伟硕所言：“言论的蓬勃，对《中央日报》来说，很难适应。有包袱，受限制，很难纯粹以市场为导向办报纸，竞争力就受影响了……我们就像 国民党的百年老店一样，要转个身都很慢了。”《中央日报》的倒掉当成为一面镜子，映照所有忽略民意单做某个政党传声筒的媒体之当下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