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大学的课间。过去10年，中国的大学数量翻了一番，预计到2020年有1.95亿大学毕业生。

中国三亚——张小平（音译）的母亲上完小学六年级后辍了学。她的父亲兄弟姐妹共10人， 从未上过学。

三亚大学是一所人文学科类院校，共有两万名在校生。每年学费约1.25万元，食宿费为1.12万元。

扎着马尾辫的张小平在这所位于中国南方的新大学获得了英语专业学位。她还在业余时间钻研美国流行文化，在网上观看像《吸血鬼日记》(The Vampire Diaries)和《全美超模大赛》(America’s Next Top Model)这样的美剧。

她的志向很明确：要进入一家中国汽车公司，用她对美国文化的理解以及熟练的英语能力为公司工作，向纽约市供应新一代节能高效出租车。纽约计划2021年采用这种汽车。“这是我的梦想 ，”她说，“我会全力以赴去实现它。”

即便这只是她大学时期的幻想，但中国还有成千上万像张小平这样的青年。他们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和雄心抱负，仅凭他们人数之多，已经足以在未来几十年构成一股西方国家不可小觑的强大竞争力。

中国每年投入2500亿美元（约合1.56万亿人民币）在经济学家所谓的人力资本上。正如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给数百万二战老兵提供教育，打造了白领中产阶级一样，中国政府正投入大笔财政补贴，用于数千万从农村到城市来的年轻人的教育。

此举的目标是为了改变现有体系。现在仅有一小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在管理大量没有接受过完整培训的工厂工人和农民工。中国希望能够培养更多受过教育的人，从而升级发展模式，达到一个接近欧美劳动力多元化的阶段。

这一努力的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固然可能有利于中国作为全球工业大国未来的发展，但是这也对中国的领导人提出了艰巨的挑战。去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大批大学毕业生带着很高的期待，就业机会却很有限。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集权政治体系能否培养出一种鼓励世界级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教育体系，这是现代经济所需要的，也能创造出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中国还要应对大范围的腐败、一个僵化的政治体制、严重的环境恶化、国有垄断行业效率低下等巨大困难。但是，如果这些问题能克服，受教育水平提高的劳动力大军将可以使中国成为西方国家更加强大的对手。

北京的研究机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说：“这将推动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政治进步。但是，新兴中产阶级也会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革。”

中国的教育大跃进很可能对全球化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在全球化的经济中，越来越多的货物和服务可以跨国流通，全世界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地为相似的工作而竞争。中国高等教育的急剧膨胀，开始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大学毕业生增加了就业压力。

中国现阶段到2015年为止的五年计划提出了七项国家发展重点，其中很多是在西方年轻大学毕业生中广受欢迎的新兴行业。这些行业包括可替代能源、能源效率、环境保护、生物科技、先进信息技术、高端设备生产以及所谓的新能源交通工具，比如混合动力车和电动汽车。

中国的目标是投资10万亿人民币扩大这些行业，使这些行业到2015年时占经济总产出的8%，而在2010年这个比例仅为3%。

与此同时，很多大规模扩招的大学把重点放在那些中国对西方挑战越来越大的行业中的现有技术上。

北京吉利大学是由吉利汽车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2000年创办的私立大学。这里现有两万名学生，学习的课程涉及各个领域，但重点在于工程和科学，尤其是汽车工程。

李书福还赞助并创办了有两万学生的人文学科类院校，也就是张小平在读的三亚大学。 他还在自己的故乡台州开办了一所有5000名学生的职业技术学院，培养有一定技能的蓝领工人。

中国不断增长的大学毕业生群体成为国际公司觊觎的人才资源库。

“以前他们来中国是为了寻找体力劳动者，现在则是为了获得脑力劳动者，”中国商业方面最著名的管理咨询师之一丹尼斯·F.·西蒙(Denis F. Simon)称。

很多跨国公司，包括IBM、通用电气、英特尔以及通用汽车在内，已经雇佣了成千上万名中国大学毕业生。

“我们开始看到很多来自中国的行业领导者，以及那些具有领导力的人才，”前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公司亚太运营部负责人凯文·泰勒(Kevin Taylor)称。

中国有13亿以上的人口，仅仅是这个数字就让中国的教育发展令人惊叹。过去10年间，中国高等院校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了2409所。

1996年，中国17岁的年轻人中，还只有六分之一的人高中毕业。这个比例是美国在1919年时的水平。现在，中国年轻人中已经有五分之三是高中毕业，相当于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

七年内，中国将要赶上现在美国18岁年轻人中75%的高中毕业率，尽管美国人在日后返校完成高中学业的比例要比中国人高。

过去10年中，中国的大学院校毕业生增加了四倍。目前每年的大学院校毕业生为80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但在比例上却比美国低。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每年却有300大专院校毕业生。

经过这一个10年，预计中国将有近1.95亿大专院校毕业生，美国的毕业生人数则不会超过1.2亿。

当然，数量和质量是两回事。一些中国的专家称，不断的扩招已经使高水平的教授和讲师人才供应不足。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学研究所所长胥青山称，很多大学管理人员追求最快的招生速度以实现规模和学院收入最大化，但这样可能会超负荷透支原本就有限的教授人才。

2011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承认，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缺陷。“人民接受了好的教育，”他说，“但我们与领先的国际水平之间还有差距。”

北京大学访问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在中国从事咨询行业的贾尔斯·钱斯(Giles Chance)称，数千万中国大学毕业生可能会在制造行业找到工作，但他们却不具备在美国的经济环境中竞争的技能——特别是在服务行业，比如医疗、销售或商业银行领域。

“中国二流大学的毕业生在语言能力和对文化的熟悉程度上都不及美国的学生，”他说。

中国大学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能否大规模培育创新，在多媒体硬件和软件应用方面和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竞争，或者能在高性能跑车和自动化车间设备的设计和工程方面超过德国人。

的确，日本的经验表明，更多的毕业生并不能保证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

二战后的几十年，日本在推动教育方面采取的措施与中国现在的做法类似。这曾为日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中产阶级阶层，并将日本转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日本后来进入了发展的平台期，部分是因为日本的文化注重守分而不鼓励张扬。

中国大学如果不能解决创新上的问题，那么这个国家可能也会在低成本劳动力和廉价资本的优势用尽之后陷入困境。经济学家认为这些优势可能将会再持续10到15年时间，也可能会更短。

尽管如此，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有能力在很多领域与美国和欧洲的白领竞争。

一日千里

中国的变化有多大，发展速度有多快，在张小平一家的身上可见一斑。对她的父母来说，受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

她的父亲兄弟姐妹10人，排行第八，1968年出生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父母都是农民。全家人一天只能勉强吃一顿半饱。家里大多数孩子都没有上学，包括张小平的父亲在内。张小平的父亲从12岁开始就和他的兄弟一起在临近的福建省做建筑工人的工作。

张小平的母亲比她父亲小两岁，是当地共产党干部的女儿，其父是本村的村支书直到1990年。她上学较晚，1977年，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七岁的她才入学。六年后她小学毕业，随即辍学。这也是当时农村常有的情况。

张小平的父亲回村后与她的母亲结婚，尽管这次婚姻最初遭到了女方父母的反对。他与自己的兄弟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公司的生意不错，六年后张小平的父亲就买了家里的第一辆汽车，那是一辆已经开了九年的黑色福特福克斯。

和中国几亿家庭一样，张家也不重视物质上的安逸，而是把精力和金钱都用在供孩子念高中上大学上面。

张小平有两个弟弟（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地区的执行有时并不严厉），其中一个在有着105年历史的同济大学念国际贸易。上海的同济大学是中国20所顶级高校之一。她的另一个弟弟在初中和高中各跳了一级，今年刚刚考入南昌大学。

张小平回忆称，尽管她上了重点高中，却没有考上重点大学，“我的父母十分失望。”

最初，她也没有申请到国家奖学金。所以她的父母要为她支付2000美元（约合1.25万元人民币）在三亚大学念书的全部学费， 因为三亚大学是私立院校，所以得到的补助不如公立大学多。食宿的费用每年又合1800美元（约合1.12万人民币）。

在公立重点大学，每年的学费也接近1000美元，几乎是一个工厂技术工人两个月的工资。

但张小平的成绩名列前茅，第二、第三学年在三亚大学赢得了国家全额奖学金，够支付学费的四分之三。

像张小平这样的学生不断涌进中国大学，与此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数据显示，上一学年，美国大学的中国本科生或者研究生的人数超过了19.4万人，创下历史记录，几乎是五年前6.7万人的三倍。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外留学的吸引力，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可以负担得起这笔费用，他们正在寻找各种方式将他们的资金和孩子送出国，以规避国内政治和经济局势不稳定带来的风险。但这也是因为西方大学教育质量比较好，入学要求也不那么苛刻，不像中国的高考那样出名地难。

在西方留学的中国本科学生一般家庭富裕，学习能力参差不齐。但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s School of Business)院长中国商业策略教授道格·格思里(Doug Guthrie)称，在国外念书的中国研究生通常都是在国内一流大学或西方大学拿到本科学位，在国外大学往往成绩优异。

中国的研究生经常可以拿政府奖学金赴海外留学。政府奖学金说明，北京方面心照不宣地承认，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仍然要求之西方。

粗放式增长

近来，中国新建了数百所大学校园，置身其中，一眼望去它们都很像美国的大型州立大学。

过去10年间，中国修建了很多全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网；同样，中国也建造了大批新校园，有现代化教室、新宿舍、图书馆和行政楼。

这些教室里座无虚席。

中国大学教育质量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是师资。站在讲台上的是谁？教学的内容怎样？教学方法如何？ 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在努力寻找有经验的教授。直到上一个10年之前，中国的进入大学的人数还很少，更不必说考上研究生的了。如今，各高校展开了人才竞争，不仅互相竞争延揽人才，也要和竞相招聘中层管理人才的公司竞争。

“最大的问题在于找到好的教授，尤其是40岁上下，经验丰富的好教授——这部分人是中国最需要的教师，”吉利大学副校长蒋淮称。

几乎所有最好的大学都是从近年的毕业生或者退休教师中招聘，但毕业生缺乏经验而退休教师的知识可能又过时。

教育部数据显示，1999年以前，中国每年毕业的博士生人数还不到1万人。所有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拿到博士学位、现在可能正处在教书黄金年龄的教师中，平均每个教师对应3000名本科生。

尤其是在工科领域，这个目前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本科学位，公司在人才竞争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大学。一个大学教授每月的基本工资通常在300美元左右，比流水线上的工人还少。

教授如果晋升到大学管理者的职位上，工资就会得到大幅提升，但得到这些职位通常都要靠在共产党内积极活动，而不是靠学术水平。通常，教授会多立科研项目，多申请经费，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重量不重质。

或者，很多高级教授由于对收入不满，就兼职开办公司。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翁翠芬研究员称：“他们把时间用在第二职业上来赚钱。”

用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教育方式也有点过时，似乎不适合培养企业家，或者跨国公司青睐的那些社会技能出众的管理人才。

一些新办大学院校开始尝试研讨会和工作坊的方式。但最常见的做法依然是，教授在巨大的礼堂里讲课，而学生必须安静聆听。

“一些年轻的教师喜欢与学生互动，但年老一点的教师只是站在学生面前自己讲自己的，”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天津大学2010届化工专业毕业生龙路亭（音译）称。她不久前结束了一个两年期的培训项目，目前进入了德国跨国化工企业巴斯夫(BASF)北京分部的管理层。

和日本一样，中国学生在高中时学习最刻苦。到了大学他们就可以松口气，要么去追求更多其他的兴趣，要么就像世界各国很多学生一样，把时间花在聚会上。

龙路亭出生在中国西部四川省的中等城市自贡的一个公务员家庭，她称自己在高中时除了睡觉就是学习，几乎没有时间社交。

“高中太苦了，”她回忆起父亲教导她要成功时说，“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是独生子女，父母给的压力太大了。”

但龙路亭说，到了天津大学之后，她可以选择在上午上课并把所有作业做完。下午就去英语俱乐部，练习用英语和人交流、谈笑，虽然她从未出过国。

中国一些大学有多达1000个学生社团，主题从语言到卡拉OK，无所不包。

中国内外有很多学者质疑，不断增加的社团是否能够培养创造力，因为中国的体制仍然要求学生很早便专业分科。很多学生进入大学以前便选好了专业，入学后就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专业课程上，选修课很少。

中国的雇主愿意招聘专业化的毕业生，因为他们可以立刻入职，从事专业工作。对于其他类型的毕业生，比如人文学科的长期培养，他们没有那么大兴趣。

在中国的外国公司雇佣中国毕业生的方式往往不同。他们通常更强调长期的职业发展，用各种任务来锻炼培训人员对复杂问题的理解能力、团队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

比如说，龙路亭在巴斯夫的前两年培训期间是在市场部、绩效评估部以及商业运营部轮岗，最后才正式进入商业运营部，负责追踪巴斯夫各部门在中国的销售和其他报告。

巴斯夫中国总代表约尔格·伍德克(Joerg Wuttke)称，像龙路亭这样在排名前20的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属于世界上最优秀的毕业生，但跨国公司比论资排辈的中国公司更善于使用人才。

他说，“种子会落在哪里——石头上还是肥沃的土壤中？我们能够雇用这些有能力的人才，这使我们从中获益。”

挑战美国

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汽车产业，去年在中国制造的汽车和卡车是美国或者日本的两倍。但中国基本没有向西方出口一辆车，目前还没有。

多年来，中国汽车制造商和决策者一直在为效仿日本和韩国的先例做准备。但实现出口目标还需要至少四方面的进步：设计更有吸引力的汽车和发动机；提高可靠性；发展本土技术，不依赖外国汽车企业出租的专利；理解海外消费者以及如何向他们开展营销。

中国官员称，他们为研发电力车和混合动力车注入几十亿美元资金，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超越西方，先于其他国家开发出本土技术。

在未来的市场变化中，比如纽约市计程车与礼宾车管理局(New York City Taxi and Limousine Commission)考虑2021年应该选购哪种汽车的时候，节能环保方面的技术进步可能会让中国公司获得优势。纽约市已经提出要求，要求出租车使用燃油效率更高的车型。

中国在新一代汽车技术上的大把投资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同时，中国也在努力国际商务中的软实力：市场人才、广告人才和其他了解海外客户真正需要的人。

吉利总裁李书福出身中国东部的一个农民家庭。但他却凭着制造廉价、却又有足够吸引力的汽车而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巨头。他持股的公司吉利集团在2010年从福特(Ford)手中收购了瑞典的沃尔沃汽车公司(Volvo Cars)。现在，他想要与西方较量。

吉利正在英国开展详细的市场调研，来确定哪款汽车在那里会受欢迎。到2015年，中国汽车制造商就很可能向西方发动全面攻势，吉利今天的举动，就是第一阵冲锋。

李书福还一直致力于另一个目标，培养一批自己的管理人才。现在，他的公司从他创立的三所大学中招聘最优秀的毕业生。

三亚大学正在全力打造国际商务教育。那里的学生们像张小平一样，在尽可能多地学习外国市场、语言、文化标准以及其他更多知识。

她学习的是英语专业，但她最喜欢的课程却是市场营销。她在课余时间为在三亚召开的国际会议和运动会做导游，与母语是英语的人进行更多交流。她积极地阅读关于汽车行业趋势的书。对于说服纽约市购买吉利汽车作出租车，她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

“现在，中国正在不断发展；在国际市场上，我们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她用流利的英语说道，“我们需要与外国人交流的能力。”

翻译：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