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Blackberryjam

达莱拿着成绩单回来了，我真想发现她是有多聪明，却只是发现了自己有多蠢。

我希望我的女儿达莱认为自己是个聪明小孩，所以她读一年级的时候，我就为她进行了智力测试。

足足六页纸的测试结果寄到了咱家邮箱，上面那些个词我大多数都不认识，什么“感性推理指数”、“具象思维能力”，呃，这么点大的孩子，具象思维？

我还清晰得记得，17岁那个阴霾的日子，我光着脚跑过那鹅卵石小路，来到我家的邮箱前，拿到了我的SAT成绩，我倒进草丛，哭了。

我得了1090分，那个时候，1985年，最高的分数是1600。我所有的朋友们——那些聪明小孩，得了大概1400分左右，我曾经以为我也是聪明孩子中的一个。

五年级的时候，我被安排到斯威特老师的语言艺术班，那是最难的一个班。初中、高中，我都在重点班学习，并且以排名前10%的成绩毕业。

聪明意味着你能进入好大学，然后成为一个脑部手术医生，或者最高法庭法官，或者解决饥荒问题、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些都是我“长大后计划清单”上要去做的事情，直到我参加了SAT考试，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么普通。

我一次又一次得考这个试，甚至都在前期上辅导班做准备，可最高就只能考到1090。

除了网球，我没有任何天赋，于是我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一所常春藤联盟高校，原因是网球教练要我。SAT成绩没有让我丧失机会，它让我丧失了自信。

在宾大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班级里的一员，除了我，班里没有一个是笨孩子。而那个得1010分的女孩，她是全美仰泳冠军。

SAT之前，我在学校的表现很好。但在宾大，我对考试非常恐慌，课上我没法集中精力，我得了最差的C，并且被进行学术能力察看。

当我的网球教练让我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我说，“我不需要什么咨询，我只需要有个人对我做些辅导。”我想教练也许是对的，我的问题是心理上的。

这么说是因为我在西班牙度过的第二年，一些事情发生了改变。在西班牙，我不再是那个中等水平的Andrea，我是Ahndrreeah（西班牙读法）。我读着“Cien Años de Soledad”，我的成绩超过了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我掌握了虚拟时态动词。我时刻提醒着自己“如果我西班牙语能得A，那么我自己的语言也能得A。”一年后，当我回到宾大，我确实得了A。

如果那时我仍然坚信自己是聪明孩子中的一个，那么我在宾大一开始就可以表现优秀。

于是，我静下心来看我女儿的评估结果并对自己说，“我们就是中等水平的人。”

第二天，我见了达莱的老师索图女士。那些一年级的孩子们陆陆续续进入了教室，我把老师拉到一边，紧张得冒着汗，说“达莱没能测得高智商，我真是失望极了。”

索图老师拥抱了我并且说她理解。她怎么能理解呢？她从没得过1090分。

“1090”是我在大学中的绰号。大学一年级的时候，SAT成绩时时都要被提起，“你SAT得了几分”和“你是哪里来的”问得一样多。我想这个问题是源自这样一所不知名常春藤高校的不安全感，对于“没有进入哈佛”的这种意识没有任何其他一所高校的学生会比宾大的学生来得更强烈。

我妈妈说，“你的分数不关别人的事儿，你干嘛要跟别人说呢，你那么傻吗？”

我说，“可能吧，我不关心别人怎么看，这只在于自己怎么想。”

从大学起我就一直挣扎着想要摆脱自己是1090的 想法，后来我在华盛顿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环境保护宣传者，就是让公众了解空气和水中的有毒物质，我充满了恐惧，丁烷、甲基乙基致死这些词我老是搞 不清楚。每个月我把宽大的汗衫和假发给募捐者——那些高中和大学的孩子，让他们挨家挨户去敲门、为这项事业募款。读着备忘卡片时，我的上嘴唇不住地颤抖、 我紧张地抽搐、说话就像个机器人。我被开除了，我被开除了四次多——每一次我所尝试过的工作。

达莱的老师建议我给她找个校外的顾问再做一次检测，于是我给我那个有着三个“高智商小孩”的嫂子——丽莎打了电话。丽莎说，“你在学校里给她检测的？你真傻。”她说没有一个小孩会在学校里被测出智商高的，“明智的办法是花$300找校外顾问进行测试。”

于是乎我重新约了个检测日期。

他们说，智商其实是难以被检测的，但我认为达莱的智商会有具象化的表现，我的意思是我是个永远的1090。

所以我和达莱忙碌地进行训练。我们研究了评分标准，我们联系梵语数学——这是印度教中记忆数字的方法。由于我们的感知推理指数比较低，我买了个叫做‘三角拼’的游戏——用三角形来拼出各种形状，我们最后玩得很好，打败了所有其他的家庭，包括达莱的三个高智商的表姐妹。

在测试的前一星期，我们做了足够的休息，还喝了很多水以保证机体不缺水，测试的前一晚我们吃了意大利面来补充碳水化合物（我是个运动员，我知道怎么准备比赛）。

在去做测试的路上，达莱对我说，她不想去做这个测试。我对她说，“如果是为了我呢？你愿意吗？”

我还答应了带她去滑雪，和达莱滑雪并不好玩，她抓在我身上、然后把我们两个都拖倒、接着她就把错都怪到我身上，完了我青一块紫一块、冷极了，而达莱很开心。

那个顾问是个叫露西的年老的女人，说话带着很重的古巴口音。是我妻子维多利亚教我如何辨别出古巴口音的，她是委内瑞拉人，她说古巴人说话就像嘴里含着个土豆似的。露西带着我们穿过她的房子来到了用车库改造成的检测室，达莱隔着桌子坐在露西对面，我在客厅等候。

我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接着发现我站在检测室外面也不会被看见的，可以偷偷听着，我听到露西让达莱按顺序重复她读的数字，恩，工作记忆指数是我们尤为擅长的。我默念着每一组数字，当达莱重复的时候也在自己心中重复着。

“不错，不错。”露西说，她能不能别说那些个‘不错’什么的，她会把节奏感打乱的。

“接下来，我要求你解释以下的单词。Asian”露西说。

达莱说，“什么？”

露西又用她浓重的古巴口音重复了一遍，“Asian（亚洲人）”。接着达莱把它拼了一遍，“A.N.C.I.E.N.T（古老的，两者读音很接近）”

我急了，又马上告诉自己‘冷静！冷静！’“Ancient”在两星期前我们练过的词汇当中，达莱知道ancient！我立马敲门进去了，或者说是闯进去的，我说，“我想达莱可能没法理解你的口音！”

露西说，“我觉得她理解得不错啊。”

我赶忙出去了……

我跟维多利亚说刚刚发生了什么，她说，“你从来不会跟一个拉丁人说他有口音，你是怎么回事？”没等我回答，她就说，“安德里亚，现在在这里测试的是谁呢？”

我站在那儿，像被扇了个耳光似的，也许是我活该。这不是在帮助达莱相信她是个聪明孩子，达莱为什么不能相信她是个聪明孩子呢，她又没有得那1090分。

过去25年多了，我还是被我的SAT分数所困扰，但比得了这个分、或者差点被宾大开除、或者被解雇了五次这些事情更糟的是，我竟然用我女儿来证明存在于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这是我做过最蠢的事情。

我拖着脚步回到客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几分钟后，露西把我叫了进去，她对达莱做出评估——她是高智商的。露西说，“她是个聪明的孩子，你该感到骄傲。”

我说，我当然感到骄傲。只是，我对自己不感到骄傲……

达莱和我如约去滑了雪，当达莱想要抓在我身上时，我说，“不，宝贝，我们两个都需要自己去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