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别人问我是做什麽的，现在我会回答，我是一个媒体人。

   这是因为，现在的我，有很多身份，电视新闻记者，电视新闻评论员，偶尔也客串网络节目的主持人，当然，还有一个身份，专栏作者。我还和朋友们一起经营着 一个网站，有的时候还写写博客，也写过几本书。过去这五年，每年都有一个学期，在香港的大学给国际新闻专业的研究生上一门课。

   这样的人在媒体界很多，但是不同的身份，都有自己的一套专业守则和标准。

   当大家在屏幕上看到我作为记者，或者新闻栏目的主持人报道新闻的时候，我必须尽量保持客观，不要在报道里面掺入个人立场和情绪，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 新闻事件本身，提供尽量多的资讯。这个时候的提问，是站在观众立场，代替他们去不断的问，为什麽？因为记者的职业，就是代替公众，去追寻原因。

   当我作为一个专题栏目的主持人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提问，也是节目组成的一部分，所以需要注意措辞和情绪，这样才能让观众在看节目的时候，容易产生带入 感。甚至我需要注意自己的表情，因为反打镜头很多，我不能再像做新闻那样随意，因为这是节目构成的一部分，这些会和我的提问，我在镜头前的一举一动一起， 构成观众对我的印象。当然，因为记者做的时间太久，听到太多的观众抱怨，我把一个纪录片式的专题栏目，做成了一个新闻节目。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身分，电视评论员。几个星期下来，有观众说，还是觉得我像是一个记者在报道，而不是一个评论员在分析。我也还在学习和适应中，我需要改变当记者的那种，不总结，不下结论的习惯。当然，最重要的，我需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做一瓶万金油。

   没有一个人可以事事精通，但是评论员就要承担起电视屏幕上的这样一个角色设定。

   我始终认为，怎样做新闻，还是和怎样做媒体有差别的，就好像做媒体不等于做新闻，只不过做新闻，却肯定属于做媒体。

   对这个问题如此较劲，是因为作为一个兼职教新闻的人，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把基本的ABC说清楚，大家讨论起来，可能会看似热闹，却毫无交集。比如我谈论 如何做电视记者，对方却说，这个主持人做的如何好，或者我在谈电视新闻如何做，但是对方却在说，这个专题节目做的如何好。再比如，我谈专业问题，对方来一 句，你是个人恩怨。

   新闻的特别之处在于，展现事实，展现事实背后的原因，这些事实，可能透过个体，可能透过事件。新闻不是教受众如何思考，如何反应，甚至直接了当的代替观众做出判断，任何希望带动观众情绪的举动和出发点，都违背做新闻的原则。

   也因为这样，那种表面化的煽情并不可怕，因为有明显的情绪流露，或者已经提前告诉受众，这些不是新闻，这是我的个人感受，于是公众自然会有判断。但是那 些不动声色的煽情呢？被包装成新闻，貌似独立客观呢？要知道，深入骨髓的煽情，是表面平静的让人难以察觉的，就好像一剂麻药，让你依然停留在感动的层面， 停留在似是而非的层面，以为很深刻，于是不再去追究原因。

   一个同行给我发来了这样一段话，和大家分享：

   “看见了什麽很重要，坦然承认自己没有看到什麽，为什麽没有看见，也很重要。如果不能坦诚，那至少不要只渲染个体视角而非公共视角的看见和到达。

   明明存在一个不义的边界，却极尽张扬在安全地带精致经营的本事。这种经营可以很人道，但是没有触及那个最大的不义。

   经营本身没有错，但这种精致栽种的本事，不值得被推崇成这个样子。“

   是的，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必须说，我很焦虑。

   做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和风格，但是新闻理念，如何定义新闻，专业标准和职责已经在那里。

   我坚持：不能因为做不到，所以不做也没有错。

   这是因为，按照专业要求的话，拿我自己来说，再努力，还是距离记者这个职业应该要做到的，还有很长的距离，因为必须承认，我有明知的失职。

   很多同行很努力，我也很努力，大家都希望能够缩短这个距离。但是不能只让大家看到努力，却掩盖距离，不能用一句太理想，或者要求太高，而让大众忽略中国新闻人的局限性，不能让不正常的职业状态，成为行业的标准。

   虽然作为新闻人或者媒体人，可以找到安慰自己的充分理由，但是不能因此失去了反省之心，更不能因此给公众造成假象，以为已经或者可以更加接近真相，以为问题的原因已经被找到，或者已经在努力寻找。

   但你非要说，这就是中国特色，那就无需再讨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