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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区》,悲观主义者的荒诞剧

时间:2013-12-11 09:30:25  来源:三联生活   作者:

 “我其实经常想让自己忘掉那个悲观,所以就经常找乐子,就是为了忘掉悲观找乐子。大概是这样。”

 

导演宁浩

《无人区》等足了4年上映,而宁浩觉得自己挺淡然,甚至到头来觉得自己也跟大家一样,多少也就是点看热闹的心情,何况真不觉得自己能比看官们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不如闲着就去琢磨下一部电影了,我跟自己说,我就是一个拍电影的,我就尽量把我的电影拍好,拍完就拍完了,拍完后这个电影的事情就和我没关系了。”

不过,10月9日《无人区》获得了审查通过,那纸公文是被宁浩装裱进相框里,挂到了工作室墙上的。也有与宁浩惺惺相惜的朋友写文章说:“《无人区》如果当年就上映,宁浩多半不会仓促去拍《黄金大劫案》。”

宁浩倒没有给自己那么多假设的机会,但《无人区》确实是他想了许多年的一部作品。正如大多数少年时爱上电影的人,宁浩也曾深深痴迷西部片,尤其是那些经典的意大利西部片,《黄金三镖客》、《虎豹小霸王》更是一看再看,拍西部片当然也成为年轻时电影梦中最有声有色的那一部分。

尤其后来的几次新疆行,宁浩惊喜地发现,中国不缺比美国西部更雄浑壮美的荒野景色,甚至有些比火星表面还要壮观的大峡谷,让看惯了银幕上美国西部的他也不禁叹为观止。由此而来电影画面大概是怎样的调子,怎样的构图,虽然故事还是一片空白,整个影像体系、质感却都落到了实处。“很遗憾我们没有如美国西部开发那段历史,更没有那种枪械文化,更不用说比如左轮手枪之类帅气经典的西部符号,所以照搬人家好莱坞的正宗西部故事显然不对。”宁浩说。

2004年拍《绿草地》的时候,宁浩在中蒙边境杳无人烟的地方一住就是好几个月,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具动物性,比如大概能看懂马的心思了,甚至对于哪里有水源这一类生存问题直觉越来越敏锐,渐渐心里就有了这么个命题——人的社会性和动物性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最令我兴奋的是,我也想到是不是可以用一个西部片的载体来拍这么一个有关人类社会性和动物性之间关系的故事呢,其实这是每一个现代人都在面临的问题。”

回来以后宁浩就去找述平认真聊起这个想法,没想到述平的反应也相当积极,前后六七个月,两次新疆之旅,《无人区》的故事落在了纸上。

宁浩本来担心的那些问题,比如中国没有像美国的淘金、枪械那样跌宕传奇的故事,真的到了西部,才发觉周遭四处都是答案。最先吸引他的就是那些常常在加油站看到的通缉令,其中相当一部分通缉的是盗猎隼的猎人。猎隼是国家保护动物,盗猎是违法行为,但在当地倒卖猎隼又是相当赚钱的“一行”,一只猎隼能卖到百万元,因此发展出许多技术,比如抓到猎隼后会事先训好,之后人先过去,然后再吹个口哨,隼就自己飞过来了。“最难的是怎么把西部片本土化的问题,但显然贩鹰就是我们自己的西部故事,一字一句都是世代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告诉我的。”

贩鹰人是《无人区》里的重要角色之一,这个全身都由冷酷僵直的线条构成的中年男人,不苟言笑,甚至连一双眼里也没有一丝感情,一出场他愣愣地撞向了一辆押运犯人(黄渤饰)的警车,律师潘肖(徐峥饰)出色地赢了这场诉讼,就在他志得意满地驰骋在方圆600里的无人区路上,筹划着怎样在返城后坐收名利时,走进的却是一场莫名的浩劫。

荒漠之间的公路上,人渺小得就像蚂蚁,只有如钢铁怪兽般的巨型货车在狂奔嘶吼,贩鹰人无名无姓,好几次出场时,导演甚至只用他那只用钢箍固定的残脚代替了他的面孔,那是几乎使人窒息的恐惧。斯皮尔伯格的《决斗》,科恩兄弟的《老无所依》,当然还有昆汀·塔伦蒂诺的影子,这里或者那里,宁浩的西部,有许多的似曾相识。宁浩自己倒觉得随便就用“致敬”这样的字眼未免失了尊敬,他反而愿意承认自己做了不少抄袭的努力,甚至因此收获了不小的自我满足感。“在这个达利往蒙娜丽莎脸上画那两撇胡子都已经画了100多年的今时今日,抄也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看你抄得好不好,抄得对不对。电影就是一种语言,如果你能够将别人的字句重新组合得灵活流畅,其实也就是崭新的语言风格。”

《无人区》里,无论是城市里来的律师潘肖,还是荒漠中央的加油站“夜巴黎”里的人们,他们或者狡黠或者残忍,偶尔泛起心底良善,却显得尴尬又局促。宁浩自己觉得这样一些人物完全自然而然而来,正如他自己的生活,他的旅途,都是简单而直接的。甚至这些人与曾经《香火》里那个闭塞小山村里的和尚差不多的窘迫,来不及打理好传统而荒芜的精神世界,便跌跌撞撞堕入金钱为价值行为尺度的商业大潮。

“语言风格之外,成败最重要的还是故事本身,命题是否深刻并且有趣,主题是否清晰而又丰富,而最基本却也最关键的是,在哪里说哪里的事情,不能胡说八道。”所以,从《香火》到《无人区》,宁浩觉得自己始终做着差不多同一件事情——讲中国故事。“而且是照着活人来讲,别瞎掰。我得拍我眼里的中国人,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标准。而且今天的中国变化之快是很难捕捉到一个真正的命题,也许你今年抓到一个事觉得挺好的,到了明年已经失去了意义。所以要真正讲一个中国故事是难的,得不断地更新再更新,一刻都不能休息。”

但怎么讲中国故事,在宁浩看来,更是得认真学习的过程。在新疆,他每天捧着麦基的《故事》,一整本书上注解写得密密麻麻,用《无人区》联合编剧之一尚可的话说,“看得出他急了”。而宁浩自己愿意把《无人区》看作一个类型杂糅的实验:西部、公路、动作,甚至悬疑,归根到底,怎么都试一试,看看中国的类型片该怎么出现。

“虽然大家都在谈类型片,但是我一直认为,中国其实还没有出现类型片。我们只是一些低级地模仿美国类型片而已,但故事本身是有意识形态的,甚至故事结构方式就是有意识形态的。比如说,中国以前的小说就是散点透视的,就是一个不聚焦的观看,《清明上河图》就是这样的讲故事方式。那现在我们都接受了西方结构主义讲故事的方法,结构主义根本就是带有宗教属性的,所以真正的中国式讲故事的方式,我觉得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出现。”

《无人区》在宁浩的心里有相当分量。从一无所有的北漂岁月,一次次倾尽所有拍电影,到成为第一个亿元票房华语青年导演,高高低低一路走来,宁浩觉得自己至今也算不上那种积极乐观能与高歌猛进的热火时代合上拍的人,他说自己是悲观主义者,所以从《香火》到《疯狂的石头》,乃至《无人区》,也都是“奔着黑色的悲剧结局而去”。要说荒诞其实也是些被悲观扭曲后的古怪性情,至于别人眼里的成功喜剧导演,“我想真是无奈地开着玩笑吧,我其实经常想让自己忘掉那个悲观,所以就经常找乐子,就是为了忘掉悲观找乐子,大概是这样”。

《无人区》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给徐峥选择了律师那样一个职业。在那个环境里,好像司法是非常西方的尴尬的概念?

宁浩:我想最后还是一个寓言故事吧。我是想讲社会性和动物性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就选取了一个最有社会性代表的职业——律师,因为这个职业就是做人与人工作的,是依附于社会存在的。工人、农民、艺术家,他们都是做东西的,律师、商人、官员,这些都是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样的人靠人跟人的关系生存,他的动物性是最弱的,社会性是最强的,所以就选取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做主角。

三联生活周刊:寓言化以及风格杂糅的电影这几年不少,有些导演的作品也非常认真,但并不足以给观众留下印象。很多人说你是非常善于用别人之所长的导演,那你是用怎样的方式把别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主题?

宁浩:对我来说,拍电影动用两种经验,一种是直接经验,另一种是间接经验。直接经验我最看重,一般都是一个底子,就是我做事情的原动力。间接经验基本都是这部那部电影人家怎么拍得很好,我就拿来用,其实我也不在乎这个东西,因为天下文章一大抄,但是我的出发点不是抄袭,而是为了讲精彩那些源于我的直接经验、出于自己的所见所感。

三联生活周刊:黄渤、徐峥、余男,演员们与你甚至花了4个月在很边远的地方去做生活体验,这在一个商业语境里是难以置信的。据我所知,如今很多华语电影,大家常觉得哪怕有一个星期来聚在一起读读剧本都是一件挺值得骄傲的事情。

宁浩:这是我坚持的,但这样其实越来越难了,因为环境越来越商业了,越来越坏了,所以其实能够做到这样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尽量想办法吧,毕竟这对作品是最好的。我比较幸运的是与黄渤、徐峥他们早是哥们儿,大家有相当的美学默契,合作起来沟通成本很低,所以这种拍法也就必须得哥们儿才能陪你玩,不是哥们儿就不行,没人会给你这么干。

三联生活周刊: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应对商业环境有十足把握的导演,但你却觉得越来越商业的环境不好。

宁浩:我其实并不觉得自己是商业非常成功的导演,以前别人这么说时,我也不觉得。实际上,我是拍《香火》那样的电影的,怎么会是一个商业非常成功的呢?其实说白了我还是一个偏向个人好恶的导演,但有些事得尽量做吧,如果喜欢你的人越来越多当然更好,如果不喜欢那也没办法。

我不喜欢太商业的环境。原先我学电影、开始拍电影的时候,大家从来不谈票房,就谈艺术。现在好像大家就只谈票房了,完全不谈艺术了,我老说咱这不是都变得太快了吗,翻脸不认人似的。我自己感觉扭头就不管这电影本身这回事儿其实也有点病,尤其经常会有记者问我:“你预计你这部片子的票房是多少?”我听着就觉着是在问我:“哎,你这电影多少钱一斤?”就像卖猪肉一样。我老觉得其实挺误人的,你怎么不去问医院的大夫,你一刀多少钱,问学校校长你这一年创收多少钱。说到这儿,其实我也担心说不准真有一天大伙真就问学校和医院一年都能挣多少钱,那就更不知道怎么弄了。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在你心里,还有比商业成功更重要一些的意义存在于电影中。

宁浩:电影当然具有一定的商业属性,但它的衡量标准远不止商业体系。我们都扎在商业体系内,也不无客观原因,比如如今华语电影的评论系统是瘫痪和崩溃的,“金鸡”、“百花”大家早都不相信了,还算有点分量的是“金马”,一个省级单位的奖项。而看看好莱坞的奥斯卡制度、严谨学院奖励体系至少给那些不一定为了商业体系存在的电影以足够的空间证明其价值。所以,在中国现在挺尴尬的一件事就是导演都将要成为卖猪肉的人,这倒也是古往今来的稀罕事,谁都没有听说过李白的唐诗卖多少钱这回事,如今就要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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