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说自己不拒绝商业，可老是觉得商演太多，汽车、洋酒都出高价请过他做代言人，再三思量，他还是没同意。他说他更愿意做公益，或者把时间放在拍电影或发明一种效果更好的录音设备上。2013年，一款印有崔健头像、内置崔健所有作品的智能手机即将出炉。

在现实中，崔健一直顽固地对商业化进行某种抵制，他至今没有为任何一款商品做过代言。2013年，他开始了一系列新的商业计划，包括一款印有他头像的智能手机，和一顶绣着红五星的棒球帽。

与此同时，他在艺术上的另一条路——电影，却走得总是磕磕绊绊，更使他在商业时代的影响力，显示出一种尴尬的状态。

“太低级”

“……他（崔健）状态极好，全场气氛极好，为他高兴。”2012年12月15日晚间，67岁的哲学家周国平发了一条微博。

“我俩合著的《自由风格》增补本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敬请关注。出版社原计划在个唱现场发售，遭场地管理方拒绝，理由是崔健的歌碟也没允许发售。这是用一个错误证明另一个错误是正确的，很无语，是吧？”

《自由风格——崔健周国平对话录》的再版，是二人的一个公益计划。版税收入全部捐赠给他们共同的朋友梁和平——几个月前他因车祸而高位截瘫。

尽管书没有卖成，但2012年底开始，崔健进入商业时代的一个新阶段则是毋庸置疑。第一次有他元素的商品在这场演唱会现场售卖。那是一顶白色棒球帽，带着一颗手工缝制的红五星。和他头上戴了多年的那顶一模一样。

这是崔健与商业合作的一个新起点。2013年开始，他将启动一系列商业产品，包括一款智能手机。它的附加值包括崔健的全部歌曲，一些照片，以及各种演出的80个视频。预计售价5000元。名字叫“蓝色骨头”。

崔健的经纪人尤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么多年来，也需要给积累的这些影音资料找到一种合适的商业载体。这大概是崔健肯接受合作的主要原因。

崔健说自己不拒绝商业。但多年来，他其实一直在顽固地对商业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抵制。似乎总担心被它侵蚀。

早在陈戈担任经纪人时，崔健就拒绝过一款汽车代言，陈戈为此和他吵了很久。“他觉得这种商业合作的模式太低级。”他还会抱怨，给自己安排的商业演出太多了，本来应该把时间花在拍电影和发明一种效果更好的现场录音设备上。

这种状态延续到尤尤做经纪人。一款品牌价值很高的洋酒也想找崔健代言，出价500万。尤尤觉得机会不错，谈判了足足两个月，包括演出时要在音箱上放一瓶该品牌的酒之类诸多细节全都谈妥，崔健还是在最后一刻拒绝签字。“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头像出现在商品上。”

成名快三十年了，崔健没有为任何一款商品做过代言。惟一可以算作例外的，是2008年与一款鞋的合作——那家品牌的形象店开业当天，他去挑选球鞋。当天该店的全部收入全部捐赠给四川地震灾区。

相对商业，崔健在公益方面明显更上心。仅汶川地震他就参与了三次捐款：自己捐款51200元，牵头组织汪峰、许巍、老狼等人义演，募集40余万善款；参与“崔健论坛”歌迷的自发捐款。

第三次是匿名。他悄悄告诉一位歌迷：你们无论捐多少都告诉我，我给你们加一倍。但不要提我的名字。最后，这笔6万余元的捐款托灾区的崔健歌迷买成蔬菜，直接送到灾民手中。

“过于艺术化”

像早期他的演唱会总是取名“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样，崔健近年来最常用的冠名元素同样来自自己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蓝色骨头”，一首基本没有旋律可言、长长的说唱歌曲。

《蓝色骨头》出自崔健最近一次出版的专辑，2005年的《给你一点颜色》。这张专辑中，他比上一张专辑、1998年的《无能的力量》走得更远，几乎 完全放弃旋律，用说唱为基础进行了多元化的音乐实验。这导致《给你一点颜色》成为他遭受批评最多的一张专辑——这一点崔健本人也承认。

但崔健依然力挺这个名字，把它给予了自己2012年末开始的全国巡演，以及第一部自己导演的故事长片。

2012年12月15日20时49分，崔健正在北京的“蓝色骨头”演唱会上带领万人合唱，70岁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谢飞在微博发布了一封《呼吁以电 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的公开信》。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愤怒：“我担任艺术顾问的电影《XXX》，于2012年8月20日送电影局审查；四个月了，还没有得到 任何书面的、正式的审查意见。”

据谢飞了解，该片之所以审查速度如此之慢，是因为被定为“问题影片”，需等有关领导审看。“问题”主要是影片内容涉及“林立果选妃”及同性恋。

知情人透露，这部名为《XXX》的电影，正是崔健的《蓝色骨头》。1980年代红遍中国的女歌手毛阿敏在其中饰演一个团职女军人。这次西安“向信念致敬”演唱会，她穿着绿军装蓝裤子上台，与崔健对唱。

电影是崔健近年来一直试图拓展的新领域。他的处女作是一部8分钟的短片，《修复处女膜年代》，拍摄于2006年初。两年后，他开始尝试故事片，执导了一部名为《成都我爱你》的电影。

《成都我爱你》由中博传媒投资拍摄，以汶川大地震为背景，共分三部分，“过去篇”、“现在篇”、“未来篇”，分别由香港导演陈果、韩国导演许秦豪和崔健执导。

崔健的“未来篇”由“超女”谭维维主演，他参与了编剧。大意是通过一次殴斗，女孩与一个男孩的人生开始碰撞，才发现他是当年在汶川地震废墟里救过自 己的人。情节并不复杂，只拍了两个多月。陈果加上崔健，总长度一个小时的这部电影参加了东京、香港、威尼斯、釜山四个国际电影节，却至今没有公映。

中博传媒公司的会议室门口，挂着《成都我爱你》参加四个电影节的四张证书，足见重视程度。正前方，是一幅2002年姜文《鬼子来了》的关机仪式合影，崔健在其中露出自信的笑。他为这部电影制作音乐。

“我们觉得他很有才华。一开始想让他自编自导自演，他没演。”中博传媒副总裁林毅是《成都我爱你》的执行制片，目睹了整个拍摄过程。这部电影从2011年起就争取上映，已经试了两年，没有成功。原因在于：“拍得过于艺术化，不是商业院线喜欢的电影。”

从音乐转战电影界，半路出家的崔健走得并不顺畅。作为一种新商品，电影滚动的节奏明显与他的习惯不符。他的上两张专辑之间足足隔了七年，而《成都我爱你》从创意到送审，却一共只有六个月。

2009年9月，作为威尼斯电影节的闭幕电影，崔健部分的《成都我爱你》遭遇了一部分观众批评：过于意识流，传递的信息量太大来不及消化，电影更像一部超长的MV。现场记者对该片的观点也分成了两派。

崔健的导演风格是很认真的，重拍的镜头多。拍到全片三分之一时，公司不得不出面提醒他注意胶片成本。但认真拍摄无助于推广，愿意放映的院线不多。核算结果是：如果硬推，票房收入连宣传和发行费用都收不回来，更不用说拍摄成本。

按照林毅的口径，这部片子现在还处于寻找合适档期的阶段。在这方面，崔健本人的影响力也没有多大帮助。“艺术作品谁也说不好。哪个电影都会有遗憾，我们也不好评价它。制片方投这个东西要承担这个风险……但是首先来说，导演也是有责任的。”

超越不了的那一天？

除了待嫁的《成都我爱你》，难产的《蓝色骨头》，另外一部与崔健有关的电影，更让他的影响力展示出一种微妙而尴尬的状态。

这部电影就是不久前刚刚在韩国釜山获得国际3D影视节特别贡献大奖的电影《超越那一天》，同样在等待公映。

《超越那一天》取材于2010年12月30、31日崔健在北京举办的同名演唱会。他请来了当年劝退他的北京交响乐团，办了一场独特的交响＋摇滚演唱会。一家创立没多久的影视公司“3D中华”是这部电影的投资者。崔健以出让版权和制作音乐等方式参与合作。

“3D中华”的老板白强生于1968年，18岁在大学读书时迷上了崔健，1999年崔健去美国演出时就住在他家里。决定回国创业前，他刚看了U2乐队的一部3D演出电影，认为“有前景”，就找了崔健，开始合作。

崔健对质量的要求一如既往，自己一轨一轨地做音乐，足足用了九个月。这固然有助于出品方节省录音棚成本，但无形中又拖长了商业流程。白强与韩国的 3D制作团队也历经艰难，总共烧掉700万元才做成。然而，这种认真与艰难还是于事无补。没有一家宣发公司愿意发行，全国也没有多少院线愿意放映。

崔健当年影响的那一批1980年代、1990年代的大学生，今天多是社会中坚。方馨在操办崔健2011年济南演唱会时，惊讶地发现：许多高级军官来听。“部队里怎么潜伏了这么多崔健的歌迷？”

然而，这些社会中坚不是电影院的主流客源。他们不会吝惜崔健演唱会的VIP门票，但未必舍得花二十分之一的价钱看一场演唱会的电影。3D中华公司问 了全国四百多家电影院，一共只有36家对这部音乐电影表示出一定兴趣。根据调研，看电影的主流人群年龄在22岁。崔健能影响到的人群，与这一人群重合度极 低。白强承认，他投资前并未做市场调研，“以为老崔的影响力那么大，肯定没问题，结果……”

这一令人沮丧的结果，却总是有一个令人振奋的开端。不少宣发公司的老总都四十多岁，和白强一样是崔健的歌迷，看过电影后都很兴奋，当即拍板合作。但 是，到执行层面，那些30岁左右的大区总监们拒绝合作，原因在于他们想不出什么人会来看这部电影，且不论票房不佳还会拖累他们的提成收入。最后，老总们也 只能承认失败。

“我们做过评估。这部片子的票房在1000万左右，我们公司能分得360万。而宣发费需要400万。连本都收不回来。”龙腾艺都公司副总裁兰放也是 崔健的歌迷，他不甘心失败，为这件事投入了整整一个月，在全国18个城市的电影院对观众做了一千四百多份调查问卷：你会唱《一无所有》吗？绝大部分人都会 唱。第二个问题：知道是谁唱的吗？答案就不一致了。“汪峰？”“许巍？”……

于是，《超越那一天》和《成都我爱你》一样，也处于“寻找合适档期”阶段。有人建议再投资，再重拍。

没有人满意这种局面，包括崔健自己。他和白强几乎吵起来，“商业投机”这样的狠话都说出来了。他似乎对商人抱有一种天生的警觉。

为了拯救《超越那一天》，白强想了各种办法，其中包括找主持人黄健翔帮忙推广。黄健翔也对崔健很有感情，2012年3月，他在山东卫视主持的《歌声 传奇》节目中当众单腿跪下，请求崔健在自己的后背衬衣上签名。他说，“当崔健的旋律从音箱里奔涌而出的时候，感觉青春扑面而来……我们最不后悔的是：我们 的青春有崔健。”

黄健翔很干脆地在自己的微博上帮《超越那一天》转发了二十多次，还不如黄健翔自己平时发几个字的“今天嗓子很疼，不能主持体育节目”之类得到的评论多。其中有人讽刺“黄老邪又在收钱做广告了”，实际上他没有收一分钱。

白强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黄健翔的一千三百多万粉丝，与崔健的歌迷重合度也不高。

倒是当当网总裁李国庆的支持，令他找到了温暖的同类感：在当当网为这部电影召开的内部研究会上，几乎所有的年轻中层都持否定态度：“这部电影跟我们网站有什么关系？”“我们在网上帮你挂广告，这得给我们多少钱啊？”

全部听完，李国庆啪地一拍桌子：我先定个调子：大家知道我一直喜欢崔健，我觉得崔健的音乐跟我们当当网的企业文化很像。等到上映，我们不但要在全国包场，花钱请VIP客户来看；还要动用我们的数据库，给所有买过人文社科类书籍的读者发email，提醒他们有这部电影……

李国庆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他如此支持这部关于崔健的电影，主要原因在于个人情结。

另一个饶有意味的现实是：《超越那一天》的导演之一，28岁的3D中华公司艺术总监曹雷本身就不是崔健的歌迷。尽管崔健的90后歌迷数量已经出乎她意料，但仍不足以撑起这部电影。

曹雷在崔健家看过《蓝色骨头》。她不理解：为什么要做一部“文革”背景的电影。而且，把“林立果选妃”这样的事放在电影里，年轻人会感兴趣吗？

南方周末记者问谢飞：如果这部电影一刀不剪拿出去放，票房将会如何？他想了一下回答：不好说。

“骨头是蓝色的”

李国庆一直在试图让十五岁的儿子听崔健，但儿子明显对周杰伦更感兴趣。

“虽然同样有立场、有是非，但他们这一代人对改变这个社会没有那么多的激情了。或许，你也不能说这是坏事。是我们改变了社会，还是社会改变了你和我呢？”

影响力旁落——尤其在年轻人之中，是崔健可以接受的现实。但他不愿理解老歌迷们的不理解。尤其是对他大力推广的这个概念，“蓝色骨头”。

白强就是一个不理解的歌迷。他感叹：崔健当年的经典老歌是最好的现代诗，比如《一块红布》：“我要永远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浅近易懂而又深入人心。现在，“蓝色骨头”，这是什么意思呢？

崔健在官方网站上解释：这是他决心完成的一个转变，“从红色到蓝色”。“红色依旧不会褪色，血是红的，而骨头是蓝色的”；“红色、黄色和蓝色，分别代表人的心、身体和智慧”。这种说法没能像《一无所有》一样，获得社会各阶层歌迷的广泛共鸣。

这种失败，与崔健的上一张专辑、1998年的《无能的力量》出版后类似。这张专辑被坊间评价：崔健与过去的自己走得越来越远，与歌迷的距离也在拉大。

崔健对此的态度是：不可理解。“我费这么大努力，做这么好一个东西，你们居然不听？”他知道，歌迷希望他再写《一无所有》、《花房姑娘》。但他排斥“口水旋律”。“我要写自己没写过的东西。”

对他这种顽固的较劲，梁和平的分析则颇有天命论的味道：崔健承担了1980、1990年代中国社会对“自我”、对个性的呼唤。这是历史的一个伟大任务，他完成了，并不满足于躺在成功上睡觉，他真诚地要超越自己的那个形象。这很令人起敬。

但是，那个一无所有的时代越来越远去，历史的第二个伟大任务是否还会给予他？或者说，他还能完成吗？这是古今中外一切艺术家都要面临的“天问”。

这个问题，照样没有答案。

被纳入正常商业化轨道的崔健再也没有像当年亚运巡演那样，创造出超越经验的票房奇迹。方馨在2011年7月承办的那场崔健济南演唱会赔了二三十万， 尽管现场歌迷和二十年前一样踩坏了几十把椅子。她把这归结于自己缺乏经验，但也坦言：崔健演唱会的确不是一个暴利项目。他的音响总监是全球闻名的爱尔兰乐 队U2的御用音响师，灯光师要专门从香港聘请……演出成本很高。

在北京的一批崔健歌迷还保持着一年一度聚会的习惯。崔健的北京演唱会散场后，他们会包下刘君利开的一间小酒吧，自己弹吉他、贝司和打鼓，把崔健的歌重新唱一遍，一直唱到第二天早上。1992年崔健为中国癌症基金会集资义演的乐队合影照片，现在仍然挂在酒吧的墙上。

这批人之中就有方馨。她希望到崔健60岁的时候，自己能再办一场他的演唱会。“有这样一批受他影响的人，一定还会有市场。”

既有崔健情结，又有消费能力的白强却说：自己不会买崔健的主题手机。因为，他喜欢的不是崔健本人，而是崔健的音乐和理想主义，“我没有必要把他当作一个偶像捧着。”

他说不清楚崔健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但一再强调说，自己虽然表面上看是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但永远不会喜欢赚点钱、参加个拍卖会、骑骑马、买个庄园这些“典型中年人干的事儿”。

事实上，当年这个在宿舍里听崔健的大学生，已经是一个结婚又离婚、出国又回国、拿着美国护照又患了痛风的公司老板。有时，重听崔健的老歌，他会有与李国庆类似的恍然之感：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

在为《超越那一天》四处奔波时，白强找了当年指引自己听崔健的那位大学同学，想寻求帮助。此人现在定居广州，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多年来一直口称自己是崔健的铁杆粉丝。

没有料到的是，这位铁杆粉丝干脆地拒绝了他：“这什么事儿啊，崔健这电影跟我有什么关系？”

白强当即取消了对此人的微博关注。“你那些歌都唱得很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