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文革”已经闹了五年。没有画展，没有美术学院，没有艺术杂志，书店没有书。我们的全部本钱就是脚踏车、画夹、素描纸笔、脏兮兮的油画摊子，十来册长借不还的翻译小说，还有，大把时间，认定日子永远会这样子过下去，非常绝望，非常开心。
    旭东家住淮海路西式公寓，独享二楼前厅，整个70年代，那里是我们的学府和美术馆。我与韩辛骑车过去，楼下叫喊，旭东开窗应声，于是锁车上楼。旭东的私藏 是一枚石膏像、一架电唱机、七八张苏联版古典音乐唱片、一架黑白摄影放大机，因“文革”抄家而流散市面的西洋画册是我们的全部眼界。旭东的桌面就着北窗， 窗外梧桐浓荫，窗沿的桌面玻璃下压着法国绘画的翻印照片。我记得那一瞬，下午，很安静，旭东安静地说：这是库尔贝的《石工》。
    少年韩辛的画，猩红恶绿，肆无忌惮，是野兽派那路风景，以至小小年纪就被上海官方列入“黑画展览”，与丰子恺林风眠同座挨斗。日后，韩辛逢人就提这份光荣 履历。他的才华远不止风景画，几年后，他用削尖的铅笔细细描绘大幅人物素描，瞳仁与鼻翼至少画出五十种微妙的层次，而且逆光，我瞧着，心里绝望。斯文的旭 东在一个夜里被画友郭政带来我家，但我不记得怎样初识轻狂的韩辛：记忆中我俩已在大街上朝着旭东家迅猛骑车，忽焉在后，望之在前，浑身是上海的风。那时他 叫我“老丹”，只见他单手扶着车把，转头笑我，说老丹骑车两只脚故意八字朝外，存心学上海的老侠客。
    沪上艺术老侠客的前辈：颜文、刘海粟、张充仁、俞云阶，打倒靠边了，当红的画家，是上海美专毕业的夏葆元、魏景山、陈逸飞、王永强、刘耀真；浙江美院分在 上海的另一群当权画家对他们狠狠嫉妒、百般压制，可是全国革命画家巴望看到上海油雕室的创作，哪怕只是黑白照片。那些年我们占了上海游民的优越，见这几位 英雄，直呼其名，韩辛与之熟腻了，充作下手——“文革”青年画了“文革”创作，并不就算革命家，非得有单位名分这才有资格选送革命画展——日后陈逸飞的 《踱步》，部分是韩辛画的（那件白衬衫，那枚斑驳的座椅）；他又和魏景山合作了晚年毛泽东托付华国锋：垂老的毛斜靠沙发，歪着脑袋，画得太过逼真，不消 说，从未入选展出——时时刻刻纵容自己的天分，韩辛仔仔细细描绘领袖的皱纹与老人斑，就像画她妹妹的乌发一样。
    旭东，笔挺地站着，画起画来从容不迫。好像始于1974年，他以库尔贝《奥南葬礼》的图式和规模，画了长征途中刘伯承率红军与彝族举杯结盟的群像，深棕色 调子，笔触纠结而饱满。那块大画布靠在寓所的东墙，至少画了两年，好像准备永远画下去。1976年我在西藏的初作仗着自治区名义被送到全国美展，旭东却从 未试图将自己的创作扛出门外，参与评选。他只是画着，计较每一笔的厚度和力度，然后毫不可惜，放弃了，就像没做过这件事。70年代末，夏葆元与他合作黑白 插图，稍后他又独自画了鲁迅与老舍小说改编的连环画，是北京人美社的稿约，出版后，旋即为画圈瞩目。东北少年刘小东入学前临摹过旭东的连环画，80年代中 期，当他得知旭东的宿舍就在他对门，两人结为好友。
    1978年，我考入美院油画系。翌年，韩辛考入美院壁画系。1984年，旭东考入美院版画系。告别淮海西路公寓前厅，当我们先后来到北京，老友星散 了：1981年韩辛娶了美国留学生安雅兰，去俄亥俄州。1981年冬末，我和旭东在夜里的上海街沿默然握别，翌年初去到纽约。在纽约我那么想念他，想念他 寓中那面墙。从曼哈顿买来“文革”时听熟的那几份曲目不同的CD，我只为重温与旭东坐听贝多芬的少年时光。韩辛可以来纽约看我，命令我为他做饭，我俩在大 都会美术馆不断叨念人在北京的旭东。旭东给我写信寄书：我记得是《十九世纪音乐文化史》，还有厚厚的两册周作人集。我俩画了新的画，拍了照给旭东寄去，地 址是通县的广播学院，那是他毕业后谋饭的单位。
    1992年底我回北京，头一件事，就是借了脚踏车从西城区骑到通县找寻旭东。那年京通高速尚未动工，过了国贸桥便是京郊土路和骡马大车。没有事先通知旭 东，我要偿还纽约的念想，突然出现在他跟前。沿着校园楼道辗转探问，我寻到旭东的宿舍：他开门了，略一怔，我试着拥抱他，他已施然回身，给我倒水，说起哪 件事、哪本书，如过去那样发出痉挛的憨笑，好似从未与我分别十一年。此后旭东时时刻刻陪着我，1995年我再回国，住他宿舍，吃他做的鱼，一起去山西玩， 夜里缩在大同与平遥的肮脏客栈。
    韩辛总乐意作弟弟，并非他年龄最小，而是两头可以撒娇。我们的三角关系是这样的：当韩辛和我一起，话题总是旭东，旭东和我一起，则反复核对韩辛早年与新近 的笑料，笑得抽筋——多年来我们像韩辛的母亲那样，称他“辛儿”——80年代初，旭东宁静送走两位老友远去美国，2000年我回国定居，辛儿却难以忍受我 和旭东同在北京，未久，他迁回中国。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总算明白自己不再是70年代的小弟。有一次陈逸飞和他斗嘴之际如以往那样顺手拧他脸皮，韩辛正 色叫道：“逸飞！我也是快五十的人啦！”就在他五十岁那年，春天，逸飞死了。过于惊愕兴奋，韩辛纠集葆元、景山等几位师友在上海同室写生，疯狂叫嚣，说是 要“像以前那样画画。”旭东与我飞去上海，大家一起画了七八天，那时，旭东已经停笔十年了。
    我与韩辛在纽约剧烈回想旭东，常是在美术馆；旭东念及我俩，人在北京。他明白要想进步得看原作，但他从未试图出国，却转向电影：他说，电影都是原作。如我 料不到中年后沉溺书写，旭东在80年代大量观看世界电影与电影史著作，日后成了电影圈新秀私相请教的人：自张元到贾樟柯，背后的军师、顾问、甚至剪辑，常 是旭东。国中纪录片同行都知道，旭东参与策划了北京90年代末两次世界纪录片座谈，各国大师来到中国。日后在法国获奖的大型纪录片《铁西区》是旭东全程剪 辑的结果，而早期电视系列《讲述百姓的故事》，即旭东接受中央台陈氓委托，亲与其事。就像他早岁无意参选任何美展，他做影视业十余年，成功而自然地使自己 保持介入，保持无名。2002年，旭东为影展事务首度去到欧洲，走进美术馆。有一次瞧着毕沙罗的画，他对自己说：我想回去画画了。
    2009年底，旭东、韩辛，我，再度一起写生，地点换在我的画室。韩辛高兴得语无伦次，几天后终于憋不住宣布了他的阴谋：“不行！到2011年，我们认识 四十年了，三个人一定要办个展览！”我瞧着韩辛，然后看向旭东——除了80年代出版过几份连环画，除了前几年出于礼貌参与上海师友的群展，整整四十年，旭 东从未起意展示自己的作品——难怪近时辛儿口口声声叫我“阿哥”，其心昭然，是要拉我诱劝旭东。我以为不必：为迁就淮海西路的记忆，我知道，旭东愿意破 例。此刻提前请诸位留心，在展览上，辛儿必定从头到尾合不拢嘴地欢笑。
    我怎会有这两位活宝做朋友呢：辛儿自小躁动，老来尤嫌絮叨；旭东，永远独自沉静，听乐、看书、画画。在他的寓所，我们开始想象欧洲。他是我们的长兄与重 量，从那时直到今天，我和韩辛但凡画了什么，惟愿听旭东说几句话，可是旭东看画，沉默寡言。我的来路固然牵连上海残余的那点西化渊源，但真真确确具体而微 的影响，来自同学少年：近时翻检彼此的旧作，我好生惊讶，在一个以三手苏联套路覆盖本土油画的年代，旭东与韩辛的直觉，竟使极度匮乏的自学生涯挣脱单一影 响，触探当年所能企及的资源，并尽可能画品端正——这次展览中的初期作品将会凸显三人之间的彼此影响，我的幸运是有后来的西藏素材作中介，浪得虚名，其实 早在70年代，我们就靠分享那点可怜的欧洲意识，各自摸索。倘若诸位熟悉“文革”期间的油画套路，便可证见旭东与韩辛少年作品的西洋气。迄今我仍然羡慕韩 辛猖狂，他的画反衬我的因循而拘谨，我爱旭东淳厚，他的画提醒我的轻浅与巧熟。眼下这些旧作虽是三种性格、三副面孔，然而同辈腻友好比镜面，多年来，我们 真的是彼此的老师。
    从“文革”到今天，画圈内外种种政治正确与吓人的潮流，一拨撵一拨，奇怪，我们和年轻时一样散漫而骄傲，总归懒洋洋地，远远看看，有好恶，没意见。韩辛时 或探头张望新的成功者，旋即折回旭东和我身边，意气难平，转而喜笑颜开；旭东可不会对任何势力发生惊动，我从未见过他片刻不安。他戴着眼镜，终年埋藏在寓 所四壁的书与碟片中——我真喜欢他中年后胖胖的体格——博识，坦然，宽宏大量。国中阶段性稍可一顾的作品和人物总是由他转告我，在我识赏刘小东之前，他早 已看出这位金城小子的才份；在电影圈，许多初生牛犊得到旭东的竭力辅助，总之，对所有正在发生的文艺，旭东毫无偏见，同时，毫无意图。2005年，我的辞 职被舆论过度报道，旭东则于2004年宁静辞退工作，几年后我才知道，他甚至没想到告诉我。
    韩辛随时通报他的行径，当下等着，期待夸奖：旭东与我乐意赞美他，比起我俩，他更是一位纯粹的画家。在从未见过半幅西洋原作的时代，他画他妹妹的临窗肖像 足可混迹巴黎画派小品；我不记得哪位同代画家画起风景，手到擒来：他在莫奈花园的大批写生，似乎替莫奈灌注了色彩的醉意；他的作案窝点是俄亥俄州，可是以 猛烈的直觉描绘纽约帝国时代地铁车站，那是我出入十八年的钢铁隧道，韩辛画过了，我岂敢再画——其实是自知没有那份能量——他早年的毛泽东肖像与1997 年为香港回归随手涂抹的水粉画系列，远比国内政治波普的实践更早，更个人，因而更自由，更好玩，如在杜米埃的辛辣之外平添一个上海男孩的顽皮相。韩辛从来 不知如何安顿自己的才能，他扑向各种素材，完全不在乎清晰固定的主题，只要给他颜料，韩辛愿意，并能够描绘任何景象——我试图劝他放弃紫红和大绿，可他不 听：他根本不用调色板，直接把刷子戳进一桶桶颜料罐挖取原色——他的最近一次发作是七八幅超大尺寸的主题画，以晚年戈雅和早岁达利的肆意想象，将旭东、 我，还有他自己，置于狂涛或山巅，像是三个发疯的人。天晓得他怎会梦见这等场面：是歌颂友谊还是不甘老去？我知道他被虚荣折磨，这份折磨的理由和强度，其 实来自绘画。在韩辛的胡言乱语中，他常被思路的空白忽然阻断，这时他会跟谁赌气似地嘟囔：“要画！要多画！”
    上个月，三位老友相偕回到淮海西路的旭东旧寓：那是我们的集体故居。梧桐树全被砍光了，寓中陈设一如从前，那枚石膏像还在老位置，东墙、南墙，分别挂着旭 东早年的临摹：库尔贝的《石工》，委拉斯开兹的《酒神》。我们快要六十岁了。韩辛说是非要一起再画四十年。他妄想活到一百岁吗？我的想象总是朝向过去：在 西墙墙面，我分明看见十九岁的旭东临摹鲁本斯，我离他几步，对着他家那枚圆形的镜子，画自画像——傍午时分站在窗沿说话，我忽然发现三个老家伙还像刚刚认 识时那样：没有单位，没有名分，四十年过去，还没学会听命于人。
    临了，我要代韩辛感谢中国油画院慷慨给予展厅！我与旭东乐意做一回陪客，并在画册和展厅里，给韩辛最多的页码、最多的墙面。他是我们中画作最多，最该展示，当然，也是顶顶渴望展示的画家。

2011年10月20日写在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