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下半年回到家中，这是我八年以来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往年，我总和美国高中 和大学的中国同学们借下学校的食堂，包饺子，演节目。今年，我坐在一张圆圆的餐桌旁，桌上摆着酱牛肉、锡纸鲈鱼、西芹百合、炒杂菜，身边围着父母、姥姥、 姥爷、小姨、舅舅。除夕的年夜饭——我又成了这个传统的一部分，只是今年因为老人身体的原因，晚饭变成了午饭；以前他们妙手烹制的一桌美味佳肴，变成了从 附近餐馆叫来的外卖。
“多吃点！”“把这个菜放到这边，大家都能够着。”“这点米饭够吗？”熟悉的只言片语之中，大家纷纷开动。姥爷和舅舅照例各开了一罐燕京啤酒。
姥姥今天看上去兴致不错。她点评了一遍桌上的菜色后，把注意力转向了我。“还在写文章吗？以后还是想当记者？”
“还没想好，不过现在觉得挺有意思，想先干一段时间看看，”我如实回答。
“新闻可永远是和政治挂钩的，”她有些忧心忡忡地说。
“没关系的，是给国外媒体写，不会在内容方面受到审查。”我解释道，可她仍然皱着眉头。我可以猜到原因。
姥姥退休前从事的也是记者，而她对这份职业一直抱有一份复杂的感情。从高中毕业起加入了湖南的一家报社，到之后在北京一家大型党报担任骨干记者，一 生写了无数篇新闻和评论。她曾不无骄傲地向我讲述过她报道过的劳动骨干和名人轶事，也曾哀叹过党媒的舆论风格和言论管制在她身上所烙下的伤疤。她曾说她想 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但“我现在一提笔，写出的便是党八股的味道，”她总是立刻摇着头否定掉这个想法。
“姥姥，你现在还想写写您的经历吗？”我问道。
“写了又有谁看呢？”她苦笑。
“很多人都会感兴趣呀，您的经历那么丰富，”我热切地说，“如果您写出来，我可以把一些故事翻译成英文，我相信我的外国同学都会感兴趣——”
“写给外国人？我为什么要写给外国人？”她打断我。
“并不是只写给外国人，”我连忙解释，“我觉得会有很多人感兴趣，因为您的经历非常丰富，我们这一代都不了解，把它们记录下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这一辈子没出过国，没学过英语，”她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声音有些不悦，“我不了解外国人写东西的规矩，怎么写？不知道自己的读者，怎么写？”
或许默不作声是当时最聪明的作法。然而当时这个念头并没有划过我的脑海，不知是因为刚从美国回来的我习惯了心直口快，还是和姥姥多年不常见的我仍然惦记着她的开明和直爽——小时候的我和父母来看望姥姥时，总是无话不说。
“如果您希望写，不用太担心读者，写您自己的故事就好，如果外国人真的读到，他们会理解您的视角，这种视角是最宝贵的……”
“半个美国人，你还是在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说话！”姥姥的声音突然高了八度，一桌人停下碗筷。“我这么大的年纪，为什么没事做要写东西去讨好美国人？”
我愣了几秒种，随即明白过来，这又变成了一场关于“那个话题”的对话。而任何解释已经为时已晚。 姥姥的话语继续从我耳边流过。
“美国的情况我不了解，不评论，不过你应该先补补对中国的了解！你以为你对中国很了解吗？你还差得远。从美国回来看中国哪里都不习惯了吧？我看你还是趁早回美国去吧！”
……
在美国时，我曾被问到各种各样关于中国的问题。“中国人怎么看待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言论管制有多严格？”“中国的‘微博’会不会引发革命？” “为什么中国有如此多的年轻人想来美国留学？”“中国有多少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钓鱼岛在中国人心目中如此重要？”这些问题的答案总无法 用一两句话概括，而我的回答总是小心翼翼，并非害怕悖离中国的“官方答案”，而是希望能提供一个客观、有说服力的答案，既能纠正一些美国人对中国一些片面 的了解，又不希望听上去像在为自己国家的缺点做盲目的辩护。
“许多家庭从自身的角度考虑，希望不只生一个孩子，不过从社会角度考虑，他们也承认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和人口政策的必要性。另外，其实独生子女政 策在许多地区实施得并不严格。”我字斟句酌地回答。“中国的言论管制和西方相比仍然非常严格，最严格的是电视，其次是报纸，然后是书籍。随着网络的普及， 在审查员管理不过来的时候，言论相比别的媒介也开放了许多。”“微博在中国非常流行，现在已经有了三亿多的用户，不过用户多数是年轻人，谈论的话题也五花 八门，政治和社会问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引发革命的可能性目前不大，不过这只是我的看法。”
……
快要回到中国时，我曾如释重负地想：回到自己的亲戚和朋友中间，总算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中国，并和周围的朋友取得共鸣了。总算可以不用担心自己的话 被误解，因为谈论的话题是中国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从微博上日益高涨的对社会的批判之声看来，似乎这样的讨论也在中国变得逐渐普遍。
然而回到中国后，情况却并非如我想像一般简单。
在前些日北京空气污染数据爆表的一天，我和朋友走在灰蒙蒙的街道上。看着几十米开外的一片茫茫雾霾，我苦笑着感叹了北京空气质量的现状。本以为朋友会点头同意，不想她听了后却是一阵长长的沉默。“美国的空气质量很好吧？美国没有这样的问题吧？”半晌，她悻悻地问。
和中学同学聚会时，在饭桌上议论起了习近平“四菜一汤”的规定。旁边的同学抱怨起规矩的滑稽可笑，我也十分同意：“是啊，说起来还是指标不治本的方 法。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体制，在健全的体制里是不需要这种规定的……”不料同学话锋一转：“不过体制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吗？总要一步一步来，这已经算是共产党 做出的值得鼓励的努力了。中国可不是你习惯的美国民主社会。”
这样的时刻，我往往希望试图解释，我无意将中国和美国放在天平两端比较，来使中国难堪，然而却感到这样的解释或许最终只是徒劳。比起和美国朋友谈论 中国时言语中的谨慎，我发现和许多中国的同学亲戚在讨论中国时，似乎存在着一条更为微妙的界限：我可以对如同韩寒、李承鹏等社会评论家的批判性言论全力声 援，然而自己在做出类似评价时却不能不小心翼翼，因为语句中并不存在的潜台词在对方耳中或许昭然若是。
随着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的激增，每年便有大量归国的学子。从他们的口中，我有时也会听到类似的体会。“仿佛在别人眼中，（我）迈出国的一只脚就再也迈不回来了，”一位同样留学美国的中国高中朋友这样形容她的感受。
最近，在微博上一条帖子在留学生中盛传，其中列举了一系列留学生归国后常常被问到的难以应对的问题。从帖子下的留言中网友的反应看来，“外国条件如 此优越，为什么要回国？”，“为什么不移民？”等，均为留学生回国后面对的最司空见惯的问题。虽然这样的问题所折射出提问者对外国和对留学的态度，和之前 所描述的我的姥姥和同学的态度似乎天差地别——一者排斥外国，一者追捧外国，不过支撑两种态度的却是同样的假设：留学如同选择题，留学生在认同外国的体制 和文化的同时，必然对中国与之相比的落后嗤之以鼻。
然而留学并非“站队”，许多留学生对中国的看法也无法用如此单一绝对的方式来概括。走出国门让留学生们得以对外国社会建立更细致、更立体化的了解， 这样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看到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贫富差距的加大，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不满，年轻人的就业难——在 其他国家中也十分普遍，而另一些问题——例如人口压力，经济转型的紧迫性，环境恶化的速度——它们在中国的规模和严重性又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这种认识可以帮助留学生们不再仅仅以简单冲动的好恶之情来对待中国种种令人沮丧的社会现象，而能更客观理智地分析这些现象背后折射出的问题。中国古人便认识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而出国留学的价值，不正是在于它给了人们一个跳出“庐山”的机会吗？
例如之前所分析的中国人对留学存在的一些片面看法，正是个合适的例子。这些看法背后所折射出的心理，或许远比乍看之下要矛盾而复杂。
在吃完那餐除夕的午饭后，我独自来到书房，趴在床上看书。客厅里，长辈们的议论仍然在继续。姥姥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传来，“传统文化”、“不了解”、 “外国”、“什么都好”、“盲目”等等从我耳边流过，一串我无法不去拼凑的词语。我有些伤心，更后悔刚才向姥姥提起“外国读者”。
“不过，我也不操这些心了，”最后，她感叹道，语气忽然一变。“你们也不用操心了，”她又对我父母说，“她到大学毕业，你们的任务也完成了。还是去外国读的书，多好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