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苏小和

——1949年，胡风的“时间开始了”

胡风的一生，主要与囚徒有关。

他的第一次囚徒经历，发生在1933年留学日本期间。

胡风的女儿晓风记录了这一事件：“三月，胡风因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宣传抗日等罪名，在东京被捕，受到拷问。在同志们的掩护下，他没有暴露和日共、 反战同盟和普罗文化联盟的关系。警方因没有找到更进一步的罪名，只得在扣留三个月后，将他和聂绀弩、周颖等10多人一起驱逐回国。”

胡风的最后一次重刑，是在1969年5月。这个时候，他已经整整在监狱里坐满了14年刑期。天真的胡风以为自己即将自由，向四川省公安厅提出释放要 求，对方置之不理。过了几天，胡风再提，军管会给了回话，让胡风自己直接给中央写信。几个月之后，上面的指示下来了，竟然是：关死为止。

胡风自己当然不知道如此悲凉的消息。这一年的春节前夕，他被收进四川省第三监狱大竹县的大监。就在他还在等待释放消息的时候，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的几个人来到他面前，向他宣布了改判无期徒刑的判决书。

这一次的罪名仍然与写作有关。大致细节是，胡风一直有随手写诗歌的习惯，但在监狱里，他有笔无纸，只能在报纸的留白处写作，偶尔会有一些字迹写到毛泽东的照片上。这刚好成了他的罪名：第一是写反动诗词，第二是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

观察这一头一尾两次囚徒经历，胡风一辈子的价值观体系渐渐浮出水面。

他的青春时代显然与澎湃的爱国主义激情紧紧相连。青年胡风，为了时代的主题，为了国家利益，是可以理直气壮放弃学业的。

1925年夏天，胡风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和清华大学英文系本科一年级。他一直向往北大这所“新文化圣地”，所以首先选择了北京大学。谁知课堂上 教授讲述的都是“国文”和“国学概念”等等一些旧学问，这让立志救国救民的胡风十分失望；第二年9月，他主动离开北大，转入清华大学英文系第二年级。结 果，他再次发现，清华大学的英文训练和英美文学体系还是无法满足他热血沸腾的国家主义激情。刚好，此时的北伐军打到湖北，革命正在胡风的家乡燃烧，同学方 翰拍来电报，邀请胡风回乡革命，这正好迎合了胡风内心跳跃的情绪，于是他立即辞去学业，绕道天津，坐海轮，辗转回到了湖北蕲春县。

胡风在北京大学的学习仅仅坚持了一年，清华就更短，只有三个月。如此短暂的学院经历，恐怕难以让胡风学有所成。他显然没有在北大和清华接受到真正的 个人价值启蒙。日本留学的时间稍微长一些，近4年时间，但却和小林多喜二这样的左翼文化作家搅在一起，头脑里本已激荡的革命情绪变得更加火热。对此，晓风 如此评价：

“胡风在日本留学近4年中，摆脱了过去3年在人生道路上的困惑，坚定了革命理想，参加了一些实实在在的革命斗争，在政治上成熟多了。他娴熟地掌握了日语后，阅读了日译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解决了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些问题，进一步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知父莫若女。晓风如此总结胡风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体系，想必得到了父亲的同意。这正是让人遗憾的地方。1933年6月，当胡风仓皇从日本撤回到上海的 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完全交给了革命。他的精神气质明显与鲁迅和左翼作家联盟靠近，因此他理所当然选择与周扬、冯雪峰、茅盾为伍。他不可能认识到胡适之的个 人自由价值，尽管这个时候，胡适之的自由言说已经汗牛充栋；他也不可能认识到钱穆等人的学术方向，他没有耐心做那些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工作；他惟一的梦 想，就是拿起手中的笔，投入到改变时代、改变国家的潮流中去。

某种意义上，一个被革命情绪和理想主义烧灼的年轻人极有可能剑走偏锋。胡风的中年时代深深跌入个人崇拜的陷阱，可能就与青年时代残缺的知识结构有 关。他的好友贾植芳在1950年代初期，曾力劝胡风不要再卷入斗争，要赶快退出来。贾植芳说：“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和鲁迅相比，鲁迅对中国历史了解得深，所 以他搞政治能进得去，出得来，而我们则不行，走进去就出不来了。”

可惜，当时的胡风根本听不进这个意见，在一片楚歌声中，还洋洋洒洒写上30万言书，自以为是对革命文艺事业负责，自以为是对党、对国家、时代和人民献出了一片赤子之心。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相反，胡风由此身陷囹圄，屈辱终生。

贾植芳先生与胡风相濡以沫，感情极深，胡风逝世之后，他悲痛难抑，在追悼会上号啕大哭。但他仍直率地指出：胡风有忠君思想，并为此所累。贾先生的话应该算是对胡风最理性的评价。

现在看来，胡风一辈子活在两个领袖人物的阴影里不能自拔，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毛泽东。鲁迅是胡风的文化偶像，毛泽东则是胡风的政治偶像。

胡风对鲁迅的崇拜，更多的基于一种文学上的景仰和方法上的倔强。在鲁迅面前，胡风是谦虚的。第一次见先生，胡风就得到了鲁迅的信任。鲁迅甚至给胡风提出了具体的工作建议，这让胡风深感惶恐，以为自己才疏学浅，“一无资历，二无威望，不能胜任先生交代的工作”。

一直到鲁迅去世，胡风都在鲁迅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从事左翼文化工作。诗人彭燕郊受胡风案件牵连，被打成右派长达20余年，他曾私下说过，胡风在鲁迅 那里学到了文学的力量，也学到了四面树敌，一个都不宽容。有意思的是，1953年，胡风举家北迁，在景山公园与什刹海之间的一所幽静小院里安家落户。他在 院子的四角种上了四株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一棵白杏，还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四树斋”。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四面树敌吗”？胡 风只好放弃斋名，但一语成谶，胡风在劫难逃，一年后即被捕入狱。

胡风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集中体现在他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之中。在《胡风回忆录》中，他曾为此自白过：

我在追求过程中艰难的内心经验，是贯注在诗歌的形式里面的。但只有到1949年进了解放区，我的感情才完全从过去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到开国前后，这 点感情达到了一种升华的境界。在几首长诗里面，我发出了被我们历史的艰巨而伟大的行程和我们人民的高尚而勇敢的品德所引起的心声。我进一步在实感上看到了 祖国和人民光荣而幸福的前途。

由此，胡风把这种“光荣而幸福”的最大动力，锁定在毛泽东这个领袖人物身上，并开始有感而发，一发不可收拾：

毛泽东，

一个新生的赤子，

一个初恋的少女，

一个呼怨的难主，

一个开荒的始祖。

胡风的笔底蓄积了无限的赞美，他似乎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优美的形容词和所有优美的联想全部献给毛泽东。《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整版刊登胡风的赞美诗，相信此时的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中。

按照常理，如此贴心的赞美，毛泽东应该奖赏胡风，但接下来的事实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

1954年7月，胡风写了《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汇报》（即30万言书）呈交党中央。1955年4月，作家舒芜将胡风以前写给他的100多封 信装订成册交给中央，反戈一击批判胡风。不久，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按语，发表有关胡风的材料，把文章题目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 料”，为胡风定下罪名，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

胡风人生最长的牢狱之灾由此开始。到1980年中央给他平反，胡风整整在监狱熬过了25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接下来人生最后5年光景中，胡风基本处在神经错乱的状态，他再也不能写下一行优美的赞歌，再也没有提出一些天真的意见。

所谓盖棺论定。胡风究竟留给这个世界怎样的遗产，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如何拟就胡风的悼词，家属和官方曾经存在很大的争议。晓风回忆到：

由于草拟的悼词是根据原平反文件的口径写的，极不公正，家属不能同意。追悼会过了7个月才得以举行。经过中央领导的审定，悼词有了较大改动，取消了 那些贬义的语句，并在首段“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第四届文联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胡风同志”的前面，冠以了“我国现代革 命文艺战士”这一当之无愧的称号。

这也是胡风本人毕生的追求。可是作为一介文人，最重要的价值应该是在历史上留下卓越的文学文本。胡风有文本值得传承吗？这个性格“鲠直，易于招怨” 的诗人，这个“太偏颇，爱憎太分明”的理论家，有着一个优秀文化人与生俱来的禀赋，却一辈子陷在政治与文艺过分纠结的深渊之中，一辈子没有意识到文学仅仅 关乎人性、仅仅关乎人类的命运，一辈子以为文学就应当是革命的工具，一辈子以为文学就应该对一个时代的偶像进行毫无节制的赞美。

无法想象许多年之后，人们会在文学史里再次朗读《时间开始了》这样的诗篇。胡风一辈子的努力，可能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政治与文学相互戕害的悲剧 模型。这样的悲剧模型产生了巨大的辐射效应，随着胡风遭难，一个子虚乌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横空出世，2100人遭受牵连，正式逮捕92人，正式定为反 革命分子78人，其中32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多人在狱中被逼自杀、被关病、关死。更为可笑的是，胡风家乡湖北蕲春县的中小学语文教师与胡风素昧平生， 仅仅因为与胡风的籍贯相同，就被集体停职反省一年。

胡风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有如此另类的影响力。历史将会记下这些充满荒谬色彩的细节，同时也会毫不犹豫地遗忘掉胡风曾经写下的那些激情四溢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