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空中跳伞，记者是否可以与故事的主角同时跳伞？

台风来了，为什么要派记者到风中，左摇右摆地报道？

采访时，是否该对受访者表示赞许和肯定？

“采访是一种抵达。”这个略显玄妙的句子，伴着鲜花和鸡蛋，在2012年底成为柴静最广为人知的“金句”。它源自2012年10月柴静受邀在清华所做的一场演讲，这句话是她当天的题目。

可是她的电视同行闾丘露薇对这句话“想了半天，就是不明白”。“抵达体”出现两个月后，闾丘露薇发表博文《说说电视记者这行吧》，称自己“忍了很多 天，不吐不快”。她在文中严格区分了记者和主持人的界限，同时直截了当地反驳：“其实采访一点也不玄乎，就是提问，把事实弄明白，把原因找出来。”

香港大学新闻学教授陈婉莹也弄不懂柴静说的“抵达”。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将之理解为物理上的“到达”。

2002年，陈婉莹受CBS的新闻专题栏目《60分钟》之托，去说服李文和（美国华裔科学家，被指控为中国窃取关于美国核武库的机密）接受采访，从 香港赶到位于美国中部小镇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李文和在这里工作。她带去鲜花，用中文写了字条塞在李文和家门下，对方没有露面，但有了这次铺垫，李 文和最终接受了迈克·华莱士的独家访问。“我是第一个到。所谓抵达就是这个意思。”陈婉莹说。

闾丘露薇的批评博文迅速引发了一场“论战”。正反双方很快找到了各自的阵营。足球评论员董路将对柴静的批评上升到了“新闻不专业”的高度，认为观众错把柴静的表演视为新闻。

只有A叠才是新闻？

闾丘露薇认为新闻是件“冷峻”的事。“所谓的冷峻，就是没什么表情，不管是悲伤的事情，还是快乐的事情。”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3年伊拉克战争，闾丘露薇从巴格达回来，同事批评她：你知不知道你在做连线的时候，情感表述的倾向很明显，义正词严地站在巴格达人民这一边？闾丘露薇反省：“你的用词、措词，甚至表情都会影响到观众对一件事情的判断，所以我要很小心。”

彼特·赫福德表达了同样的严格要求。这位CBS前副总裁、《60分钟》前制片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提到，比如关于美国军队的报道，就不应用 “我们的军队”，而用“军队”。美国的地方电视台总是违反这种准则，特别是当报道本地的士兵时，经常使用“我们的男女军人们”、“我们的英雄”。“这违背 了新闻准则。”赫福德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

在闾丘露薇看来，电视记者应该把自己隐藏在当事人和新闻事件的后面，“不会利用镜头去塑造记者的细心、体贴、关怀。面对任何人，镜头上记者的表情，都应该是中性的。”除此之外，记者还应为节目撰稿，如果节目最终由编导制作完成，那么，出镜者就是主持人，而非记者。

学者陆晔不同意“不撰稿者就不是记者”的说法。她以CBS的记者迈克·华莱士做比，认为尽管40年来华莱士的工作主要是为《60分钟》出镜采访、录演播室、配音，并不亲自撰稿，但仍是出色的主持人和记者。

这位以采访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中国人所熟知的电视记者，惯常的采访方式是“强硬的”。这在闾丘露薇看来，是“1960年代的新闻模式”。

“按照闾丘露薇的标准，一般都市报中只有A叠才是新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从1月21日至1月26日，陆续发表了关于柴静争议的14条微博。在他看来，闾丘露薇的标准是硬新闻的标准，而《看见》是“不那么硬的新闻”。

就像“apple or orange”，陈婉莹说：“苹果跟橘子怎么比呢？她们是用不同的形态来表现新闻。”

闾丘露薇理解的苹果和橘子，和陈婉莹又显然不一样：李安获得奥斯卡，这是新闻。但要是新闻版面，而非文化版面，讲他一部电影，就有广告嫌疑了。

文艺腔会不会隐藏事实？

闾丘露薇感到着急：“大家对新闻的判断能力、对新闻的要求太低。”

在李阳家暴案中，很多报道讨论李阳的病态，闾丘露薇希望了解的是：家暴后面有没有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它会普遍存在？施暴者有什么后果？被施暴者有没有庇护的渠道、申诉的渠道？

“一个记者只关心新闻中的人，而不是背后的原因，这样的新闻报道是不合格的。”闾丘露薇更深层的忧虑是：“这样做会很安全，也很讨巧，但是最终受益的，是媒体人本身。”

“砍柴者”诟病柴静的罪责之一，是她只提供“心灵鸡汤”，却不直言核心问题。

在“砍柴事件”前，南方周末记者曾向柴静抛出过这些质疑，她提到两个人作为回应：“得了普利策奖的华人记者刘香成，被认为是拍中国政治最优秀的摄影 师。他说‘我从不拍政治，只拍普通人，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反映出了政治’。中农办主任陈锡文，谈到中国农村问题时，他不从意识形态，也不从概念出发，不刻 意站在谁的对立面，就从普通人生活里的具体问题出发，为解决这些矛盾一步步往前走。”

央视内部传来的声音则为柴静抱不平。“柴静在《新闻调查》时采的猛料太多，差点被各种关系封杀，片子播出后，也时常有人‘咆哮着来骂’。”某新闻栏目的前制片人说。

《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一直关注柴静的节目。这位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的媒体人，曾被《新闻调查》的一期节目感动，“一直擦眼泪”。

名为《陈店的伤痛》的这期节目，讲述汕头陈店镇工人刘双云为讨薪而纵火，导致13人丧生的故事。节目调查了事件过程和纵火者背景，发现这个纵火“恶 魔”，实际上一直遭受到剥削和歧视。“它把一般的社会新闻追根溯源，能对当事人有某种同情，讲出中国目前底层的生存状态。”邱立本说。

邱立本认为央视新闻节目“比香港好很多”，而柴静的节目“有人文情怀，很多问题谈得细致”。

这恰恰是闾丘露薇反对的。“我不太愿意用很文艺的、很情怀的方式描述新闻。”

闾丘露薇最初想当记者时曾经读过很多报告文学，后来又在记者和报告文学作者中间划清了界限。她经常在地方采访，听到宣传人员说，有个记者来了。“那是记者吗？那是写报告文学的。但大家觉得那是记者。”

闾丘露薇欣赏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训练，其中一项是写一篇800字的影评，“不可以有一个形容词”，完全白描。

“过于文艺”是“砍柴者”反对柴静的另一个理由。

一本记录《新闻调查》十年历程的书中，收录了众多相关人的回忆文章，其中包括柴静两篇讲述采访经历的文章，标题分别为《青草，你为什么喧哗？》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除“抵达”之外，她还用过其它的比喻，总结对采访的理解，比如“采访是人与人之间的生命往来”。在《看见》一书中，她引用同事王开岭的话作为一个章节的标题：“采访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在清华的演讲里，柴静为“抵达”二字接上了宾语：真实。语义终于变得明确。她追述，起初她认为做新闻是为让世界变得更好，后来发现“记者的道德就是让人明白这个世界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

陈婉莹推崇美国学者科瓦齐和罗森斯蒂尔所著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并用作新闻本科学生的教材。书中提到的第一原则，就是真实。

“他说”，“她说”，都是鬼话

闾丘露薇还记得两年前关于邓玉娇报道的一场讨论。“有一篇写得比较煽情。律师居然会哭，这点很恐怖，这可能是中国的特色，用情怀去打动公众，告诉别人，道德上我是对的。”

闾丘露薇认为这万万不可：“任何尝试透过节目或报道，想引导出某种结论，或是某种情绪的，都违背了做新闻的原则。”尽管她承认自己也不能杜绝倾向性，“但它应该是一个努力的目标”。

2013年1月26日，央视在达沃斯论坛上专访了已经淡出公众视线的比尔·盖茨。在盖茨介绍完他的基金会2013年的计划之后，记者姜秋镝接话 道：It would be fantastic。（那很好。）闾丘露薇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采访的时候，对你表示赞赏、肯定，那我就是帮你在宣传，或者我已经有倾向性在里面。”

但闾丘露薇也认同，倾向性很多时候能带来更高的收视率：“福克斯就是收视率比CNN高，CNN想用一些比较中立的方式，情绪化少一点的，结果发现做得很辛苦。”

被闾丘认为是“1960年代新闻样本”的《60分钟》，尽管也有像华莱士这样在提问中带着明显倾向的记者，但也在尽量“避免倾向性”。

彼特·赫福德提到，CBS新闻甚至不允许将音乐加入新闻故事或纪录片中。但是同时，“作为制片人，我们当然有欺骗行为，我们会放一段广播进去，如果是广播中播放的音乐，就可以用了”。

在《60分钟》，执行制片人会评估记者的报道计划，决定做或者不做。“主观的判断。事实上节目反映的就是执行制片人的观点。”赫福德形容《60分钟》是“独裁制”，创始人唐·休伊特要下大多数的决定。

闾丘露薇认为避免倾向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事件双方说话。比如“涉及批评政府的报道，我就要去找政府，他不回应是他的事情，但如果我只报道批评他的声音，就有违平衡”。

《纽约时报》记者威廉·萨菲尔的看法完全相反。加入《纽约时报》前，他曾是尼克松的演讲撰稿人。他认为记者并不一定要给正反双方给予同等关注。“评论上做到平衡，可以；但是在文章字数或节目时间上追求‘平衡’，不行。”

他更激进地表示，对“那些在人群中实施恐怖袭击、有意杀害平民的人”，可以直接把他们称作“恐怖分子”，而不必用更温和中性的“好战分子”、“行动主义者”，或是“持枪歹徒”。

“你说中立，美国很多报道是‘He Says……，She Says……’。你都知道他讲的是鬼话，所以还是得根据事实，有所判断。”陈婉莹说。她推崇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提到一个例子：多数的科学家认为地 球变暖是科学现实，但如果报道给人的印象是“不同科学有不同意见，双方势均力敌”，那就是对公众的误导。

“信息时代，记者、新闻人的角色也在变，越来越需要的是把浩如烟海的信息整合，解读出来，给读者一点判断。”陈婉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时候“主观”甚至是必须的：“在叙利亚，要反抗暴政，能不能主观一点？当然可以了。”

在邱立本看来，“中立”这个标准“很诡异”：“这要具体分析，看你是否能超越所谓的利益关系。比如说我家开了个工厂，却写文章去赞扬这个工厂，这就有个利益问题。”

《新闻调查》曾就东北某地级市做过三期报道，跟市委、市政府关系很好，后来当地发生一起股票案，对方委婉建议《新闻调查》不要报道此事，结果就没有做成。

制片人张洁为此头疼，也立下一些规矩，规避“利益关系”，比如“不能让报道对象埋单”——哪怕是在做正面报道。

在香港，闾丘露薇接受完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略一欠身：“这单我就不埋了。因为记者不能让采访对象埋单。”

专业地“演”完记者的角色

陈婉莹“抵达”李文和公寓、给他塞了小纸条后几个月，华莱士专访了李文和。“华莱士出场对话时，利用身体语言，让人觉得他很投入，和李文和真那么有交情。你可以说他在‘表演’，可以不喜欢他的表演，这是风格问题，不是有关专业主义的原则问题。”

对电视新闻来说，镜头前的呈现几乎和采访技巧一样重要。

“真是好演技。”赫福德谈到美国的明星记者机制时说，“有的主播只是演员，不认为自己是新闻工作者，读新闻只是有效专业地‘演’完他们的角色。但也有一些主播同时是节目的总编辑。”

演播室外，记者也会表演。“台风来了，为什么要派记者到风中，左摇右摆地报道？央视、香港无线、美国，都这样做。受到很多批评，但还是延续，赋予新闻现场感。”陈婉莹说。

记者往往还面临一个更困难的问题：要不要参与？赫福德举了一个例子：报道空中跳伞，记者是否可以与故事的主角同时跳伞？许多人出于节目效果，认为可以。但另一些人认为不行：记者必须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

“没有正确或错误的答案，只有不同的标准。”赫福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他同时提到CBS对记者的要求：你永远是记者，不是参与者。

在中国，记者打破职业身份的界线却是常事。2011年4月2日，邓飞牵头，联合五百多名记者、国内数十家媒体，以及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正式启动了 公益项目“免费午餐”，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这之前，他在微博上掀起“打拐热”，并成功找到一些被拐儿童。当时，邓飞是《凤凰周 刊》的记者。

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在做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调查报道后，应各地出租车司机邀请，在当地组织行业联盟，帮司机跟政府议价、维权；又在报道山西尘肺病人后，发起公益活动“大爱清尘”。

这种“过界”的行动在中国赢得的赞扬远大于批评。“侠客文化在中国的一些调查记者身上非常明显，就是‘我要参与’，过了头就有‘杀富济贫’的味道。”张志安分析说。

闾丘露薇也承认，自己所提倡的新闻标准，实际上会面对“很纠结的媒体环境”，她担心这会使观众受到蒙蔽。“观众是被动的，尤其在中国，你给我看什么就看什么。只用一套东西喂给大家，观众的素养只会越来越低。”

而“官方媒体人”则因常处于夹缝中而另有一种立场。参与《新闻调查》创办的制片人张步兵曾经建议节目命名《调查》，“因为新闻这个词会限定栏目必须是对新闻事件进行调查，但节目有时做不到这一点”，而很多时候，不得不选择一些“中性话题”。

张洁2006年在“新闻调查十年发展论坛”上做的总结发言中，提到坚守专业主义原则的艰难。他表示收视率是最大的压力，第二大压力是节目安全播出的问题。“这种压力是年年的、月月的、天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