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册陆灏的《东读西读》在手，我才惊觉此君之于《三国演义》的一往情深。以前见面也听他提起对于“演义”的挚爱，但却无法就着这个话题往下谈，因为我偏偏对此名著完全找不到感觉。相反，曾经偶然到手《三国志》，随便翻阅，便觉触电。
可见，一个读者对于经典的好恶，他或她的性格、情趣等等实在起了很大的作用，难以遵循一定的标准。我读“演义”的时候，总觉得书中主题先行，根据意识形态立场而设计人物的性格、行为与命运，如此的写法对于那些被设定的“反派”人物就非常不公，比如吴国一方的人物就个个颟顸到可笑，好象那地方的人集体智力低下。也许正因为有这一层反感在心里，一旦翻《三国志》，让我自己都很意外的，立刻被《吴书》的世界迷倒了。
别人不说，就一个孙策已让我大惊失色。原来还有这样的中国男人！不仅因为他“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真正让人为之动容的，是他的死，或者说，是关于其死亡的一种传说。先说他的受伤：
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许）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猎日，卒有三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云：“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
这是裴松之注所录《江表传》的说法。其实，《吴书》“裴注”关于孙策之死，还载录有《搜神记》所给出的解释。这也是今日所见之《三国志》的可爱，或者说，是“裴注”的独出人上——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众声噪杂。当时人对于自身所处年代的认识，以及随后三四代人对于尚未久远的往事的理解与想象，在“裴注”中依约闪烁光彩。“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裴松之对于历史写作的理解，实在超出很多后代人之上。
 用今天人的话说，“裴注”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逢到我这个“后欧洲浪漫主义时代”的读者，一想到男人，脑海里就是大卫《荷加斯之誓》的形象，于是当然更容易接受这样的信息：
策既被创，医言可治，当好自将护，百日勿动。策引镜自照，谓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椎几大奋，创皆分裂，其夜卒。（《吴历》）
在“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的脆弱形势下，孙策却因为喜欢打猎而遭袭，真是莽撞得可以。受伤之后，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俊美容貌因箭创被毁，却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放弃了生命。“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对他来说，美的形象，是男性的完整生命的一个必要部分，当生命变得残缺的时候，他绝不肯苟且下去。
争论这是传说还是历史事实，当然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如此传说的产生与流传，反映了那一个时代——裴松之以及他的前辈们所创造的时代——的英雄观。对我这个“后浪漫”读者来说，关于孙策之死的这一种记述，其意义并不在是否客观反映了孙策的生平，而在于呈现了一个风云时代的道德世界。在这个道德世界里，“苟活”不被肯定，“尊贵”才是是生存应有的品质。显然，《江表传》及《吴历》所讲述的孙策之死，是在另一层意义上呈现了历史真实——价值观念的历史真实，从而有着重要的历史学价值。
原来我们不必非向欧洲传统寻求伟岸的人格、强悍的生命。一个无比伟大的世界始终静静存在，只是落在了今人的目光之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