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史上，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国家大事国家走向，往往由几家报纸杂志来决定来指引——比如，“文革”中大名鼎鼎的两报一刊：两报是指《人民 日报》和《解放军报》，至今尚在牛气冲天；而一刊则是《红旗》杂志，早已寿终正寝。活着的我们且不说，先来看看这死老虎《红旗》杂志吧。

《红旗》杂志是所谓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1958年5月2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由中央主办 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同年6月1日创刊。半月刊。1965年1月改为月刊。1980年1月恢复半月刊。在北京 出版，在上海等15个城市设代印点。除汉文版外，还有蒙古文、藏文、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版。除国内发行外，还发行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停刊之前 的1988年，其发行量达到250万份。

据发刊词讲，则这份杂志的主要任务是：密切结合实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解释和论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总结和 阐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解答党员、干部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批评党内和社会上错误的思潮和倾向，评述国内外发生的重 大政治事件；从1982年起，还承担辅导干部理论学习的任务。它的编辑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杂志内容严格坚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力求观点正 确，论据充分，说理透彻，逻辑严密，以帮助广大读者提高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那么，就让我们来看它究竟是怎么完成这些任务的吧。

在“三面红旗”时期的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提出“把合作社办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 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篇文章开始透露了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一次谈话精神。 接着第4期《红旗》杂志又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明确引证了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 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可以说开启了大办人民公社 的大门，也直接引发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场哀鸿遍野的大饥荒。

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红旗》杂志就更是四处煽风点火，搅得周天寒彻了。

1965年12月8日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攻击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 “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 班。” 1966年第7期《红旗》杂志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从此为针对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调。1963年,戚本禹发表在《历史研究》第4期的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 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的文章,再次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戚本禹在文章中不但“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而且还“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 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戚的这一观点遭到当时学术界的反对和批评。但是,毛泽东看后,却“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16个字否定李秀 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对此,徐思彦在其文章《从戚本禹批李秀成说起》中提到,“江青代表毛泽东约见戚本禹。她对戚本禹说: 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 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要继续写下去,写完以后,你可以请教康(生)老在钓鱼台九评的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此后,戚本禹接连写了一系列批判李秀成 的文章,紧紧抓住叛徒这一问题,上纲上线,而他本人也就此“出名”,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随之就被调入《红旗》担任历史组组长。

1965年12月6日,戚本禹在《红旗》第13期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以不点名的方式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成为《红旗》响应姚文元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第一篇文章。对此,毛泽东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5人的谈话中曾提到,“戚本禹的文 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 怀也是海瑞”。

1966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组员,开始踏入他们人生的最高点。陶铸、刘志坚被打倒后,王力被任命为中 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 任,还担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他们3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为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1967年1月16日, 《红旗》第2期发表了一篇由王力和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该文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夺权的讲话写成的,“是第一次公开号召夺权的文 章”。它不仅介绍了上海夺权的经验,还主张将其推向全国,号召全国向上海学习。它标志着文革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2月3日,《红旗》第3期再次发表了由王力和关锋起草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将“全面夺权”斗争进一步纲领化、系统化。该社论是王力、关 锋按照毛泽东关于“光有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不够,光号召夺权还不够,还要有纲领性的东西”这一指示写成的。王力称,“这篇文章很重要,不能仅仅看成一篇文 章,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一个新阶段,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是决定性的纲领性的文件”。社论在肯定上海夺权的基础上,规定了夺权的 性质和目标,并列举了一系列有关夺权的经验,其中包括“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打碎旧东西,创立新形式” 以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等。另外,社论还提到了在夺权过程中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组织形式。

而3月30日《红旗》第5期发表的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则正式拉开了“打倒刘少奇”的序幕。 戚文借批判影片《清宫秘史》,首次在中共中央报刊上公开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文革中独有的不点名却人所共知的方式对刘少奇展 开了一系列的攻击,它标志着文革进入了新一轮的“革命大批判”、“斗、批、改”阶段。王力称:“文章是毛主席直接要戚本禹写的,没有拿到中央文革。当时我 主管宣传,没同我商量。毛主席定了以后才交给我广播的。”

在“文革”期间，《红旗》真不愧是一面红旗：上下翻舞，搅得神州大地狼烟四起国无宁日，以至到文革结束时——照官方说法——“经济以道崩溃边沿”！

“文革”后的《红旗》杂志照样极左，包括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内的部分领导人仍然坚持毛泽东时代的做法，《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1977年2月7日发表了社论《学习文件抓纲要》，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 不渝地遵循”。而在1978年那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作为中共中心权威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却希奇地保持缄默——其实，“缄默”也是态度：这态度 就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保准”，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红旗》杂志除了捣乱外，别无建树，经不起事件检验！

在回顾《红旗》历史时，前总书记胡耀邦曾指出：《红旗》是毛泽东提议、中央决策创办的，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从1958年创刊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是好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权威性”，大得吓人，名高天上，但是不正常；文化大革命之后，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有失误，但工作坚持下来了。 1988年7月1日，由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全党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创刊。同时，《红旗》杂志停刊。1989年8月起，《求是》杂志改由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红旗》杂志走进了历史，但它担负的“任务”却被至今还在发行的报纸接过去做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