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乱老师北京专场 北京市丰台区刘家窑立交桥南，往东二百米，宋庄路，今朝装饰院内。四月二十七日晚九点。洛兵怀旧专场。

　　民主的要义有二，一是公议，二是投票。公议的目的是要保证大家在投票前确实知道自己在为什么事情投 票。前些年，纽约的一个调查公司以街头随访的形式问路人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是否同意提高最低工资标准？84%的人表示同意。再细问这些表示同意的人，“那 你知道现在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吗？”78%的人表示不知道。这不是起哄吗？

公议这东西，我们中国人并不陌生。以前遇事不决，大臣们分成两派吵作一团，称之为廷议，不过议完最后拿主意的却是皇上。可见“先民主后集中”还真是源 远流长。但是议完之后的投票，我们中国人至今还十分陌生。比如我们现在最经常听到的抱怨是，小区业主们麻木而愚蠢，宁可被无良物业公司坑害也不愿意以投票 的方式参与社区的公共政治生活。其中，当然有中国人普遍缺乏公民意识的主观原因。但是客观上，投票的技术环节的缺失，比如议案的形成、投票选项的强度设 计、投票前竞争性组织的培育、获胜方的分配倾斜和资源奖励等等，也是很大的问题。

这种技术上的缺陷，有时会产生令人非常难堪的结果。比如，2008年的时候CNN主持人卡弗蒂说了句中国人是“abunchofthugs”，央视网站就搞了个投票。选项分别是：

A：强烈要求CNN及卡弗蒂向全体中国人民道歉

B：强烈要求CNN开除卡弗蒂

C：卡弗蒂道德败坏，应永不得从事媒体行业

因为允许ABC同时选，所以卡弗蒂得了一千一百二十多万票，ABC得票都差不多，都是三百多万票。这是可以预料的结果。愤慨的情绪或可理解，但投票的选项设计实在是愚蠢透顶。因为，这三个选项其实是一个意思，而同时，却没有给支持卡弗蒂的人或打酱油的人以表达的机会。

央视的这个投票甚至比斯巴达还不如。斯巴达理论上每个公民也有平等的票权，但是它却被称为寡头政治，原因就在于它的投票设计上：首先提案权是被九长老 的元老院垄断的；其次，投票的结果并不取决于计票，而是听支持者是否发出足够大的喊声。喊声够不够大呢？这却由元老院指定的“监察官”来判定。如此一来， 比如说元老院提议在张三和李四之间选出一个当气象预报员，三分之二的群众心仪的却是王五。那没办法，你的权利仅限于不喊。

投票里面的名堂非常多，是门很深的学问。首先，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适合投票，比如小区会所是否禁止吸烟。如果这种事情也发起投票，而且不巧，小区里多数 居民是抽烟的，那就形成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伤害。“你嫌有烟味你可以不去会所呀”是拿不上台面的。因为民主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公共策略选举的工具，其指向 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和对所有人的公平。不能满足这两个要件的投票，就没有正当性。

其次，关于投票最有趣的问题是：什么机制才能保证该赢的人赢。早在十八世纪，法国人博尔达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当候选人或候选方案达到或超过三个以上时，谁票多谁就当选就不靠谱了。比如在一个班级里选班长，极端的条件下，每改变一次投票规则，都会产生不同的选举结果。

多年后，肯尼斯·阿罗用数学证明了博尔达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当候选方案达到三个甚至以上时，我们就无法通过对个人偏好的加总来得出整体社会的偏好”。此之谓“阿罗不可能定理”。

“阿罗不可能定理”直接产生的一个推论是——阿罗为它起了一个很古怪的名字——“非相关候选对象缺乏独立性”。就是说，当两个重量级选手正你死我活命 悬一线的时候，突然跑出个打酱油的。虽然这瓶酱油完全没有获胜的希望，但它却会戏剧化地影响最终的结果。关于这个，戈登·塔洛克在其《论投票》（西南财经 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一书中举了个很好笑的例子，说的是在饭馆点菜：

我：你们有什么吃的？
服务员：牛排和鸡肉。
我：那来份牛排吧。
服务员：好的。顺便说一句，我们还有龙虾。
我：哦？那太好了！那给我来份鸡肉吧！

关于投票，如果偏重历史和原理，那么可以选择塔洛克的《论投票》。如果偏重实战，那么我推荐庞德斯通的《选举中的谋略与博弈》（刘国伟译，中央编译出 版社，2011年12月）。后一本书尤佳，里面关于美国大选的精彩段子不断，文风类似《光荣与梦想》，令人爱不释手。而且，理论联系实际之余，也介绍了关 于投票研究的最新进展。沃伦·史密斯用计算机模拟了一百四十四次投票，测试了所有已知的投票方法。包括简单多数、复选（前两名再决赛一次）、孔塞多制（两 两PK）、博尔达计分法（对偏好进行排序赋值，比如第一名五分、第五名一分）、认可投票制（就是一张票可多选，联合国选秘书长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在一堆 候选人里把你不喜欢的划掉）。

史密斯的结论是：最好的投票方法是计分投票制，就是网络上最常见的“亲，给好评吧”那种从一到十的打分制（豆瓣上的五颗星其实与十分制等效，因为可以选半颗星）。

麦克卢汉说大众传媒的发达是民主的利好，看来所言不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