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黄修毅 摄影_孙炯

浙江江山报道一句“把他杀掉”，江山话就有四种说法。这个位于浙西南深处的小县城，重峦叠翠，转过一道山岭，所说的方言就大相径庭。

在当年军统局机要处，叽叽呱呱的江山话成了工作语言。江山人向“老板”戴笠报告时，所操的一口家乡话让外人如坠云雾。

15岁加入军统（1943年）的江山人王庆莲，至今仍记得，在重庆罗家湾军统礼堂，“戴老板”每周都要对局本部人员进行长篇训示。

“他在台上一讲就两三个小时，有时忘了喊‘稍息’，我们就笔挺地站着。他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战局，我们一刻也不敢走神。有时他话里露出江山口音，我只好使劲憋住笑，心想这话别人哪里听得懂……”

戴笠在故乡江山的遗迹如今只剩一处保安乡的故居，已经84岁高龄的王庆莲去过五六趟。“一到那里，看到墙头挂满戴老板的照片，我就不自觉地脚跟并 拢、腰板挺直。”说着，一股肃穆之情开始在老人脸上凝住，往事的光彩与忧伤，在皱褶里来回打转。“我从来不看现在的谍战片，一见到电视里的人穿着军装制 服，我就看不下去。”

那不是王庆莲心目中的戴笠，更抹煞了她记忆深处的军统生涯。

江山帮

缎子旗袍、漆皮鞋、交际舞会和点缀其间的美国大兵，是军统三年生活里让王庆莲最为留恋的，以至于盘旋重庆上空的敌机和十小时的译电工作，都已沦为她记忆中的背景。

那是一个完全两样的世界，远离家乡的碧水、青山、雄关，和近乎避世的生活。

她至今仍记得收到录取通知时，老母亲把她的肩膀摇得直晃，“说是让我瞎猫逮着了死耗子”。15岁的她，对军统的工作性质一无所知。母亲代为在峡口镇常设的军统江山办事处报了名，那里离戴笠老家保安乡步行不出一小时。

同批招收的二十个江山人，有两个还走了后门，都是重庆军统局本部科长、处长的直系亲属。卡车拉着一车斗人经半个多月才抵达重庆，那时王庆莲才发现同伴之间都有拐了弯的亲戚关系。

她最早被分配在重庆磁器口的军统训练班当打字员，那里便是后人谈之色变的中美合作所。但王庆莲嫌磁器口地方荒僻，申请调到罗家湾局本部当译电员。“大概上面看我是江山人，二话没说就批了。”王庆莲说。

军统局译电科的大办公室里，八个股长中有七个是老乡，而他们的顶头上司——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也是江山人。当时，大家都管王庆莲叫“哪尼鬼”（江山话：小姑娘）。

除了每周的例会，见到“老板”戴笠的机会很少。有时从窗口望见大礼堂楼上“甲室”亮着灯，一辆眼熟的黑色轿车在操场等候，她猜测“老板”正在局本部办公。

趁一次“老板”离开重庆的机会，王庆莲和几个同事到戴笠的私宅曾家岩公馆一探究竟。“那所宅子阴气森森的，一进门就是暗道，我都忘了怎么走路。”好在她意外发现，宅子里的警卫、仆从、厨师，也都是江山人。“那时，随意进出戴公馆，是江山人的特权。”

第一次单独撞上“老板”时，王庆莲正裹着一袭睡衣踱回宿舍。看到那个长下巴颌儿、眼睛长得有点开的中年人，在三五随员簇拥下向这个方向走来，她扭捏着躲到路牙边，不想却被叫住：“哪尼鬼！”等她回过神，戴笠已经走远。

王庆莲没想到，这个在公共场合总是和蒋介石相随左右的重要人物，一见之下竟是这样亲切。

花街口

这些年里，江山的军统同事一个个相继离世。先后进入军统局的江山人数以千计，戴笠手下就出了14个将级军官和不下百名校级军官。戴笠及其继任者毛人凤，和军统元老毛万里、毛森，合称“三毛一戴”，是军统“江山帮”的台柱。

当初的“哪尼鬼”王庆莲，现如今已是军统在江山的最后一位直接见证人。她1943年加入军统，1946年就退伍回到江山。现在她居住的胡同里，“以前家家都是‘军统’的人。唯独不是的一家，‘文革’时到处贴我们的大字报。”

这条一端紧邻着江山县城南市街的胡同，叫“花街”。至今尚存往日气息的，只有巷口雕饰考究的石牌坊。王庆莲说，那里是他舅舅家出资建造的，舅舅王薇曾是军统译电科华南股的股长。

戴笠在蒋介石身边权倾一时，也荫泽了江山的建设。江山老县城南市的几条街道，路两旁栽种的城中罕见的法国梧桐，就是在那个时候种下的。花街口处在江 山老县城的中心位置，距戴笠的老家保安村还有近五十公里。当初从保安加入军统的人为江山之最，只是如今旧家败零，这些人多在解放后各奔东西。

从1951年“镇压反革命”到1955年的“肃反”，对戴笠的揭批和丑化，在“文革”前后达到顶峰。“蒋介石的盖世太保”、“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反共魔王”等帽子，都是那个年代的发明。花街口的老住户受其连累，多被打成“黑五类”，王庆莲的舅舅一关就是20年。王庆莲自辩并没有参加内战，也难逃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

各种揪斗戴笠及其爪牙的“大字报”更是荒诞不经，有些还混入了当地文史档案所，充作真伪难辨的“史料”。

在政协江山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撰的资料里，有这么一则戴笠走上反共歧路的记载：戴笠在栖霞关的竹林里，路见一幼女顿起淫念，正欲行淫之际，被一好汉候个正着。戴笠求饶不过，被迫立下《悔过书》。后来好汉加入了共产党，因遭戴笠嫉恨，私仇公报，终死军统之手。

这则记述混合着话本小说的语调，把江山戴笠写成一个西门庆、镇关西式的人物，那个好汉也被安上了一个真人真名——保安当地共产党组织创始人之一华荣 春。记述中更杜撰出一个荒谬的细节，称戴笠和留守江山的儿子戴藏宜密电往来，下手的暗号是“干湿得活（杀人见血）”。这明显伪造的电文，成了存于江山政协 档案科的史料，后为不少戴笠研究著作所采用。

从事戴笠研究30多年的江山当地人毛作元说：“像这样的情况绝非少数。关于戴笠早年在家乡逞恶、从小惯偷善骗、吃喝嫖赌俱全的说法，大多缺乏真凭实据。”

戴公馆

曾供职于江山政协档案科的毛作元以戴笠研究为业，始于他意识到“戴笠之死能引起美联社的报道，这在江山前无古人”。

1988年，毛作元重访戴笠故居遗址——别号“率性斋”的戴公馆，却只见到一片断壁残垣。寻访遍周边故家，只打听到一户姜姓石匠曾在年少时见过戴笠。

那是1945年，戴笠陪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沦陷区，为建气象站配合美海军作战选址，顺道从闽东返家。这也是戴公馆落成之后，戴 笠生前唯一一次亲身入住。听说戴笠返乡，平日出入家门锦衣华服的戴笠儿子戴藏宜、胞弟戴春榜，连忙换下那身摆阔的行头，换上朴素的布衫。平日从不离手、藏 有暗器的文明棍，戴春榜也赶紧收了起来。据说，戴笠每次回到乡里，总要在离家五里地外步行到家，在门口向迎接他的母亲下跪请安。

戴笠自谓“整整受了十年严格的母教，经数百次痛苦的笞楚，才成为今天的我”，他常借《孟子》那套“苦其心智”的修身术训示属下，家里人也都对他敬畏三分。

戴家一门，堂兄戴春阳早年留日学医，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戴笠还有两个侄子留学日本学医，后来也为军统服务。“这样的家庭在保安算得上书香门第 了。”毛作元说，上世纪80年代他上书要求恢复戴公馆，江山县政府拨下3000元的维修金。但新华社的一则内参，却让事情一搁就是十年。内参上说：“江山 人为特务头子修屋，岂有此理。”

1994年，旧案重提，意在开发旅游业的江山市政府（1987年江山撤县为市）终于将戴笠故居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所门洞尤多的宅子，计有87扇门、122扇窗，旅游宣传册上的介绍写道：“所有设计皆为杀人逃生。”

戴宅前高后低，据说这样有利于隐蔽重要设施。在最低层的房内，戴笠安装了一部军用发报机，便于常在外地的他与家中老母联络，也是为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收集当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

戴宅中，有的门高达2米，据说这是便于在危急时搬走重要物件；有的门却又显得低矮，仅供一人侧身而过，也是为了安全起见，不让旁人偷视前后情况；而 有的门却只能弯腰进出，这是为了发生突发事件时阻挡追兵。更绝的是有一扇门与地下暗梯连接，开关设在墙脚根，旁人根本注意不到。险象环生时，用脚轻轻一 拨，门就能打开，人可以顺着暗梯下到地室，再从地室小门里逃出。而这地室小门又隐藏在墙边的一处乱草丛中，外人无从识破。

戴笠在后三层内特别设制的暗梯，则更为惊奇。在卧室不到20平方米的两个小房间里，除了一些普通的家具外，最显眼的是在木板墙上挂有一幅山水图。掀开图画，拉开木板上的一把暗门拉条，一个圆形状的楼梯豁然出现在眼前，而在梯道边上还有一小块空位。

据说，当年戴笠在室内与人交谈时，一名全副武装的卫兵就站在木板背后的这块空位里。通过木板上细小的洞眼，卫兵就观察着室内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不知当年有多少达官贵人在这里面对戴笠谈笑风生，却全不知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脑袋。如此杀机布置，难免让人生寒。

归乡客

在外表平平无奇的戴公馆，前来寻访戴笠生前气息的游客，为从佛龛后发现的一道暗梯或从电讯秘室突然斜出的一道暗哨，而感到某种满足。戴笠以及由他衍生出来的“江山军统文化”，俨然已成当地的品牌。

曾有人呼吁在江山为戴笠重修祖坟，但终未动土。就在离戴公馆不出千步的保安乡华龙溪村，还立着烈士华荣春（即轶事中那位好汉）的墓碑。每逢清明，乡政府和市档案馆都会抽调人手前来祭扫。

戴公馆一处遗迹的复原，已经足够吸引好奇的游人或是怀旧的故人前来凭吊。“戴笠一生毁谤有之，功过未定，说他是英雄可能抬高了，但他肯定是爱国的。”上世纪90年代两岸关系缓和，从台湾返乡省亲的前军统少将毛森如是说。

在戴公馆的任何一个房间，都有一扇窗户对着苍翠的江郎山。17岁的戴笠曾率一班友人登山，鉴古论今，颇有呈一时英豪之侠气。

江郎山口的仙霞关，扼闽赣浙三省门户，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唐末黄巢、清末石达开也曾在此用兵，养成了尚武的民风。当年跟随戴笠的6个文溪小学四年级学生中，出了3个军统少将。

50年过去，这些军统故人已垂垂老朽。若当年留在大陆，他们恐难逃一劫，如今归乡却受到了礼遇。失散多年的老同事在花街口和王庆莲重聚，见她一人独 居祖屋，一脸雨打风吹去。“哪尼鬼，你怎么那么傻，那时不跟我们走？”王庆莲只觉得一肚子话憋到嘴边，却只说了一句：“能活着就好，共产党也养我二十年 了。”

今年3月16日的《今日江山》，发文历数了生活在台湾的江山籍老人。王庆莲架起老花镜，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捐助创建江山育才中学的毛森，设立江山中学奖学金的王蒲臣……他们做善事是应该的，当年他们都曾享‘老板’的福。”

在戴笠故居的影壁上，题着毛泽东的老师章士钊挽戴笠联：“生为国家 死为国家 平生俱侠义风 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 谤满天下 乱世行春秋事 是非留待后人评”。

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记者_黄修毅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

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 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 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 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 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 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

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 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 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

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 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 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 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美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 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

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 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

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 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 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 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 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 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 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 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 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戴笠与蒋介石

1945年4月3日，蒋介石检阅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锐部队”。那天晚上戴笠举行了一个奢华的宴会，耗尽了他从家乡浙江带来的200斤珍贵黄酒。歌乐 山乐队学会了演奏“扬基歌”和“迪克斯”，当人群里的 美国人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时，演员们还准备演中国戏。这时戴笠突然打断了聚会，并坚持要说服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戴笠通过正式翻译刘镇芳说了半 天，无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莱”，而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戴笠与胡宗南

国民党将军胡宗南曾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戴笠与川岛芳子

有人在戴笠的临终遗物里，发现了一柄“龙泉宝剑”。这件乾隆朝的国宝，是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的佩剑。以如此名贵之器相赠，戴笠和川岛芳子的关系被认为非同一般。

川岛芳子有满清皇族的血统，幼年过继给日本人为养女。盛传东北大帅张作霖一案，正出自川岛芳子的手笔。早年事满洲国的川岛，曾乔装男性，跃马指挥伪 军骑兵队在热河作战。戴笠由此对川岛芳子心生倾慕。跃马扬鞭的“女侠士”据传向为戴笠所好，为父报仇刺杀军阀孙传芳的侠女施剑翘，戴笠也对她垂涎已久。

戴笠与胡蝶

为了逃避与日本人合作，胡蝶将前半生的所有积蓄打理成30个箱子托人运往内地，谁知珠宝在半路丢失。为寻得原物，一个朋友就把她介绍给特务头子戴笠。戴笠为博美人开心，不惜自己掏钱，买回一些相同的珠宝给胡蝶交差。

随后，戴笠派人打发胡蝶的丈夫潘有声去昆明做生意。潘一走，戴笠就让胡蝶住进杨家山公馆。胡蝶嫌公馆的窗户狭小，楼前景物不好看，戴笠马上派人建密宅一所，而通往密宅的小路，由铸成“福”“寿”字形的卵石铺成。

但最终，戴笠在胡蝶的梦幻里却没有沉浸得太久，就于1946年3月17日殒命。

黄埔改名

戴笠，字雨农，原名戴春风，黄埔六期肄业生。“戴笠”是他在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次落榜后改名再考的名字。据算命先生算，他是“六阴朝阳”，杀重无制， 五行缺水，名字中带水方大利。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一同参加考试的好友 徐亮、王孔安（后来也是军统的重要角色），戴笠名字取自“卿虽乘车我戴笠”，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纪念贫贱好友。

戴笠年规

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1926年入黄埔军校六期。

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

1932年蒋介石密令戴笠与其他党内成员秘密组织“力行社”（又称蓝衣社）、“中华复兴社”，其中戴笠担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与CC系的中央情报处各自独立。

1942年与美国合组“中美特种技术所”（简称“中美合作所”）。

1946年3月17日，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时，因雷电交加，途中在南京西郊的戴山困雨沟处失事，机毁人亡。

神秘的戴笠

在1927年的上海大清洗中，据说戴笠用烧热的火车头内燃机惩治叛徒。他把火车头排列在一段岔道上，不停地往里面的火炉加煤，直到炉膛烧得通红。受罚的叛徒被绑在炉壁上，很快就散发出肉的焦糊味。昏死过去的人随即被扔进炉膛。戴笠下令，拉响汽笛，以掩盖他们临终的惨叫。

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在他去延安采访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最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 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茬，虽然不见得阴 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

南京老虎桥监狱，在军统内部的代号是“乙地”（“甲地”则是鸡鹅巷的军统办公地）。“乙地”看押的大多是有叛变嫌疑的军统特务。为了使他们乖乖就 范，束手就擒，戴笠通常以密令的形式，召嫌疑犯到南京。密令甚至常常让嫌犯错觉为他正押送着陪同者到南京领赏。一到南京火车站，嫌犯向接头者递上密令，才 知道被押送的那个人正是自己，身边的陪同者才是真正的押送人。

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中记载，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后 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 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

特约记者_黄奕潆 台北报道

4月1日，正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成立80周年之际，台湾“国史馆”将戴笠数字档案等情报尽数公开，其中包含西安事变时，戴笠的书信和资料。

“过往，两岸学界对民国史有三大争执，一是辛亥革命，二是三大政策，最后就是抗战领导权。前两者慢慢讨论，大概有个方向，最后一点也在讨论中。” 台湾“国史馆”馆长吕芳上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提供更多材料给学者研究，唯有开放足够多的资料，才能让学者重新书写。

其实早在去年10月，台湾“国史馆”就和台湾“军情局”合作推出《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丛书，公开源文件和手令，试图还原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工作和决策，这无疑是提供了民国史研究最珍贵、难得的情报档案资料。在吕芳上看来，这是戴笠研究的开始。

在此之前，有关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半都是负面评价和八卦轶事，而没有足够的历史档案来正视戴笠这个曾令共产党侧目的人物。因此，吕芳上表示：“中国大陆并没有可以运用的史料档案，只能凭借着过去军统人员的回忆录，许多真相都被扭曲。”

这次与台湾“国史馆”的合作，是“军情局”首次公开情报档案，但这并非“军情局”原意。“军情局”原先因为中国大陆出版的戴笠传，多半扭曲不实，希望“国史馆”为戴笠出版简传，以此来纪念这位“军情局”的创始人，并给戴笠一个历史表述。

“不过，我们认为应该先整理相关档案，从基础做起，再来谈研究案甚至传记。”专责戴笠项目的“国史馆”编修吴淑凤指出，原本“军情局”针对戴笠批示 的军统档案，整理了59卷《戴公遗墨》，但这些资料都被保存在“军情局”内，外人难以窥之，为了筹备策划这个出版案，吴淑凤等人先到“军情局”阅览资料， 这才发觉这些档案都受潮发霉，转而要求先将这些档案除霉、数字化。

“这些都是珍贵的档案数据，必须好好保存。我们对‘军情局’说，就算是合作案破局，我们也愿意花工夫整理这些档案。”吴淑凤笑着说，或许是因为展现了诚意，“军情局”答应公开这些档案，而且为它解密。

原本59卷的档案数据都是戴笠的亲笔文件，被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组织、行动、训练、司法、电讯、人事、经理、总务、一般指示、西安事变及 其他等十五个类别，共计22382页，但原本档案并未标清楚时间，如此分类也缺乏脉络，档案属性也不清，“国史馆”研究人员必须诸多比对数据，才确认发文 和收件时间，甚至厘清该文件的用意和脉络。

“例如，很多戴笠的信都在大溪档案中看到，或者有些在宋子文档案中，对照这些档案，才会清楚戴笠批文的时间缘由。”吕芳上表示，除此之外，戴笠照片也相当少，必须从蒋介石档案中，才能找到他的照片。

自去年以来，《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已分别出版完成：《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军情战报》、《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经济作战》、《戴 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忠义救国军》、《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四卷，以及《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中美合作所的业务》、《戴笠先 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军统局隶属组织机构》两本电子书。

以“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为例，其间汇集了对日抗战期间中美合作相关事宜，除了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缘起和内容外，还呈现了一些重要任务，包含运用各种手 段协助美国海、空军，确保在太平洋战场的优势，其密布在敌后地区的情报组织网，在地面情报、电讯侦译和海洋侦察工作上，充分掌握日军情报和机、舰动态。

吴淑凤指出，当年军统局人员与美国海军讨论合作计划时，中方坚持美籍人员必须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而非听命于美军司令。

基于台湾“军情局”与“国史馆”订的保密条款，必须等到2012年4月1日这一天才能正式解密发表，这让相关史料在浮出水面后再次沉潜，直到今年4月1日“国史馆”才将数字档案尽数公开。

“历史不是靠回忆及传说，而是靠真实材料来讲话。”吕芳上这样对媒体说。台湾“军情局”局长汤家坤在为史料汇编写序时强调，大陆坊间近年出了许多国 共时期情报工作及戴笠的书册，大部分是以作者单方面的立场阐述，许多扭曲与不实，应适时公布相关资料，以完善“军情局”史。吴淑凤表示，一个情报机关愿意 主动开放档案，象征民主观念向前了一步。

南都周刊×吕芳上、吴淑凤

（吕芳上：台湾“国史馆”馆长吴淑凤：台湾“国史馆”编修）

档案有些虫蛀，有些发霉了

南都周刊：能否跟我们谈谈此次和“军情局”合作的缘起？

吴淑凤：2010年3月的时候，前“军情局”局长张戡平打电话到“国史馆”，希望我们能对戴笠传记有所表述，让大众对他们机关创办人有历史上的了解。

他们不晓得自己局内典藏的档案才是宝贝，想把坊间戴笠相关书籍提供给“国史馆”，让“国史馆”写简传。我们告诉他们，如果只是二手材料的话很难真实表达戴笠，而且依据也很薄弱，这样他们才告诉我们有一批59卷的《戴公遗墨》，我们那时也才知道有这批档案。

这是过去军统局戴笠批示的档案中整理出来，有15大类，59卷。我们翻阅时，想了解有没可能成立一个研究案，其中的材料充不充足，档案完不完整，后来发现抗战之前资料留存比较少，也发现因为过去戴笠档案没公开，现在的书籍有许多误传。

因此我们希望先从基础做起，档案出版，然后再做研究。我们的研究先锁定在抗战时期，军统局和戴笠作为，这样逐步架构才有呈现戴笠面貌的机会。张戡平同意我们的看法，所以两个机关开始谈各种细节，到当年的9月份才签约执行。

于是我们选了一些档案，让他们解密，再由“国史馆”做数字化。今年的4月1日提供所有的数字档案，原本的两册电子书要出成纸本，今年7月份出版。

南都周刊：戴笠档案本来都放在哪里，档案室吗？

吴淑凤：档案室不会让我们进去，是放在忠义堂。59卷放在玻璃柜中，那里不是防霉防潮的环境，并不适合存放档案。因此我们向“军情局”建议，希望他们将档案给“国史馆”数字化保存，甚至除霉。因为档案有些虫蛀，有些发霉了。

我们跟“军情局”说，就算合作破局，也请让我们完成数字化和除霉。或许因为这种善意，所以“军情局”慨然同意出版源文件。

过去负面到不能想象的地步南都周刊：刚公布的档案有西安事变的资料，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吴淑凤：59卷档案中有单独的西安事变卷。我印象最深的内容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带到南京来，戴笠私下调查他，还写了行为报告。其中有一段提到张学良喝醉酒，对自己的处境有抱怨。但遗憾的是，这些移交的档案都没照片，“军情局”方面的照片也很少。

吕芳上：不能够只依靠单一档案，要在档案间互相比对，相互印证。

吴淑凤：有些资料在戴笠档案中没有，但在蒋介石档案中。例如戴笠写给蒋介石的信，就在大溪档案中。

吕芳上：戴笠写给宋子文的，就在胡佛的宋子文档案中。

南都周刊：你们看完这些档案后，觉得戴笠是一个怎样的人？

吕芳上：说实话，他做事非常认真。第一，他绝对是老蒋一个忠心的追随者，在他心中，蒋绝对是第一；第二，他对国家也没话讲，对交付的任务都很认真在做，做事也小心。我看到的档案中他说，不可以学克格勃也不可以学德国纳粹，就是要走出自己的路。

我想他受美国影响很大，和美国比较接近。但他和美国合作后仍不失国格，你看那中美合作协定，地位是平等的，主任是他，副主任是梅勒斯，这是基本的立场。所以我觉得这些档案出现，对戴笠过去的评价是会改变的。过去太负面了，负面到不能想象的地步。

吴淑凤：补充一点，戴笠曾经生重病，咳嗽咳到会吐血。蒋先生给他一个月病假，但他不敢休假，因为有太多事做不完。他便改用中医治疗，并回复蒋先生 说，他痰中有血的情况比较好了。接着说他和部属有哪些往来，上海的纱布如何抢运过来，或如何得到战时所用纱布。即使生病，他也不敢懈怠工作。

将戴笠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南都周刊：既然“军情局”同意公开档案，也已出版，以后是否能够得到有开放更多档案的机会，甚至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戴笠的项目，好发展“戴学”？

吕芳上：民国史研究有很多困难，主要因为很多档案资料都没有公开，没有原始材料补足缺块。“国史馆”手上掌握最多的是总统和副总统材料。但说句老实 话，我们是在吃老本。现在各机关的档案都受到《档案法》限制，如果其他机关没有和我们合作，就没有档案来源。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够交给我们数字化，甚至公 布更多档案。

先别说戴学，军事史、抗战史过去向来就缺少源文件，所以根本没办法展开研究。现在因为“军情局”愿意提供这些档案出来，并且解密、开放给大家，我们 才能开始。我们和大家期望一样，都希望“军情局”和其他机关能够陆续开放档案、公开史料，不但让这机构有历史纪录，也能给予这个机构和历史人物历史定位。

情报一直是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环，缺了这块会很遗憾。2010年，“军情局”把档案交给我们，加上几个年轻学者参与进来，才能让充满神秘色彩的戴笠得 到一个历史定位的机会。大陆那些著作，大多是负面的，缺少正面的描述，他们不讨论公，只讨论私，这是很不公平的。档案公开，会给他一个适当的角色。这对民 国史研究是好事。

我们希望戴笠研究不是神秘人物研究，而是对国军和情报能有看法和说法。例如，经济作战这一卷，就说明经济作战是战争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从金融到财 政，都和抗战有关。另一卷是中美合作所，可以看得出中美合作是相当平等的，但中国大陆的书说戴笠仰赖美国鼻息，没有这一回事！档案可以提供公正的看法，让 戴笠被放在一个适当的位子上。

我想中国大陆有很多学者都对戴笠研究有很大的兴趣，所以只要把数据公开绝对有助益。

南都周刊：“国史馆”有可能邀集两岸学者一起来研究吗？

吕芳上：我们很希望。过去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无法开始。“军情局”愿意公布资料后，台湾几个年轻学者已经开始做了，大陆有些学者也对戴笠有兴趣。

但我觉得两岸合作的绝对不只这一块，抗战史缺乏互相沟通了解，因为海峡两岸学者有三个地方争执得很厉害，一是辛亥革命，二是三大政策，三是抗日领导 权的问题。最近几年辛亥革命，大陆那边也在慢慢不提资产阶级革命了；三大政策也开始辩证孙先生时代根本没有三大政策；抗战的问题大陆在慢慢承认正面战场的 价值，这也是一种进步。所以，两岸是有点拉近，若进一步交流讨论是有帮助的。但目前有相当差距。

站在“国史馆”的立场，是希望公布越多材料越好，用材料来说明一切。我们乐于开放后，让大家来研究，重新书写。学术自由和公开，是我们的优势。

解密内容（部分）

军战情报

1938年10月，戴笠用电报文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

1942年9月11日，在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戴笠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

1942年9月，戴笠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

1943年4月，中美双方在中美合作所协议写明，“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1943年7月12日，戴笠向中美合作所美方代表梅勒斯交涉，称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

与梅勒斯交涉之后，戴笠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忠义救国军

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戴笠立下的遗嘱，“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致电蒋介石，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

1945年日降前夕，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