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革命”绵延贯穿在整个民国的黄金时代里，构成了当时出版盛况里的一个奇景，而其发生之根源则在现代转型在中国启动后不久所衍生的种种效应中。

 

　　今人好谈民国范儿，又喜诋革命，殊不知范儿要能彰显民国样式，则无革命不能成之。因此我们在观察民国范儿如何呈现之余，似还应想想民国范儿由哪些底色所构成？眼前这套由读库与新星出版社重新整理的商务印书馆《共和国教科书》及其《教授法》或是能看清此中门道的佳品。

 

　　这套书出版之时，正逢商务印书馆从清末开始顺风顺水近十年来的“危难之际”。1912年元月，革命给了商务当头一棒。中华书局横空出世与商 务全力争夺出版业的龙头老大位置，焦点正落在教科书上。商战初起时中华占尽优势，在上，新民国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与《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表面 上看由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制订，但其中很多内容实不乏中华创始人之一陆费逵的手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401页），这一点保证了中华之教科书在各方 面与新政府教育政策的契合度。而商务掌舵人张元济虽与蔡氏私交甚笃，却好像未能参与其事。在下，一边鄂江潮席卷全国；一边中华在筹备期间就已秘密组织人员 紧锣密鼓，加班加点编写教科书，由此其成立后不几日即能有符合“共和民国宗旨”的产品上市。而且在广告宣传上中华牢牢把握住了两个时髦大词——“革命”与 “共和”。其大力宣扬的“教科书革命”等口号一时间极其风行。

 

　　面对中华咄咄逼人的态势，3月起商务开始反击，其反击利器之一正是这套《共和国教科书》。为推销自家商品，两家出版机构都使出了浑身解数，这从当时的报纸广告中就可见一斑：

 

　　3月2日，中华开始在《时报》头版连登两幅广告，一云“共和宗旨教科书”，一云其教科书要“养成完全共和国民以植我民国基础”。

 

　　3月3日，商务在头版打出广告“共和适用之教科书”。

 

　　3月6日，中华头版广告云其教科书“养成共和国民”与“奴隶教科书迥别”。

 

　　3月7日，商务头版广告题为“共和国之教育”。同日中华广告称其初小修身教科书“以立自尊、自由、平等、公平、勇武为宗旨，与奴隶教科书迥 别”；初小国文教科书“普及共和国民知识”；高小修身教科书能“养成共和国民”；高小国文教科书“注重共和教育”；高小历史教科书注意“民权之消长”等。

 

　　3月14日，商务、中华在头版广告毗连，一家标题为“共和国之教育”，一家标题为“共和国民教育之本”。

 

　　如此热闹的情形并不只在民国肇建时出现，它绵延贯穿于整个民国的黄金时代里，构成了当时出版盛况里的一个奇景，而其发生之根源则在现代转型在中国启动后不久所衍生的种种效应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效应为新式学堂制度的确立。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由新政主导力推的学堂被人提及时，一般都会在前面加一个“新”字，以示其与旧科举、旧书院之区别。这些新式学堂里不仅 孕育着革命的热潮，更改变着一代学生的生活方式，其“不独上课下课有定时，即吃喝眠起也无不有定时。不独体操功课要立正，报名数，即起床后与就寝前也无不 立正，报名数。不独穿衣戴帽要整齐一律，即铺床叠被也无不要整齐一律。总之，这是一种纪律化的生活，与向来的私塾，甚至于书院完全不同。”（李季：《我的 生平》第一册，第71页）而要使得上述不同于私塾、书院的生活方式让学生接受，进而认同种种新兴的现代观念，教科书就变得尤其重要。因此梁启超在谈广智书 局发展前景时才会说：“科举废后，则学堂教科书最为盛行。”在商务版的《共和国教科书》里以学堂规训、造就新人为内容的课程就有不少。其中既有对卫生的强 调，如谈到饭后不宜运动，否则“有碍卫生”，在《教授法》里更进一步指出“凡不守卫生规则者，疾病随之”（《新国文》初小第四册第四十一课）；亦有对身体 的控制，所谓“小学生，集操场，分排两队，同习体操。先生发令，曰行则行，曰止则止”（《新国文》初小第二册第二十课）；还有对时间观的重新塑造，像《不 误时》一课即说：“修业当有定时，若迟迟不行，必误上课时刻。”（《新国文》初小第四册第二十三课）更有课文就直接以《守规则》作为标题（同前第四十二 课）。

 

　　第二个重要效应则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的蓬然兴起。在教科书大行其道的背后其实是国内乃至国际资本力量的激烈角逐。国家教育变革的需要，使得教科书成 为了出版商生意的大宗；印刷技术的飞速改良令其能较低成本地大量生产，而商品流通速度的增快则让教科书跨越了城乡等各种界限，准时定期地出现在各级消费市 场。虽然旧时书局也有种种促销迎客的手段，但较之教科书的生意仍是小巫见大巫。小说《倪焕之》就以民初江南小镇上的教书匠之口告诉我们这场游戏究竟是如何 玩的：

 

　　他们有的是钱，商品得到官厅的赞许当然不算一回事。推销员成群地向各处出发，丰盛的筵席宴飨生涯寒俭的教师们，样本和说明书慷慨地分送；酒 半致辞，十分谦恭却又十分夸耀，务求说明他们竭尽了人间的经验与学问，编成那些教本，无非为了文化和教育！还能不满意么?而且那样殷勤的意思也不容辜负， 于是大批的交易就来了。还想出种种奖励的办法，其实是变相的回佣；而教师们也乐得经理他们的商品。（《叶圣陶集》第三卷，第163-164页）

 

　　正是在资本一往无前的勃勃动力下，商务版《共和国教科书》的发行量之大令人咋舌。以《新国文》初小第八册为例，此书在1912年10月后出 版，到1913年4月即印刷三十八版，到1927年更到达九百四十六版之多。虽然在此期间课文内容或有些许微调，但仍可想见受其影响的学生之多。就这样， 教科书连同挂图、标本、画像、模型、地球仪等附属教具逐渐取代了原来三家村先生的四书、五经、竹尺、烟袋，让即使是出门只能见到一望桑田或茫茫群山的农家 子弟亦能以教科书和教具为门径认识卢梭、华盛顿，了解花鸟鱼虫、人体结构，神游欧罗巴、亚细亚，进而被整合进了一套我们今日已浑然不觉初起时为何模样的新 教育系统中去了。

 

　　这套以各种“学制”为表征的新教育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利弊参半的东西。它有现代教育的优势，亦有其重大的弊端。幸运的是当时还有源远流长的 家学传统和被几经打压，但不乏顽强生命力的私塾教育。这三种教育方式无论哪家独大，都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但结合在一起却可以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为民 国范儿绘下一大底色，即多种类型混成的教育结构。此种结构让不少民国学生能相对从容地游走于各个学堂，应对传统现代交冲所造成的紧张，找到其安身立命之 处，其中最优秀者就成了我们今日艳羡不已的学贯中西之大家。像笔者读夏鼐的日记就非常感慨。先生作为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在大学期间完成的论文几无一篇与 考古学相关，但却已有《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评曼尼克斯的〈李鸿章传〉》、《二程的人生哲学》、《叶水心年谱及学案》、《百年前的中英交涉—— Napier事件》、《法权问题与鸦片战争》等论域极为广博的十数篇精彩之作。或许正是从这论域广博与前后反差之间，才可略窥先生如何成为大家的一些端倪 （《夏鼐日记》第一册，第196-197页）。

 

　　除了以教科书为起点的混成教育结构外，民初教科书的编写理念也值得多加注意。虽然《共和国教科书》出版的年代是中国旧传统接近于破碎的时 候，但其中不少篇幅的内涵仍和儒学的侧重点相似——讲求伦常日用，在此书中浸淫过的学生至少会少一点唯我独尊、恣睢妄为和不辨菽麦。同时它对孔子等往昔圣 贤及其学说仍保留着许多尊重。所谓辛亥革命后的废止尊孔读经并非今日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以往多将此举之发端归于蔡元培。其实据汤化龙的追忆，这是一个从清 末即开始的漫长过程：

 

　　夫学校读经、讲经, 自前清迄今, 聚讼呶呶, 考其沿革, 约分四期。其始也以《孝经》《四书》《礼记》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 以《诗》《书》《易》及《仪礼》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既而知其卷帙繁多, 理解高深, 未足为教, 遂改订章程, 减少经本。前宣统三年, 中央教育会议已经以经学义旨渊微, 非学龄儿童所能领会, 决议采取经训为修身科之格言, 小学校内不另设读经一科。（汤化龙：《上大总统言教育书》，《庸言》2卷5号，1914年）

 

　　而且蔡氏作为前清翰林，他似并未想过只手打倒孔家店，在其所撰著名的《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对此事的态度实相当暧昧：一面他相信“尊孔与 信教自由相违”，因此不愿提倡，但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 之。”这样的思路体现在《共和国教科书》中，则会强调“本课言孔教之有体有用，不若宗教家之藉一神多神以惑人，故足为万世师表”（《新国文》高小第五册教 授法第三课）。不独如此，教科书甚至会直接引政府敕令入课文以为孔子正名，如《教育公报》发表的《教育部饬京内外各学校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 以孔子之言为指归文》就曾被稍作修改收入《日报》一课（《新国文》初小第七册教授法第三十七课）。

 

　　值得讨论的是此项敕令虽然要求在中小学教育中重视孔子学说，但反对的恰是当时风行的两种意见：一为中小学课读全经，二为以孔子为国教。其特别指出：

 

　　惟其中不可不辨者, 一则尊孔与国教不能并为一谈; 一则读经与尊孔不能牵为一事。以立教为尊孔, 于史无征, 无征不信, 不信民弗从也。以读经为尊孔, 经籍浩繁, 义旨渊博, 儿童脑力有限, 与其全经课读, 诸多扦格之虞。

 

　　从上足见民初对尊孔读经有着相当多歧的看法：有欲立孔子为教主以重振世风国运者，有将孔孟之道抽离其立说之根基，而试图将其客体化、对象化者，亦有以儒家学说切合伦常日用而意欲借此救人心、社会之弊者，正所谓“救经学设科之偏, 复不蹈以孔为教之隘”，情形非常复杂。

 

　　当然，在《共和国教科书》宣扬理念中占最大比重的，仍是基于富强论与进化论的所谓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如谈上海就会引申至租界与国耻 的黏连（《新国文》初小第六册教授法第三十八课）；说唐太宗则希望“隐喻尚武强国之道”（同前第四十四课）；教木兰诗也要学生领会“女子亦有军国民资格” （《新国文》高小第五册教授法第三十七课）；讲铁路则夸其“便行旅，便输运，平时已获益匪浅。军兴时朝发夕至，成败利钝，悉系于此”，“为工战、商战之利 器，更为兵战之利器”（《新国文》高小第六册教授法第十二课）。

 

　　不过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共和国教科书》的编写理念并未简单地停留在富强与进化上，而是具备相当的超越性。这与清末“钦定教育宗旨”中把 “尚武”、“尚实”等理念作为终极目标有很大不同。正如蔡元培所说，“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也”，但是 “强兵富国之主义。顾兵可强也，然或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则奈何？国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残剧，则奈 何？”对此，蔡元培给出的方案是“教之以公民道德”辅之以美育和世界观的教育。何谓公民道德？据蔡氏言指的是泰西尤其是法国革命中所说的自由、平等、博爱 （原文为亲爱），同时也包括中国经典中的义、恕、仁等核心价值。正是在这种超越古今中西的多元杂糅中出现了民国范儿第二个元气淋漓的底色，即士大夫-公民 精神传统的养成。这个精神传统因被日后革命-人民的强势话语遮蔽而隐而不彰，但却对民国范儿影响甚大。张灏就发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很多人既有民族主 义的一面，同时也有超越民族意识的世界主义的一面，而这个世界主义面相的出现是与士大夫的天下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张灏自选集》，第274页）。由张灏 的观点返观民初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我们会发现书中对何谓自由、平等、共和之精神等均有专篇讨论，这是一种新的有关citizen的价值观的输入与养 成。但同时书中也不乏中国古老却能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天下意识和人类意识的培养。如讲义和团会特别区分爱国心和排外心（《新国文》初小第七册教授法第四十 七课），进而从“人爱其类”出发阐明“对待外国人之道”（《新国文》初小第八册第四十八课）。在《世界强国》一课的教授法中更着重指出：

 

　　所谓强国，非仅地广人众之谓，亦非仅军备充足之谓，要必人民有进取之精神，国家有完善之制度。若学问、若实业及其余各端，俱有蒸蒸日上之势。原因甚多，非旦夕所致也。（《新国文》初小第八册教授法第四十七课）

 

　　正因为如此定义强国，《共和国教科书》在小学生毕业前夕才会进一步推导出要学做“大国民”的要求。而所谓“大国民”，“非在领土之广大也， 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豪侈也”，而在“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新国文》 高小第六册第三十四课）

 

　　（此文为笔者论文之部分内容，完整版将在其他刊物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