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话剧却再也找不回旧日好时光了，那时，大家都穷得非常彻底，但都敢让自己那么穷，不冲票房来，只为自己的理想。”61岁的金士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说的“那时”，是1980年代的台湾。
“莫利”和“米奇”是话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中仅有的两位演员。金士杰扮演“莫利”，另一位台湾艺人卜学亮扮演“米奇”。这是一部老师和学生过招，“心灵鸡汤”式的小剧场话剧。
一个圆弧形舞台，一把椅子，一架钢琴，极简的舞台背景。在跳跃的音符中，大学教授莫利跳起欢快的华尔兹出场了。十六年后，他却失去了欢快的舞步，患 上跟物理学家霍金一样的怪症“渐冻症”，只能在轮椅上等死。在莫利生命的最后14周里，与他的学生米奇展开了一次有关死亡、爱情、生命的心灵对话。
金士杰的戏剧生涯是一部台湾“小剧场”运动的活历史。“严格来说，戏剧是该被淘汰的艺术形式，但它保留下来了，仅此，就应该伏地敬仰。”金士杰说。图为金士杰在主演《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 （剧组/图）
莫利曾是学校的风云人物，米奇则羞涩腼腆，两人因喜爱音乐投缘，到毕业典礼时，学生害怕身体接触，匆匆给了莫利一个拥抱就仓皇跑掉了。学生和教授 16年没有联系，这是一个悬案。米奇因为经商的叔叔的关系，离开了最爱的音乐，变成一个工于心计的体育记者。曾经风云一时的老教授却成了“渐冻”人，社会 的边缘人群，两人16年后再见，地位已经发生了大逆转。学生有点趾高气扬、故作谦虚地来探望老师。在心灵上来讲，老师是巨大的，学生却戴着假面具摘不下 来。面对一个随时会跌倒的病人，学生只能拥抱。
“这实际上是一个‘不知道如何说再见’的故事。也是一次破冰之旅，逼着现代人摘下面具，自然、真实地面对自己，勇敢拥抱眼泪、病痛和死亡。”金士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1年初，“小剧场话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在台湾首演半年内，演出36场，观演人数超过6万人次，台湾媒体评论为“将观众拉回小剧场的佳作”。
2011年年底，没有经过一刀删减，《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班师上海，演出两场，主办方又加了场，门票也很快售罄。2012年3月，这部话剧将在台北、台中、上海进行二轮巡演。
眷村·小丑·兽医
金士杰被赖声川称为“台湾现代剧场的开拓者及代表人物”，他是演员，也是剧作家和导演，他的戏剧生涯，也是一部台湾“小剧场”运动的活历史，这是一场绵延三十年，非主流、实验性、反商业剧场演出的运动。
金士杰的家乡在台湾南部屏东一个眷村，“我身上每个细胞都是从眷村带出来的。”村里聚集着“外省”来的北方人和南方人，每家有不同的乡音，不同的生活习惯，“我们有点像吉普赛人，因为我们是一个没有祖坟的族群，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感和怀乡情。”
小学时，金士杰在眷村里的空军小学念书，幼时他活泼搞怪，被伙伴们起外号叫“小丑”。“小丑应该是更浓的悲伤，或者说悲伤的人会变成小丑。”金士杰说他小时候只要稍稍察言观色，就能发现冒犯哪位小伙伴了，于是他想尽办法逗小伙伴笑。
这种淡淡的悲剧感和怀乡情，成为金士杰日后戏剧创作、表演中挥之不去的情结。2011年，由他主演的电影《17号出入口》入围台湾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该片是“电影版的《大江大海，1949》”。
片中，金士杰演绎了一位外省独居老兵深埋60年的凄美爱情故事。老兵是个老同性恋，一直怀念年轻时家乡的伴侣，有一天，他在马路上追逐一个背影与他 伴侣相似的年轻人，突兀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想念，对方吓坏了，他的情绪也在那一刻崩溃。“那个情绪不只是对伴侣的想念，更是对自己1949年背乡离井从此 孤独无依的没齿难忘，他的情怀找不到出路，在那个小小的追逐点上爆炸。这是人类一种无以为告的情怀，一种没有出路的人生窘境。”金士杰说。
大学时，金士杰报考了屏东农专畜牧科，毕业后，他成了一名兽医，在牧场待了一年半。
在牧场时，金士杰养过一只猪，那只猪有着严重的皮肤病，全身好像有鱼鳞一样，光看就令人起鸡皮疙瘩，没有一个牧场技术员愿意理它，说这只猪只能等死。他不相信，每天给猪全身抹药膏。几个礼拜之后，病猪成了一只健康壮硕的猪。
有时，他又不得不成为死亡的帮凶。“有一些垂死的病猪，实在救不活了，一定要处理掉，我就常常要担任那个刽子手。”金士杰常常会发明不同的方法去杀死病猪，让它们不要经受死亡的折腾。
1978年，27岁的金士杰打算离开牧场去台北，他含糊着告诉父母要做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我说不清楚，因为‘剧场’两个字那时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两年后，他成为台湾第一个实验剧团“兰陵剧坊”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团长。从“兰陵”走出去的还有李国修、李立群、杜可风等人。
穷学生·小剧场
1980年代初的台湾，“人人想发财”，“兰陵”却聚集了一帮“穷学生”，他们大多毫无表演经验，却“甘愿做社会的边缘人”，一边在“兰陵”接受培训、表演，一边打工勉强维生。有人在补习班教英文，有人在高空修电线，金士杰在做搬运工，李国修则处于失业状态。
多年后，金士杰回忆，他和演员们挤在台北一间狭小的公寓内，公寓既是他们的住所，也是演员临时排练地，还是他们创办的小众电影杂志《影响》的编辑 部。白天在闷热的仓库里搬货点货，晚上睡在集体宿舍里，下班时间，室友们拌嘴、打牌、喝酒、看电视，金士杰就把白纸一摊，埋头创作。
金士会是金士杰的堂姐，也是一位资深的舞台工作者，她与金士杰合作多年，曾是兰陵剧坊的主力演员。她说，“兰陵”之前，台湾只有一些政府、军方组织 的舞台表演，民间剧团相当萎缩，只有林怀民的舞团“云门舞集”和京剧团“雅音小集”在做一些创新。那时台湾几乎没有专门的艺术院校，“兰陵把一群热爱文艺 的年轻人聚集起来，既承担培训任务，又做一些先锋性的实验。”金士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80年，金士杰带着编导的《荷珠新配》参加了台湾第一届“实验剧展”。“荷珠”有点黑色幽默，讲在酒店里陪酒卖笑的小姐荷珠，邂逅一名大富商的 司机，司机假扮成有钱人勾引荷珠，荷珠得知富商有位失散多年的女儿，就想假扮富商女儿与其“骨肉相认”，不料富商破产。“这是一群骗子以假面互相作弄耍 诈。这种面具的感觉打动了我，我那时还是愤青，觉得社会上的人都戴着一张面具，人人都有发财梦，我就借此调侃了一下大环境。”金士杰说。
《荷珠新配》首演后，被台湾媒体称为“台湾小剧场运动的发端”，“兰陵剧坊”一时名声大噪，金士杰也一跃成为台湾现代剧场的领军人物之一。
演出结束，演员们上台接受鲜花和掌声，金士杰迟迟不肯露面，躲在后台流泪。“我比较迷信‘十年寒窗’这种说法，我不喜欢在刚起步的时候，给我太多荣 耀，因为这个社会很便宜，你的偶像‘砰’一样冒出，他值得吗？他该吗？假如一不小心你变成这样的‘偶像’，那就头脑清醒一点吧。”61岁的金士杰告诉南方 周末记者。
《荷珠新配》后的几年间，台湾报禁放开，言论自由大幅增加，台湾从南到北涌出了包括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李国修的屏风剧院在内的几十个小型剧团，批判社会怪现状成为剧场表演的主流话语。
江滨柳·说相声
“我承认，江滨柳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我本人。”金士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暗恋桃花源》是一部集体即兴创作的舞台剧，分“暗恋”和“桃花源”两部分，诞生于1986年，赖声川、金士杰、丁乃竺、李立群等都是“暗恋”剧本的创作者。
“暗恋”经过了多次复排，后来还改编成电影。金士杰一直是“暗恋”中的男主角“江滨柳”。
在金士杰心里，“江滨柳”天然地就和他有着“某种私人关系”。金士杰的舅舅是大家族中与他最亲近的人，舅舅与“江滨柳”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情痴 一个，一直在等自己大陆的妻子，坚持不碰女色，帮他介绍女朋友也是枉费。他这一辈子，才刚通上信，就过世了，等于半辈子全都架空。”为此，金士杰对“江滨 柳”倾注了很多情感，每次上台演出前，他总会默念：“我要演好他，舅舅你得帮着我。”
“暗恋”最后一场，两位老人终于相遇时，赖声川原本的想法是“不准哭”，他认为最痛苦的戏是不应该有眼泪的。金士杰和“云之凡”丁乃竺开始即兴发 挥，一对久别的恋人，见面竟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废话，但彼此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话尽，“云之凡”起身告辞，“江滨柳”叫住了她，问了一句：“这 些年，可曾想过我？”
“大陆、台湾、一生、命运，所有的情绪都在那一句话中得到释放，我们开始流泪，只是自然流泪，然后，缓缓说出了心里的话。”金士杰回忆，拍完这场 戏，场上没有人出声，赖声川隔了好一阵才说道，“以后不能随便排这一场”，剧组隔了一个月才敢复排。“这场戏太强烈了，也太真实了，像炸弹一样。”金士杰 说。
“暗恋”最初巡演时也是在两三百人的小剧场，由于票房火爆，在台南、高雄等地进行巡演时，开始进入大剧场。此前，表演工作坊排演的《回头是彼岸》、 《这一夜，我们说相声》等舞台剧已经累积了良好的口碑。在“暗恋”效应下，表演工作坊得以扩大规模，可以养得起演员和技术人员，观众、市场也培育起来，台 湾的剧场开始转向职业剧场形式。
“1990年代的台湾剧团比较重视作品，重视跟观众之间的互动，某种程度上它的先锋、实验性减少，逐渐变成一种市民戏剧。”台北艺术大学助理教授林 于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解禁，媒体对社会的批判铺天盖地，大部分剧团不再承担批评社会的功能，台湾剧场越来越受到消费市场的影响，直接挪用、改编外国 剧本的做法蔚为风潮。
不断有剧团被淘汰，也有新团成立。在台北，注册的小剧团有两百多个，但真正持续运作的大概只有20个左右，大的剧团如表演工作坊、屏风、果陀等可以 “以戏养戏”，但小剧团基本是演一场赔一场，这时就只有靠政府补助。台湾的文化建设委员会对现代戏剧、传统戏曲、舞蹈、音乐4类表演团体，每年从每类团体 中挑选1015个，给予不同额度的支持。
高票房、多轮巡演，是台湾话剧近十年来出现的“新现状”。马英九政府鼓励文化活动，通过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并表示“过去是文化活动在为政治 服务，现在希望倒过来，让政治和行政为文化服务，替文化界扫除政治、行政上的障碍”。受此激励，台湾平均一周有三四部戏同时上演。
“台湾话剧却再也找不回旧日好时光了，那时，大家都穷得非常彻底，但都敢让自己那么穷，不冲票房来，只为自己的理想。”61岁的金士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说的“那时”，是1980年代的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