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台湾谈起这一重要的文化事件，多少有些微妙。同样 是用中文写作，谁来关注台湾小说家？如果说莫言获奖和“中国崛起”有关，是对“中国也该得一次诺贝尔文学奖”了的呼声的回应，那“中国”指的是哪个中国？ 无论作品本身如何评价，文学奖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场域。
十二年前，一位记者打电话到台湾作家朱天心家中，告诉她这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作家高行健。朱天心、朱天文姐妹在电话那头大呼小叫：“怎么会 是他？大陆作家比他有资格得奖的至少有五六位呢。”这句评论第二天成为了报纸标题。2007年，我在台北见到朱天心，她讲起这段往事，纯真诚挚的她，小小 惋叹当时的毫无遮拦，但对于当时的观点，她补充说，其实我还是说少了，应该有两位数。
至少莫言进入了这两位数。
这一次获奖消息传出，《中国时报》记者照例采访了朱天心，她说，莫言在大陆“论资排辈”是在前几位的，有关诺贝尔文学奖，“近十几、二十几年，世界上的作家，我们可以说二级的作家都轮过好几轮。莫言得奖当然毫无问题。”
作家张大春、骆以军……，台湾同行们也纷纷向莫言致以慷慨的祝贺，为他的文学成就辩护。杨照在《联合报》发表文章《充满内在政治性的莫言小说》，则 深入文本，回应了关于莫言政治立场的批评，杨照认为，莫言笔下的乡村，经历了土改到文革的毁坏，他的描写令人不安，这本身就具有政治性。
朱天心则说，莫言刚好处在一个很好的时机，有获奖的条件，但是台湾政府并没有像中国大陆政府一样，在国际上推广自己的文化，很多台湾作家的书根本没有翻译，英、日、徳都没有。批评家陈芳明更直接地说：“台湾作家的写作远远超过大陆，为什么是莫言得奖？”
在一次闲谈中，台湾评论家唐诺将台湾比作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说，北欧神话的复杂度、震撼力，比很多民族都要强烈，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一位神学者， 早于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提出一些重要的神学理论；丹麦也曾有一个国王，武功伟略，不下于拿破仑，但是他们都不广为人知。唐诺引述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话说，“整个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历史，像做了一个梦，跟人类集体无关”。唐诺说，台湾以后恐怕就是这样，生活安逸，但不为人所知，“你讨论世界，讨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的关系，有谁听呢”?
41岁的吴明益，国立东华大学的文学教授，被称为是极具潜力的“第四代台湾作家”之一，他勤奋、渊博，着迷于小说的魔术，进行着文学创作的长足。对 于莫言的获奖，他有一种不真实感，这种不真实感在于，“中国文学整体似乎还没有好到足以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补充说：“作为一个创作者， 莫言是一个我追不上的小说家，无论是数量还是风格，我写不出那样的小说。也许过几年，我会觉得自己能追上，但至少现在不行。”
在台湾，同样有很多人以政治表现来质疑莫言的文学勇气，包括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事。
有趣的是，有关《讲话》所指涉的政治意味，也曾经出现在台湾文学争论当中，不过权力两端易位。
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之后，禁绝“左翼”文学，台湾人读不到鲁迅，留下来的是胡适、梁实秋一翼，以及台湾政府鼓励的“反共文学”。1970年代， 一方面是台湾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与美国断交，一连串外交危机的爆发，岛内反抗力量集结，国民政府进入威权统治的末端。
这时，一些台湾评论家、作家批评当时台湾文坛盛行的西方现代派，认为文学要对社会现状做出批判反省，作家应具有社会关怀，他们被称为台湾的“乡土派”，继而引发了著名的“乡土文学论战”。
虽被统称为“乡土派”，事实上这一阵营内部蕴含着许多分歧。比如评论家叶石涛认为“乡土文学”是以“台湾为中心”的文学——这是在批评当时以外省人 为主、书写“祖国大陆”的“流亡文学”；作家陈映真则从中国国族主义和左翼立场出发，命名“乡土文学”，但是强调文学的写实风格和关怀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 困境，是这些批评者的共同点。
“乡土派”很快迎来了反击。最著名的是诗人余光中，他发表文章《狼来了》，说“乡土文学”就是中国大陆的“工农兵文学”，若干观点与毛泽东的《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竟似有暗合之处”。在冷战的对峙中，这一政治暗示立刻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关注，最终在官方的介入下，终止了论战。这篇文章后来也成 为余光中的人生污点。
“乡土文学论战”只持续了两年，但是对台湾社会影响深远。
它表面上看起来是“现代派”与“现实主义”的文学论争，事实上混杂了台湾社会的种种矛盾：“党外人士”与当政者、中国国族与台湾本土、左翼与右翼等 种种矛盾。而杨照认为真正的论战双方实际上是“官方意识形态”与“反官方意识形态”的争论，——那些关怀现实的“乡土文学”，实际上是当时台湾的政治异议 分子。
这与中国大陆1949年之后的文艺权力关系完全相反，两岸各自分走了文学的左右两翼，并将其发展到极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一种语境下 有可能是压迫性的，将文艺贬损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在另一种语境下也有可能是进步的，强调了文艺与现实紧密的关系。如果无法历史地看待，文学与政治与社会 现实的关系，最终的论战都只能变成简单的站队。
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爆发时，朱天心才19岁，那年她出版了《击壤歌》，这是本描写高中女生的书，记下“大观园般的日子”，一年内再版十多 次，五年内畅销30万册，是一代人的青春读本。朱天心的父亲、作家朱西宁，当时也参与了“乡土文学论战”，身为外省人的他，质疑“乡土文学是很分明的被局 限在台湾的乡土”，他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自称日本文化的好与坏都投射在他身上——“好的比如音乐和体育的普遍，坏的比如气度的不够恢弘活泼” 。
朱天心看这场论战，本来像看大人吵架，没想到自己也被卷入其中。在浓烈的论战中，她的书被称为“闺秀文学”，是国民党扶植的作家，是“商女不知亡国 恨”。写实派认为，这种在城市长大、生活衣食无忧的女孩子，只会写写自己所处的环境，写写爱情，正如她们的祖师奶奶张爱玲一般，是“姨太太文学”，无法登 入文学的殿堂。
在随后的创作中，朱天心证明了自己。她至今仍在勤奋写作，是台湾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在台湾，如同在任何一个地方，文学不可能与现实无关。但是机械地看待这二者的关系， 用政治表态和题材性质来判断作家，永远都是有问题的。作家最重要的是语言和形式的创造，以及对时代灵魂的书写。他们当中充满了混蛋、疯子、软弱的人。文 学，尤其是叙事文学，就是在深入人性的腹地，而人性又是如此含混复杂，那永远“政治正确”的作家，不可能是好作家。同样，在一个政治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社 会，思考人的处境，又怎能不对现实充满挣扎与反思？如果不能走出安全地带，更坚强地穿透痛苦与黑暗，也称不上是伟大的作家。
作家吴明益说：“也许可以这样来看待：得诺奖之后，莫言意识到他应该要成为格局更大的作家，他才57岁，还有可能写出更好的作品。不要像俄罗斯作家、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一样，获奖之后就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