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丽川,“下半身”女诗人,新锐电影导演。摄影_郑阳

记者_ 沈玎  实习记者_闫鹤

最近这5年，尹丽川醉心于电影。她说，从来不作规划。从美女作家、“下半身”女诗人到文艺片导演，再到商业片导演，在漫不经意间，她转换着身份。

看似她掌握每一种艺术都不是太难，贾樟柯说尹丽川，顺手写写小说便成了小说家，随意写几行诗便成了诗人。在成都、南京、上海，总会听到有人讲，尹丽川刚走，或者尹丽川要来，兼带江湖上关于她的恋爱故事，以及似有似无的她要开拍电影的消息。

在法国求学，学的是电影，但也让尹丽川偷到了杜拉斯的风情，左岸文化人的做派。这些，以前是对着读者，现在是冲着观众。

父女

《公园》讲述父女间的感情。父亲高远山得知自己有生命之忧，就执着地希望通过公园相亲给女儿高小君找到归宿，却因此扰乱了女儿的生活。而在公园相亲过程中，女儿认识了一位为儿子征婚的母亲，又萌生为父亲找个老伴的念头。这对彼此深爱的父女却总是互相伤害。

《公园》里有我的影子，尹丽川说，而且不是一点点。

尹丽川1973年出生于重庆，一岁到七岁都是在贵阳度过。她的父亲曾在贵州大学教书，坚信文化知识能够改变人的命运。父亲太希望女儿能够考上大学，他的专制限制了她的生活。他的爱、他的失望，特别伤害人，让她活得痛苦。

你不好抗拒爱啊，就是这样一出“悲剧”。尹丽川继而上了北大，1996年到了法国ESEC电影学校。在大学，她接触了弗洛伊德的哲学、大门乐队的摇滚，还有法国片。现在，尹丽川常说：感谢艺术，虽然它毁掉了很多人，但却救了我。

回国之后，尹丽川走进了文化圈。对她来说，这是最自由的创作方式，而且没有成本。尹丽川的诗歌，与生俱来的，愤怒、挑衅，又性感。她当时是“下半身”诗派的核心之一，她觉得这个名字很逗，她喜欢这种挑衅。

“下半身”诗派的创立人，沈浩波回忆在诗歌朗诵会上的尹丽川：黑衣墨镜，冷酷而美丽，为全场最为抢眼者。她朗诵着，“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这不是做爱，是钉钉子”。声音甜美娇嗲，性格开朗，而言语又是刻薄的。

“下半身”的成功在于对“身体”的强调，诗人朵渔认为他们的作品就是卖“性”。这个群体用“下半身写作反对上半身”，坚持一种“坚决的形而下状态”，一种“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

尹丽川在其中玩得不亦乐乎，这是她对年轻最华丽的叛逆。她写道：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嗯，再舒服一些嘛/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尹丽川随意写自己的欲望和愤怒，作为一个女人，她下起手来很重，毫不含糊其辞，一针见血。她喜欢脱，脱文化虚假的外衣，手法犀利。

很多人还记得当年她是怎么“扒光”葛红兵的。1999年6月，她在《芙蓉》杂志上发表《爱国、性压抑??与文学——致葛红兵先生的公开信》，从标题到结尾，一路驳斥葛红兵（时为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在主流文学圈和非主流艺术圈掀起波澜。

她也把自己脱给人看，她说，《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她要你进入她的文字像进入她的肉体一样。她还说：“我看见一首纯情的诗、一个纯洁的女孩儿，我就会脸红，为他们的虚伪脸红。”

在诗会上，贾樟柯一见到尹丽川，就直觉她是个夜不愿寐、日不出门的人。诗会结束后，大家围坐饮酒，烟和酒是尹丽川的最爱。

尹丽川和罗拉也是借酒认识的。第一次看到尹丽川时，她正拎个啤酒瓶子蹲在马路上喝。罗拉说这个小妞挺有意思，就请她喝啤酒，继而也看了一些她的诗歌和小说。

2005年，罗拉开始运作“云南影响——十位青年女性导演，十部中国新电影”项目。她很自然地找上了尹丽川，然后就有了那个父女之间因爱而痛苦的故事《公园》。

父亲，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吧，尹丽川是这么想的，从崇拜，到反抗，到伤害，到对峙，到和解，到学会爱。在电影中，尹丽川忍不住抒发了一些积攒多年的怨气，但她也给出了一个体谅的结尾——父女划船至湖心，父亲神色平静，深感自己已完成了为人父的责任。

尹丽川的父亲在看过《公园》之后，只说了一句“挺细腻的”。这便是她在从诗人到导演的转变上迈出的第一步。一切都顺利得让人嫉妒，所拍的电影投资都是自己找上门来。所以她至今还是说：不是我敢不敢拍电影，而是罗拉敢不敢投钱给我拍。

2006 年6 月14 日，尹丽川在博客上写道：“从今天起，演一个导演。”

尹丽川在《与时尚同居》电影拍摄现场。摄影_任译朵

爱情

《牛郎织女》讲述三个打工仔的生活。海丽闯入了大萍和陈进的生活，大萍怨恨海丽。有一天，陈进消失了，他留下一个谜，还有大萍肚子里的孩子。大萍跳坑堕胎，却只摔断了腿。此时，同样经历了困苦的海丽再次遇见大萍，两个原本敌对的女人最终相依为命，来抵御生活的不幸。

这是尹丽川的第二部电影，并在当年第6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上放映，这也是继1986年张暖忻的《青春祭》之后，在该单元展映的第二部中国电影。

在戛纳电影节上，尹丽川用法语介绍《牛郎织女》，法国观众掌声雷动，好像是说，这个女人讲法语，是自己人。

尹丽川为这个故事所着迷：一个女人因为绝望跳了坑，没有想到，拿着梯子救她的却是她非常恨的女人。“坑”是她关于禁地的隐喻，当人处于这样一个禁地，来了一个人，却是你无法想象和选择的。

生命中突然闯进来了一个你特别不喜欢的人，该怎么办？尹丽川小时候随着家人经常搬迁，总是有一些类似的感受。对闯入他人生活的海丽而言，她也不容易，她必须装作很强，去霸占别人的空间。

作为一部聚焦女性的电影，尹丽川表现出了自己对于孤独、爱情、占有以及背叛的敏感。她说她自己善于打交道，但她从不曾把自己放心地交给另一个人。

在此之前，尹丽川与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有过短暂的4个月婚姻。一个是前卫作家，开创“下半身”写作潮流；一个被视为摇滚疯人，曾在家中纵火烧屋。他俩的结合，当初还让一些人误以为会上演爱情奇迹。

我只会谈恋爱，不会爱上一个人。如果他不爱我，那我也不会爱他。尹丽川说，我是特别会自我保护的人。所以在作品中，对于爱情的描写，多是悲观的，或者是轻佻的。她这么写：

你说今晚，让我呆在里面/多么舒服/它就该呆在你里面/它就是你的/你叹口气说完，打起了呼噜/我整夜失眠。它在我体内/它不是我的。我多了个东西/我感到我多了个东西/我想到我多了个东西/只有这个东西/我在清晨/叹了口气。你抽出你的东西/你拿走我多余的东西/你不再回来。我的完整/被多余破坏。少了一件东西??（《爱情故事》）

爱情甚至不是尹丽川的灵感，它仅仅意味着“孤独状态的失去”，无益于创作。她晚上一般肯定是看书的，以前很多诗都是躺着时想的，但是两个人在一起，聊点鸡毛蒜皮，时间就过去了。

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只有织女（Knitting），没有牛郎。作为影片唯一男主角的陈进，我们只能获得模糊的印象。这就是一部女性电影，是“我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我浇园”的生活。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女性导演论坛上，有观众问：“女导演在拍片过程中会不会比男性导演更困难？”

台上的尹丽川笑了：“我觉得这是优势啊。”

观众又问：“做女性导演要很强势，但女性身份又应该很柔弱，你怎么协调这种关系？”

尹丽川又笑了：“以柔克刚啊。”

商业

《与时尚同居》讲述了一个职场故事。时尚杂志副主编周小辉，才华横溢却因太过张扬而被妒才的上司解雇。周小辉随即召集了一帮乌合之众，在屡遭啼笑皆非、阴差阳错的乌龙失败之后，他们最终实现了各自的梦想。

10月21日，《与时尚同居》在全国公映。尹丽川四处参加见面会，安分尽责得像个小白领。这是她的第一部商业片，她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一本正经的首映会。

拍完《牛郎织女》后，尹丽川做了很多电影方案，做一个失败一个。也许是前两部太顺了，她说这个算“报应”。在她的左臂上有一个巨大的花形文身，以前就想要，又不敢。拍完《与时尚同居》后狠心做了，算是慰劳。

作为商业片新手，市场还是打算给尹丽川一个下马威。首映第一天，中间环节就出了事，全国大部分影院都没有收到电影的硬盘。就这样，周末两天过去了，而在圈内，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电影头三天的票房是致命的。

同期，《与时尚同居》还疑似被另一部竞争类型片给黑了，比如院方不悬挂电影海报，或者有观众问询时，院方推荐其去看××片。

电影做了一年，碰到任何困难，都没有这么委屈过。21日跟记者见面的时候，尹丽川戴上了墨镜，强颜欢笑。谭咏麟私下问出了什么事，尹丽川的眼泪涌了出来。

现在只剩口碑了。作家洁尘认为尹丽川拍出了一个好看的电影，智商正常，价值观正确。何小竹对此并不意外，因为他发现在尹的诗歌里，就有这些幽默讽刺刻薄的成分，他还愿意尹做得更狠一点。

拍完《与时尚同居》之后，尹丽川觉得以前做文艺片根本就不是做电影，当然，她指的是心灵层面上的煎熬。有朋友劝诫她，何必呢，做文艺片挺好，小投资也容易找。

但是她觉得，文艺片的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她太熟悉了，但商业片，一切都是硬性的。观众就是来看一个故事，看能不能打动他。做文艺片的时候，尹丽川心里有底，但商业片面对的是完全不同境遇的观众。以前尹丽川只愿意和少数人沟通，但现在愿意面对大多数人。

每个阶段的自己都不一样，听尹丽川说一些关于合作、沟通的故事，会让人觉得这位“三里屯的自由女神”，是否已经偏离了自己很远。

但采访她的感觉还是一点未变。在上海柏悦酒店的大堂休息区，尹丽川见到记者后，说的第一句话仍然带着凛冽的气质，“我们去那边吧……”她说：“这儿不让抽烟。”

我不想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脏了

南都周刊：从写诗到拍电影，你给人的感觉一直很文艺，是什么促使你去拍商业片？

尹丽川：之前身边很多朋友都问我，为什么哪儿都看不到《牛郎织女》？我说，别说你看不到，连我自己都看不到（笑）。总之，我想拍一部能在影院看到的电影。

南都周刊：做类型片应该会有很多需要妥协的地方。

尹丽川：我倒觉得不是妥协吧，因为类型片的叙事方式不一样，对，要尽量简单直接地传达你的用意，情感表达方式要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既然想好了要做类型片，那我肯定要按照这个规则来做，但是在里面我也会隐藏一些自己情怀的东西。

南都周刊：哪一个更快乐？

尹丽川：做电影总归是痛苦的，做文艺片有文艺片的痛苦，其实一般人都不太知道文艺片的有些规则也是非常令人反感的，比如说电影节种种种种，就不说了。这次我经历的事情是从前的几倍，我得到的也将是从前的几十倍。对我个人而言，做电影的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让我和这个社会发生关系。反正我觉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南都周刊：这次拍商业片，你在创作上有遇到很大的限制吗？

尹丽川：最大的限制是时间，因为我们就35天的拍摄时间，还下雨什么的。就这样一个商业片，而且还是群戏，而且商业片的镜头量，必然比文艺片要多，所以真的是累得我（笑），有时你必须得说“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老实孩子吧，后来资方自己都说：天哪，这是我们第一次导演按时完成（笑）。

南都周刊：所以这里也有一个矛盾，首先你要对你的作品负责，然后又要对制片方负责？

尹丽川：对，所以我也有一个底线嘛。说实话，投资一个片子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不是你投资一个餐馆，餐馆就在那儿，你看到你的钱在那儿，一个电影其实是几十个人的劳动，最后成了几盘带子、几盒胶片。有时，我宁可牺牲一些场面和细节表达的东西，着重表达情感。场面的东西，我觉得再漂亮也没有人家《变形金刚》漂亮，不要跟那个较劲。

南都周刊：给人感觉你的变化很大，以前你的作品中，表达了很多愤怒，但这次却是喜剧。

尹丽川：我现在的心境和十年前很不同，当年我们确实喊着口号、要去揭示人性的丑恶，后来我感觉，黑暗和丑陋一直都存在。我从小接触的文艺片都特别狠，到后来我自己也不想看这样的电影，我不想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脏了，我想的是：给我一点温暖！可能我觉得还是有一种精神也好，道德也好，它是存在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更不值得走下去。

南都周刊：这是你现在所追求的东西？

尹丽川：就是寻找个人的真理，怎么说呢，你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当成一个道场，你遇到的困难也好，收到的荣耀也好，其实都是为了你内心修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你再往前走，可能真的是一个历练吧。

南都周刊：你有没有自己很坚定的一种信仰呢？

尹丽川：现在可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