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原为何爱国《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序言，该书由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就是中华文明从传统的农耕文明、 政治大一统、 德性至上的泛伦理主义，向现代工业文明、现代政治文明、现代精神文明、现代社会文明全面转型的过程。经由一个多世纪的艰苦探索，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方位的艰苦探索，中国人终于开辟了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实际的具有独创性的转型路径。它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它成功地解决了并正继续解决着中华文明转型中外铄与内生、大一统与人的普遍自主化这样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何爱国这部著作，相当具体地展现了这一艰难的历程。下面，我想简要地说明一下这条路径的独创性之所在。

 

一、中华传统文明的三大特征

 

    我以为，已经延续了两三千年的中华传统文明，至少具有以下这样三个主要特征：

 

    首先，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商业和手工业予以维系的复合型文明（“一体两翼”或“多元一体”的文明）。

 

    中华文明是在东亚广袤大地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以清代全盛时期版图而论，农耕地区大约120多万平方公里，草原及荒漠地区大约近800万平方公里，山林农牧地区大约近180万平方公里。清代以前，中国各族先民早就在这一版图内及其周边一些地方生息活动。

 

    中国农耕文明是一种有着独特形态的非常成熟的农耕文明。自从商鞅变法以后，中国农耕地区就一直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其根基。它的存在与盛衰，可以说，都直接决定于这种小农经济的运行是否正常，能否得到必要的支持与保障。这种小农经济，其顽强的生命力，源于直接生产者农民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和生产工具具有较多的支配权与自主权，他们自身具有较多的人身自由，这就使他们对于家庭中全部人力、畜力、物力，能够较为合理而充分地予以利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又特别能够节省与节约。小农的土地可以买卖，劳动力、资金、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流动，这固然会导致土地集中，社会两极分化，但它们又可使小生产者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并能够在受到严重摧残后，顽强地迅速恢复与再生。正是这种小农经济，奠定了中华农耕文明长时间绵延不断地存在与繁荣的主要基础。

 

    然而，中华传统文明的形成，从来就离不开北方与西部草原游牧文明、西南广大地区山林农牧文明的生成和发展, 离不开它们同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的农耕文明持续不断的积极互动。这三大区域人们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很不相同，彼此力量对比也经常变化。一般而言，农耕文明区域虽较小，但人口集中，生息在这一区域的人口经常占全体人口的80％以上，因此，它构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轴。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地区人口相对较少，但地域特别广阔，极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农耕文明和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这三种文明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激烈冲突，但更经常的是和平交往。在长时间的积极互动中，三者互相取长补短，形成互相依存互为补充的密切关系。当将中华传统文明概括为农耕文明时，必须不忘它从内在结构到整体运行，都是由“一体两翼”共同构成的。

 

    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相当发达的商业与手工业，不仅是将分散的广大小农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而且是将农耕地区 、草原游牧地区 、山林农牧地区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它们推动传统农耕文明成为一个整体，推动传统农耕文明 、草原游牧文明 、山林农牧文明成为一个整体。它们是传统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部分，在中华传统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一支非常重要的能动的力量。

 

    所以说，中华传统文明是由“一体两翼” 或“多元一体”构成的文明，“一体两翼”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荀子所说：“北海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千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蚨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荀子·王制》）由此可以看出，中华传统文明作为一种已持续不断延续了数千年的自成体系的物质文明，乃是一种其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都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而运行的具有很强独立性的文明，一种具有自己独特质的规定性并具有高度稳定性持续性的文明。

 

    其次，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为主轴，以血缘网络与地缘网络为两翼，并借助众多经济共同体及文化上高度认同而予以强化的政治大一统文明。

 

    自秦汉以来，政治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董仲舒《天人三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隋、唐、宋、元、明、清，毫无疑问是大一统的国家；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西夏，虽呈分裂态势，但那只是追求大一统而未达目的的结果，分治的每一方都希望以自己为中心实现由自己主宰的大一统。

 

    大一统以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为主要载体。这一国家政权体系，主要由皇帝制度、宰相制度、郡县官吏制度及地方士绅制度构成。中国早就建立了非常发达完备的文官制度，它能够在较大范围内从社会各阶层中，选取精英人才充实官僚队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以有效地对国家进行控制、动员与管理。大一统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之所以产生并长久地运行，首先是为适应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发展的需求，因为分散的小农经济，需要集中而统一的行政权力对于社会的全面支配，解决他们无法分别解决的一系列共同问题；同时，它也适应了在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及山林农牧文明之间建立稳定的秩序，使它们不再彼此冲突，而能积极地相辅相成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主要的职责，就是保障农业生产，确立稳定而有效的的社会秩序，有力地维护国家安全。《荀子·王制·序官》中说：“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硗，序五种，省农功，谨蓄藏，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间树艺，劝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荀子这里所说的，就是如何通过国家政权各级权力机构兴办各项事业，从各方面为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荀子·王制》中又说：“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养长时，指草木荣华滋盛之时，不能去山林砍伐；鱼鳖怀孕之时，不能下网捕捞；这叫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这里所说的，就是如何借助国家权力建立必要的社会秩序。这正是中国历代王朝官僚机构的基本职责之所在。至于维护国家安全，从修筑长城、屯垦戌边，到结盟和亲、羁縻修好, 从守土卫疆、远征苦战，到设官分治、并入版图, 都正是为了解决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及山林农牧文明的冲突，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安全保证。

 

    以皇帝为最高首领的大一统等级权力的绝对支配地位，使权力控制者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身及其关系者牟取各种特殊利益，乃至贪赃枉法，为所欲为，而对于所负职责，则反多敷衍了事，或尽作表面文章，或乘机从中渔利，甚至故意制造事端，扩大事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广大农民既相统一又相矛盾。公共事业，公共秩序，公共安全，使二者统一；而等级权力带来的各种特殊利益，使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各级官僚机构，官僚机构越来越膨胀。加上官僚们消费欲越来越滋长，加在农民身上的负担便越来越沉重，使二者冲突。当广大农民不堪重负，正常的农业生产无法持续进行时，他们最终只有起来造反，在长时间的战乱中，打垮旧的官僚机器，重建起一个新的君主官僚国家。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以王朝兴衰更迭为标志的周期性运动。一个又一个王朝不断地更迭与再生，一个决定性的动因，一个真实的基础，就在这里。

 

    由皇帝制度、宰辅制度、郡县地方官吏制度构成的国家官僚政权体系，运用自上而下的等级权力建立了大一统社会控制、社会协调、社会动员和社会保障系统。但大一统国家政权传统体系的形成与延续，并非仅仅依靠这一点。渗透于全社会的同族同宗同姓血缘网络系统，同乡、同县、同省地缘网络系统，族田、义仓、义塾等经济共同体，同学、同科、同一方言、同一宗教信仰等文化认同，为大一统奠定了极为广泛而深厚的社会与文化基础。当然，血缘网络系统，地缘网络系统，经济共同体网络系统，文化共同体网络系统，也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们既能给人们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支持，必要的秩序和安全的保障，又给人们以束缚。当君主与官僚们利用它们来攫取各种特殊利益时，它们又会从内部腐蚀与破坏大一统国家系统。但是，王朝虽然可以更迭，这些社会与文化网络却终究不会中断，它们仍然会有力地帮助大一统国家系统在废墟中重建。

 

    再次，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语怪力乱神，而一直注重以人为本，将人文化成视为实现人的最高价值的根本途径。人文化成，即尊德性，崇礼义，重教化， 尚君子，以伦理为本位。中华文明因此便常常被称之为一种泛道德主义文明。

 

    中国古代有所谓“三不朽论”,它出自春秋时期鲁国叔孙豹之口：“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立德，立功，立言，均可不朽，但立德最高。教化最重要的使命，最主要的内容，不是技术 、技能, 而是德性，是怎样为人，怎样知人。《论语·颜渊》中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这就是要人们珍惜人生，尊重人生，热爱人生，并清楚了解什么方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 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人，实现人生的价值。

 

    怎样做人？《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礼记·丧服小记》： “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这就是一种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泛道德主义。

 

    这种泛道德主义以父家长制为其主要支柱。但它的功能并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它最主要的功能是用之以整合全社会，正如《论语·为政》所说：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记·缁衣》这一段话作： 子曰： “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仅凭政与刑, 会使民众学会逃避, 而且失去羞耻心; 德性与礼仪, 则会培育人们的羞耻心, 使人们的行为自觉地合乎规范与程序。中国乱世亦常用重典，但平时对德治、礼治的重视要远远高过于对法治及刑治效果的期待。

 

    以伦理为本位的泛道德主义, 体现了小农经济对于家庭及社会长久保持和睦与稳定的强烈诉求, 也体现了大一统国家有序与稳定运行的原则需要. 泛道德主义, 将人们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贯通与统一起来, 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与适应性, 又较易操作。它使每一个单个的人都处在一个巨大的极为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成为夫妇、父子、家庭、亲友、同学、同宗、同事、同乡、同胞等等关系中的一个无法割断的一环，必须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皆不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一直被谴责，敦孝悌，笃宗族,和乡党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则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一信条，在二千多年历史演进中, 尽管受到过各种挑战与冲击, 可以说，仍一直保持着主导的地位。

 

    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要局限与主要弊端，也正源于它的以上三大特点。其一，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农耕 、游牧 、山林农牧三者互相制约，尤其是土地可以流转，官僚的财产和商人的利润最终都用于购置地产，沉淀于土地之上，限制和阻止了资本、劳动 、技术向城市和工业集中。其二，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由于没有足够的制约力量，防止它自身向全能权力绝对权力蜕变，防止它自身不断膨胀并演变为民众不堪负担而与民众越来越对立的寄生者，最终都难以避免它所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产生巨大的自发的社会动乱，各种矛盾在这些社会动乱中得到自流性的解决或缓和，再在小生产基础上重建原先的秩序，以王朝更迭为重要标志，形成中国古代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动乱－重建－繁荣－危机”周期性运动。其三，知识分子主要精力用于研习四书五经，好通过科举考试挤进官僚队伍，而为践行德性而教化民众，则或潜心于理气心性学说，或纵情于诗词歌赋文章，轻视或漠视生产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科学的探求，完全脱离生产实践，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很少贡献，因视科学技术的探求为雕虫小技，反而屡屡自觉不自觉地压制生产技术的革新与发展。正是以上主要局限和主要弊端，使中华传统文明在小生产基础上虽发展到其他农耕文明难以比美的极高水准，却一直未能突破小生产与手工劳动，内生出近代机器大工业，也无法像欧洲那样基于商业资本和土地经营的对立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以及狂热的海外殖民，内生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文明。

 

二、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要系统而完整地了解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就必须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整个过程。

 

    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逐步展开的：

 

    其一，以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为主导，以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为两翼，整个社会经济从传统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山林农牧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

 

    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规模空前广泛的工业革命，这场革命结束了已经绵延了数千年的手工劳动的支配地位。中国已形成门类相当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有很大比重，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已占居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现代科学技术成就被广泛应用于工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并已愈来愈多地被应用于现代农业，使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日益众多的人已从超强度和超长时间的沉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就使他们获得了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自身的更多可能与更大空间。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城市化水准还一直徘徊在16%上下。2008年年底，全国城镇人口已达5.94亿，全国城市655个，建制镇1.9万个，城市化水平达到45.68%。城市因人口、资本、技术、人才、信息高度集中，在生产发展中能大大降低成本与提高效率，因而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源；城市能为人们提供更为优质的教育、工作和生活环境，有助于人们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城市化正进入快速增长期。

 

    中国正在超越已延续了数千年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以及在各种小生产共同体中进一步强化乃至固定化了的自然经济，走向全国大市场，世界大市场。尤其是现代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生活越来越密切地和全国、全世界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

 

    现代文明相较于传统文明，时间节奏大大加快：农耕文明春种秋收，时间以年月节气为节奏，现代文明时间则以小时 、分 、秒乃至更小的单位计算；空间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不再固守一隅，而活跃在全国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由于资本、劳动、知识、技术、信息、人口高度集中，人们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产品，分享更为丰富的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产品，这就使人的社会性内涵大大丰富与充实，使人的生命具有更高的价值。现代文明要求经济和社会能够较之以往更为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文明转型所取得的成就，已使13亿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走出了普遍性贫困，普遍地实现了温饱，逐步有序地在走向小康，走向富裕。覆盖城乡居民包含养老、医疗、卫生、妇幼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范围日益扩大，水准日益提高，使中国人历史上首次真正享有了免除贫困的自由，以及生存、发展乃至全面发展的自由。

 

    在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全过程中，大一统国家继续居于主导地位， 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实际上统领着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在这一转型进程中使自身获得新的活力和继续存在的合法性。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无论是晚清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时代，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大一统国家政权，在大部分时间中，都发挥着主导作用，甚至在那些分裂时期，在各割据政权所控制的地区，也很少例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官僚系统，包括其后备队伍广大士子，集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精英，他们能够获得较多较广的信息，能够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现存政权及国家和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机，能够较早地开眼了解外部世界，能够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因应世变兴办其他社会力量难以兴办的一些事业。近代以来，主要是这些社会精英和他们的追随者，利用大一统中央集权官僚国家机器，借助国家权力，进行了资本的积累与积聚，兴办现代机器工业，发展现代金融、现代商业、现代交通运输等各种事业，建立起新型的国有经济，并使之成为推动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力量；他们又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分散在全国的广大人力资源 、物质资源和其他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统一配置，以提高对于它们的利用效能。官僚系统还利用国家权力，确定国家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努力协调各方利益，力图将由转型引发的各种社会冲突约束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即近代中国民营资本，其兴起和发展，也无法脱离国家权力的支持与庇护。一旦失去这一支持与庇护，它甚至就会无法生存。

 

    1978年以来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也同样首先依靠国家政权自身的力量，方才能够较为顺利地改变先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营经济公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承认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起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营企业中建立起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变公有制单一实现形式为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在服务业或第三产业，也是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方才比较顺利地打破了先前一直将它们视为非生产性行业的流行观念，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让它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坚持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同时，使各种形式的非公有经济蓬勃发展，在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要、容纳就业以及发展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非公有经济的经营者，不再被视作异己势力，而被视作社会主义建设者，由此逐步形成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型关系。

 

    由于大一统国家政权体系和现代经济积极互动，人们越来越广泛地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事务管理，现代法治也开始逐步形成。经由长时间的革命 、斗争乃至战争之后，人们终于使进行全方位的建设和建立谐社会成为整个国家的主导诉求，并由此首次真正拥有了免除恐惧的自由。这一自由，为整个国家应对和抗击国内外突发重大危机提供了强大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间中，由中央集权所统辖的权力支配系统居于主导地位这一局面，将仍会继续。为既充分发挥大一统国家之所长，又能有效地制约和有效地监督权力之运行，保障人们对于国家事务管理的有效参与，人们正努力开辟越来越多样的途径，创造越来越多样的方法。

 

    在推动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改变，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

 

    最大的变化，是知性上升至主导地位（知识就是力量），整个社会正在走向知识化，整个教育系统都将知识传授放在最突出的地位。

 

    知识就是力量，是现代文明的一个代表性的口号。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从潜心理气心性、名物训诂，转向研究声、光、化、电，走到“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再到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走到承认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知识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知识传授的途径与方式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再到掌握多种外国语言，使人们得以很方便地接触和利用世界各国各种知识；电视、电脑、手机、网络的普及，更将人们跳跃式地带进入了信息时代。将知识传授置于最重要地位的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 ，是现代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经由100多年的努力，在中国，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终于全面实现，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快速发展为大众教育，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数量均已位居世界第一。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为人的素质普遍提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使人们对自己的发展有了更为多元的选择。

 

    但尽管如此，尽管由于传统的德性已经在许多方面失去普遍的约束力，而新的德性又在磨合成长中，中华文明中德性先于知性、高于知性这一基本特征仍继续强劲地保持着，《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卫灵公》）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中庸》中“成己”同时也要“成物”等长久来一直获得人们最广泛认同的中华德性，和深藏于广大农民心灵中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原始社会主义相结合，驱使人们在文明转型过程中，始终不忘民众的共同利益，国家与民族的共同利益，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成为人们的根本诉求。这一点，为中国在进行多年艰苦探索之后，最终选择经由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文明全面转型，提供了最为深厚最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与文化的精神的基础。

 

    传统文明下，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中国人崇尚寡欲摄生，安分知足，大多数人常常一辈子都固著在一块狭小的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于斯，对于他们说来，知性与诗性的发展常常都局限在很有限的范围内。现代文明所提供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人们普遍培育和发挥其潜在能力提供了新的巨大的空间，但改变毕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导致中华文明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古代 、近代、 现代将继续并存共生。

 

    放眼中国，不难看到，东、中部地区，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的转型，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原先广大草原游牧文明和山林农牧文明地区，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不仅发展相对滞后，而且转型的路径也还不是很明确。大一统国家权力的全能化以及演变为绝对权力的问题，官僚系统利用手中所掌控的权力谋求特殊利益而走向腐败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的解决。人们的道德、信仰、意志，或仍固守传统，或已完全现代，或现代与传统交织于一身，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将会继续成为一种常态。面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的活动和思维越来越为新技术所左右；由于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繁华，纵欲主义对人们的腐蚀越来越严重；任由这二者自由泛滥，必定会严重侵蚀和破坏文明的转型。而所有这些问题，只有在转型进一步拓展和进一步深化中才能解决。让转型停顿下来，或者使转型倒退回去，是绝不会有出路的。

 

三、中华文明转型路径的独创性

 

    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曾师法过东西方各国多种模式，选择过多条道路，经过几代人艰苦探索，在付出沉重代价，取得正面与负面丰富经验之后，终于逐渐找到了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乎世界潮流，具有鲜明独创性的转型路径。

 

    这一转型路径的独创性，主要表现于它非常成功地解决了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以下三大问题：

 

    首先，这一路径非常成功地解决了外铄与内生相悖和对立的问题。

 

    中华文明转型的成功路径，属于外铄催化内生，内生与外铄互动型。

 

    中华文明的转型是在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严重威胁与空前危机中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明转型属于所谓“外铄”型。但转型真正开始，还是通过“外铄”引发的“内生”。先是西方国家的机器生产，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世界市场，然后是西方各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刺激了最先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中国官僚和中国士子，以及中国商人、中国买办，他们学过英、俄、普、日，又学过法、美，希望走西方这些国家所走过并取得成功的资本主义道路。然而，走这些道路，虽然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成效，却又引发了中国极为激烈的社会冲突，引发了中国社会下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激烈反弹。这是因为“西化”道路本质上原就是剥夺农民和广大殖民地人民，中国自身就处于半殖民地地位，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集聚积累的负担更全部落在本国农民身上，他们迅速破产，却无法在现代工业、现代城市、现代市场中找寻到新的出路，分享现代文明的成果。在苏俄十月革命刺激下，不少志士仁人又转而学习苏联，希望走苏式社会主义道路。走这一条道路，取得过成效。但“苏化”道路，就迅速实现工业化而言，本质上其实也是依靠剥夺农民，通过剥夺农民对于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对生产、产品流通、产品分配的自主权，乃至若干人身自由权利，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实现对劳动力流动的全面控制。这一条道路，使广大农民付出了沉重代价，也遭遇到亿万农民各种形式的抗拒而最终无法走通。

 

    从孙中山开始，许多人很早就已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根据中国农民是小农经济的农民这一最基本的国情，发动广大农民起来进行以平分土地为核心的土地革命，让他们直接享有中华文明向现代转型的成果，赢得了广大农民对于这一革命的热情拥护和积极支持。这是新民主主义取得辉煌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改革开放中，广大农民重新获得了对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自主支配权，农田和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农村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产品市场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育，传统农业经济开始全方位地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变。农民有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掌握现代经营管理能力，培育现代精神、现代理念、现代素质，能够自觉吸收世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优秀成果来充实自己。中华文明转型路径的独创性，首先表现在广大中国农民成为现代化的强大的内在动力，而其前提则是他们必须成为这一转型的主要得益者。

 

    其次，这一路径正在成功地解决大一统国家权力全能化绝对化和人的普遍自主自立相悖和对立的问题。

 

    “西化”是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苏化”是取消市场经济和消灭自由资本主义而走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官僚资本主义。经过一个多世纪艰难探索，中华文明转型终于明确，唯一正确的路径必须是将国家的主导作用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大一统国家中，由于各级政府掌控着国家和地方经济命脉，直接掌控着各种生产要素的主要分配权，政府实际上成了“经济人”。利益的驱使，必然会形成大量权力寻租、权力越位、权力缺位问题。权力本身，成为牟利者追逐的目标。这就和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的普遍的自主自立相悖，甚至形成尖锐对立。

解决这一矛盾的徵结在于，一是使国家权力从全能主义的威权体制转变为民主化基础上的有限权力，变成真正受有效监督有效制约有效制衡的权力，二是使公民社会公众社会健康成长和早日成熟，真正成为全社会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然而，从晚清开始，历经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一问题都未能有效地真正解决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为防范国家权力演变成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的绝对权力，曾一次次发动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后来更升级为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后又提出“资产阶级在党内”，企图用大搞群众性政治运动，乃至自下而上全国全面夺权的方法，建立起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权机构，创造一种全新的国家形态。但是，结局却与他的主观愿望正相反。由于广大农民长时间处于等级权力控制之下，根本无法对各级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而社会中产化又被视为资产阶级化，公民社会与公众社会因此几乎完全缺失，对于各级权力制度性的制约与制衡便完全流于形式。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带来的只是“痞子式”的无政府主义的疯狂泛滥，全社会陷入普遍的混乱状态，使得大一统国家各级政权几乎都处于瘫痪状态，根本无法正常运转，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因此导致整个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反因此而停顿和大幅度倒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目标就是将国家政权的有效运作与主导作用同人民大众真正当家作主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将国家权力变成严格在宪法与法律规定范围内运作的有限权力，借助成熟的公民社会与公众社会对于各级权力实施的有效制约、制衡与监督，确保各级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省级与县级地方权力机构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国家总战略的主导下，既互相竞争，又互相协调，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构既都充满活力，又不会走到互相对立，更不会走到互相冲突，互相对抗。这一路径还较好地解决了现代化所带来的人的新的异化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相悖及对立的问题。

 

    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除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重大差异外，还面临着现代文明下人的异化所带来的新的问题。

 

    现代化所造就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比较充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将人引向了新的异化。现代文明一方面带来了人的新的解放，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新的异化。二者常常是一体的两面：

 

    工业化，带来劳动的解放，同时，又使人的生存与成长、人的全部活动，越来越受制于外在于人自身的经济与政治乃至社会力量；工业化不断追求高度发展，会纵容、鼓励和引导人们追逐利益最大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与利欲不断膨胀相联系的，是物欲的不断膨胀，义与利严重失衡，社会两极化趋向亦因此难以遏制；市场化，带来物流、资金流、人流、知识流的解放，同时使人与人之间以契约关系与货币关系取代了原先的自然关系；城市化，人口、资金、信息、生产力、消费都高度集中、特别密集，但同时却破坏了人与人之间传统的联系纽带，使人变得过于个人化孤独化；对于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更会导致纵欲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泛滥，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这就是《荀子·富国篇》所说的：“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焉。”；知识化，提高了人们的素养，同时又使人们为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所支配，丧失人文主义、理想信念和终极价值的追求；信息化，使互相全面依赖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但同时又会使人与人的交往虚拟化，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为工具理性所支配；如此等等。

 

    如何在中华文明转型过程中，既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又克服现代化所带来的新的异化？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实践中，终于发现，坚持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未来发展的最根本的准则，将是一条既具有独创性又具有普适性的路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将人的物质生活、人的精神生活、人的政治生活、人的社会生活作为综合整体加以把握。人的知识传授、积累、更新、创造，不仅是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是为了满足人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需要。人除了知性生活、知性世界外，还有情感生活、情感世界，还更有德性或神性或佛性生活、德性或神性或佛性世界，即人还有比物质生活及知性生活、情感生活更高的意志生活，这就是人的理想、人对真善美的追求，人向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样一种境界的追求。只关注物质生活的发展，有片面性；精神生活中，只关注知识水准的提高，只关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水准的提高，将人文的发展、艺术的发展、信仰和意志的发展，都从属于经济建设或政治秩序，同样有片面性。人文的发展，艺术的发展，信仰和意志的发展，能够“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取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它们都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轴，正在推动工业化进程和生态化相结合，城市化进程和人性化相结合，市场化进程和社会公平化相结合，世界化进程和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相结合，还推动着经济成长和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密相结合，推动着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东部中部和西部、汉族和所有其他各民族的协调发展。

 

    人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的德性、知性和诗性的发展，既相统一，又相矛盾。“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荀子·修身篇》）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既是全球化的产物，更是中华文明自身创造性的转化。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推动着中国在传承中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新的伟大创造。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继承了中国人本主义传统和西方人文主义优良传统，而又高于这两大传统，它不仅对中国的今天与未来有极重要的意义，对世界的今天与未来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