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8日13点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终年93岁。从这一刻起，我知道，我永远失去了敬爱的许先生，中国永远失去了许先生！

    1920年5月3日许先生出生于浙江临海括苍山下的张家渡，1939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从广西宜山到贵州遵义、湄潭，在辗转流徙中完成学业，他在专业 上显示出的天分和特质，深受王淦昌教授的赏识，他却一心从科学转向革命，历尽艰辛寻找中共地下党，终于在1946年如愿以偿。他因王淦昌之召回浙大物理系 任教，并秘密领导浙大乃至杭州的学运。1950年代初他调到中国科学院后，想摆脱政治，回到科学研究当中，1956年出版了《科学与社会主义》。未料 1957年风云突变，并没有“右派”言论的他，却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中科院第一个右派，回故乡种地二十多年。从1962年起，他在农村的煤油灯下编译 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1977年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影响了几代人。1979年，的“右派”获得改正，他重回中科院，从事科学史研究，主编了 《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被金克木誉为“题为简史，实是大书”。1980年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起草的 讲稿，率先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的论断。接着发表论文《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加以较为全面论证。从那 时起，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倡导民主、科学、人权。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他与妻子、历史学家王来棣先生合作，研究、撰写《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书还没有 最后完成，而先生已撒手而去。

    比许先生的研究、著作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思想和人格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都是中国社会直言不讳的象征。他多次说，竺可桢校长为他母校浙江大学定下的 校训“求是”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在竺可桢时代的浙大校园前后学习、工作、生活十一年，深受“求是”学风的熏陶，奠定了严谨、踏实、敢言的人 生底色。他从一个热烈的革命者历经劫难成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做好专业工作，而且要关怀社会，承 担社会责任，他不仅是爱因斯坦精神的传播者，更是践行者。他念兹在兹的是爱因斯坦的名言：“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 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早在1938年，少年许良英读到爱因斯坦的第一个中译本《我的世界观》，一个科学家如此关怀人类的 命运，怀有如此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几十年后他也踏上了爱因斯坦那样的道路。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一次次地挺身而出为民族鼓 与呼，秉承的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他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无畏无惧，他却多次淡然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学习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 那个小孩”。明代不怕“灭十族”的方孝儒就是他家乡台州人，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称之为“台州式的硬气”和“迂”。他一生有三十多年在台州度过，台 州地域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以台州人的“硬骨头”而骄傲。 

在他身上还体现了深刻的反省精神，他自称一生有过三次大的转折，他曾 热情地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即使成了“右派”，他还真诚地相信过亩产十几万斤的神话，甚至认为“文革”也是必要的。直到1974年才开始醒悟。从那时起，他 不断自我反省，批评曾经的错误，最后彻底否定了过去的盲从与迷信，回到民主与科学，回到启蒙的立场上。在他看来，启蒙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他清醒地 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必将是漫长而曲折的。但他并不因此沮丧，始终怀抱乐观的心态。所以，他对丑恶现象的评判从来毫 不留情、犀利无比，却始终目光平静，他经常对人说，要有平常心，做平常人。他给朋友的信中说：“表面上，中国这块几千年来沉积成的板块是坚不可破的，但在 整个人类文明洪流的不断冲击下，早已在逐渐溶化中。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 ”

    许先生留下的这些遗产如磐石般安定在地，他的离开决不是他精神生命的结束，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科学史家许良英去世

 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影响巨大

　　新京报讯（记者张弘）昨日下午，学者傅国涌在微博发布消息：“2013年1月28日13时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终年93岁。”傅国 涌同时在博客里写道：“他在故乡临海张家渡的煤油灯下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曾影响了不止一代人”。许良英的小儿子许平昨日在电话里称：“父亲的 遗体告别仪式将于后天举行。”

　　没等到自传出版就走了

　　许良英和夫人王来棣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许成钢是著名经济学家，小儿子许平是水利工作者。许平称：“父亲没有留下遗言，他生病前身体很好，没想到这么 早就走。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后天在北大医学部遗体捐赠中心举行。”他还透露，及时公布父亲病情的“许良英和王来棣先生的博客”系自己和哥哥更新。

　　傅国涌与许良英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交往到现在。他告诉本报记者，自己曾多次去许先生家拜访，和他交流思想和学术问题。12月份和许先生通电话的 时候，说到了老伴王来棣的病情。“主要还是因为他去年10月份摔了一跤，引起了脑溢血，当时大家没注意到。王先生2012年12月31日去世，当天他就一 病不起，从此没有说过一句话，不到一个月，他也接踵离开。”傅国涌说，6天前，自己去过北京，在他的病床前默默地为他祷告。

　　傅国涌还说，许良英先生曾对自己说到过自己的半本自传（写到1958年），他说这是上世纪90年代没有事可做时写下的，没想到可以出版（如今书未问 世，他人却走了）。而他与妻子王来棣先生合作，以二十五年时间撰写《民主的历史和理论》虽然没有完成，但已有19万字，可以成书。“他在故乡煤油灯下编译 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他自称活过了三世，特别是生命最后四十年，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无畏无惧，民主、理性、科学是他热爱的三 个关键词。”

　　丁东：许先生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

　　学者丁东表示：“许先生是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著名科学家的学生，他不仅是一个科学史家，而且是中国少有的思想家，他思想的深刻性，他的人品风骨都很让 人敬佩，他对民主的认识和研究，超过了很多学者。在学术和思想问题上，他特别认真和直率，有意见从来不含糊，总是直率地表达。”

　　丁东认为：“许先生的思想比很多他同时代的学者更深刻，这可能和他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并研究爱因斯坦有关。他和王淦昌的师生关系，确实是学界佳话。当年他在农村，王淦昌先生长期每月给他寄35元，那时的35元不是小数目，由此可见他们师生情谊的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