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伐林

 　　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这至少是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以来“初中课本里都有的历史定论”。实际上，史学界人士知道，这个说法靠不住，即使是维护这种说法的学者，也只是视之为“约定俗成”而已。《建党伟业》影片重复这个论断，将早就该有的争论摊开到了公众视野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是我在初中历史课上就学到的。数十年来，这就是提到袁世凯其人，我们这一代人头脑中顿时会浮现的三大定论之一；另外两项，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和称帝。三大定论就像三枚钢钉，将袁世凯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久示众，警示一代又一代后人。

　　袁世凯的政敌国民党早就这么说。但这一标准说法之所以深入人心，源自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那本书的书名，恰和《人民公敌蒋介石》配为一联，十分顺口易记。

　　陈伯达在1970年垮台了。但他的垮台当然并不等于他的所有说法都是谬误。此后30年，他对袁世凯的评价，并没有受到质疑，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十分自然地接受他的说法。就在今年5月25日，新华网在“历史上的今天”中还记载：

　　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无理要求，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

　　这就是为什么，当中国的民众读到共识网刊出袁氏家族联谊会致《建党伟业》编导的公开信时，不少人感到愕然了。这封信全文如下：

　　袁氏后人指出《建党伟业》违反事实

　　韩三平等诸编导：

　　您编导的《建党伟业》已在全球上映，作为一部历史史实片，其采用简洁的手法展现了上世纪初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较为客观地反映那段难忘的经历，也简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背景，收到了好的效果，但该片对袁世凯及袁克定的描述有不当和错误之处，作为袁氏后人我们必须向您指出。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袁世凯作为那段历史最主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各种影视剧必会有更多的形象展出，因此，我们有必要发表此公开信，以正视听。

　　一、袁克定的人物形象严重错误。

　　《建党伟业》作为一部史实影片编导应该认真对待每一个历史人物，袁克定作为袁世凯的长子在那段历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虽然影片中袁克定的戏不多，没有更多情节，但人物形象应该与本人相符。影片中编导错把袁克文当成了袁克定，这样的错误在这样一部史实片中出现是极不应该的，是非常低级的，也反映了对历史的不负责任。编导要再现历史，就必须尊重历史，即便是很小的细节，这样影片（一部艺术作品）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二、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

　　影片中编导指称袁世凯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是极其错误和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二十一条”是日本为窃取在中国的利益而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作为一国之元首在“弱国无外交”的环境下，袁世凯据理力争，没有出卖中国的主权，他曾对当时的政治顾问英国人莫理循说“绝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

　　中国当时从帝制迈入共和，这在亚洲众多国家中是第一个建立共和体制，清王朝晚期的腐败、没落，使国力尽衰。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政体，但国力仍然贫弱。“二十一条”就是在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而是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虽然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了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但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和答应，也从来没有签署“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一起也只有十一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

　　袁世凯一生痛恨日本，从出使朝鲜，后到直隶，都是抵制日本侵略的，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更是警惕日本的亡我之心。日本对华外交没有进展，非常恼火，“一战”爆发，欧美列强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派兵进入山东，使青岛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亚洲唯一的战场。德国战败，日本占领山东，袁世凯要求日本撤出山东，日本公然拒绝，反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第一号就是关于山东，日本要承袭德国在青岛的势力范围，一共四条；第二号是关于东北，南满和东蒙古问题，这是七条；第三号是关于汉冶萍公司，汉冶萍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日本提出要中日共管，第三号是两条；第四号是一条，就是日本要求中国政府沿海的港口海湾一律不能对他国开放；第五号是七条，包括要求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做政治、经济顾问，中日两国合作经产，中日两国的军事武器采取一个口径，允许日本在南方修建铁路等等；这五号中的各条加一起就是“二十一条”。关于山东问题，袁世凯批示：“青岛声明交换，一切办法，应按德人，青岛要归还我们的，其他的还按德国的办法，才能给你享受德国的待遇。”关于对中国主权威胁最大的第五号问题，袁世凯批：“此条内容有干涉内政，侵占主权之处，实难同意。”日本人要求“二十一条”速谈速决，但袁世凯采取各种办法拖延并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他组织高层班子讨论，梁启超、蔡锷这些人都参加了。在整个“二十一条”谈判过程中，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政府绞尽了脑汁，动用了各种手段，用尽了智慧，共历时3个月，25次，迫使日本两次提出修正案，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并以支持革命党、准备发动战争相威胁的情况下忍辱答应了日本的修正案，只签署了关于山东和南满的两个条约，即《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两个条约均没有丧失中国主权。在确定答应日本修正案要求的时候，袁世凯召开最高层的国务会议，像梁启超、康有为这样的人也参加了，袁世凯在会上讲话：“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苛刻条款。经外部与日使交涉，历时三月有余，会议至二十余次，始终委曲求全，即冀达和平解决之目的。但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我主权及自居优势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值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指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委曲、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

　　袁世凯没有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这是历史的史实，现在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相当广泛和深入，很多史料尽在眼前，《袁世凯朱批二十一条》原件就保存在天津博物馆内，即将出版的《袁世凯全集》会让人们了解更多历史真相。因此，过去带有意识形态的歪曲历史，现在应该得以更正，这样不但对于历史人物公正，更主要的是对待我们当前的现实。

　　今天是“七七事变”纪念日，也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袁世凯96年前担心和戒备的事情在74年前发生了，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当代人深思的。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环境并不优于当初，因此更应该抚往思今，提升忧患，振奋精神，以免重蹈历史覆辙。

　　诸位编导，我们对您的作品提出指正，并不是仅对您及您的作品，而是希望还原那段历史，还那段历史以真实面貌，更加客观地展现历史人物。我们希望您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把更真实的历史展现给广大观众，通过您的作品让人们知荣辱、勤奋进，唤起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谨此

颂安

　　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

　　2011年7月7日

　　《建党伟业》编剧称“初中课本里都有的历史定论”

　　这封公开信质疑影片中袁克定的形象，我无法置喙，姑且不论；只说袁世凯是否签订二十一条的问题。

　　正巧我在读到这封公开信之后，看到《建党伟业》影片。应该说，影片中还是用了相当篇幅，来表现袁世凯接到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日置益”这个名字容易被弄错）提出二十一条后，怒不可遏，猛烈抨击，一边念一边训斥日置公使。但随后，影片用字幕写出：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大意）。

　　袁氏家族联谊会发出公开信后，引起敏锐的媒体注意，及时跟进采写报导。例如《东方早报》于7月9日率先报导，随后《时代周报》也发表对各方意见的采访，“凤凰网”于7月21日做了综合报导……

　　这些媒体，都摘要介绍了袁氏家族联谊会给《建党伟业》导演的公开信，称“电影《建党伟业》的公映，让一向低调的袁世凯后人进入了公众视野”。

　　《时代周报》还记录了袁氏家族联谊会会长、袁世凯之孙袁家诚接受采访时所说：“电影里说的根本不符合历史的原貌，我祖父根本没有签署‘二十一条’。我们家有我祖父亲自朱批的‘二十一条’原件，‘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献给了国家，但我们家族中很多人有这份原件的复印件。当时我祖父绞尽脑汁地把中国的损失降到了最低，但还是背着卖国求荣的骂名，至今已经将近100年了。”

　　这些媒体也采访了受质疑的一方以及有关学者。

　　《东方早报》记者在袁氏家族联谊会发出公开信之后，立即致电该片的编剧董哲。对于袁世凯是否签署了所谓“二十一条”问题，他直言：“这个要去问搞历史的人，这些初中课本里都有的历史定论，不是我们编出来的。”

　　《东方早报》报导：“早在电影上映前，董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在写作这个剧本之前，就先罗列了大量历史事件的提纲。从1900年‘庚子国变’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间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拉了一个清单。这部电影有它的特殊性，要尊重历史，同时还要留有一定艺术创作空间。我尽量按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进行剧本的写作。因为电影不是历史研究，我们只是去表现，通过叙述把这三个阶段表现出来就好了。当然在创作过程中也会有所取舍，不是摆在面前所有的菜都要夹到自己碗里。”

　　作为编剧，董哲坚持影片并没有错，也很自然，只是他的论据比较奇怪——这是“初中课本里都有的历史定论”。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初中课本里都有的历史定论”是怎么回事：30年前的初中课本，还在歌颂“文革”的必要和及时；20年前的初中课本，还在狠批国民党不抗日；10年前的初中课本，还在鞭挞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断送了革命……

　　《时代周报》记者查阅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三册，关于“二十一条”的表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袁世凯竟然不敢反对。日本得知袁世凯想当皇帝，急需取得日本支持，于1915年，由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暗示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袁世凯几乎全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

　　学者：“罪名洗不掉”vs.“没有什么错”

　　媒体的报导中，值得注意的是几位学者的看法：

　　《东方早报》写道：近几年，重新审视和评价袁世凯在史学界不乏其人，如著有《袁氏当国》的史学家唐德刚生前评价袁世凯说：“根据他晚年的所作所为，公正而深入的历史学家，也无法否定他是‘乱世之奸雄’。但通观他一生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才能，读史者也不能否定他是‘治世之能臣’。”唐德刚也认为，袁世凯做一些事时不免“以小人之心，做流氓之行”。

　　近几年，一些学者试图突破传统思维模式，以至于对袁世凯等人的评价越来越高。针对这一现象，历史学者唐金培撰文认为，对袁世凯这样复杂多变的历史关键人物，应当还原到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矫枉过正，更不能有意无意地替他擦洗污点，否则袁世凯重新评价问题就难免有为其翻案的嫌疑。

　　“如在袁世凯告密是否直接导致戊戌变法失败这个问题上，尽管学术界尚存分歧，但几乎一致认为袁世凯告密是毋庸争辩的史实。不管如何，袁的行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造成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是铁的事实。从这一点看，袁世凯卖国的罪名是任凭怎么洗也洗不掉的。”

　　然而，《袁世凯家族：民国第一家》一书的作者张永久却告诉《时代周报》：“当时中国很弱，弱国无外交，谈判是很困难的，但袁世凯还是在‘二十一条’上为中国争取了很多权利。可以说，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上没有什么错！签署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并且已经使中国利益最大化了。”

　　学者中，有两位的意见我特别关注，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他的两本书《辛亥：摇晃的中国》和《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都让我读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另一位，是近代史学者章立凡，他是章乃器的公子，主要研究领域就是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曾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他的《记忆：往事未付红尘》和《君子之交如水》，也是让我捧读再三的。

　　这两位怎么说呢？

　　据《时代周报》报导，张鸣说：

　　“袁世凯政府是作了很多努力，但现在来看，这也不是最好的结果，我觉得还是可以争的，因为日本这么蛮横，‘二十一条’完全没有道理。”

　　对于影片及教科书中所称，袁世凯为实现称帝美梦，签署“二十一条”，张鸣则表示质疑，“日本其实是不想中国出现政治强人，想通过此事把袁世凯搞臭。后来袁世凯称帝只是为了挽回威信。‘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称帝有间接联系，没有直接联系。”

　　对袁氏后人的这封公开信，张鸣表示可以理解，“他们是一家人，为自己家人争争面子也是可以的。但是，说袁世凯签署了‘二十一条’，我觉得也没大错。虽然事实上没有全签，但‘二十一条’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也是可以成立的。”

　　而章立凡，据《时代周报》介绍：对袁氏后人此次的公开信，他特意查了不少历史资料，在微博上多有评鉴。章立凡回答采访时表述的主要观点是，“二十一条”确实没有全签，但这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问题，（已签的）这11条的内容，是关于山东和南满权益的问题。实际上从袁世凯承认的这些条款来讲，并不能够改变所谓“出卖主权这个基本事实。“从整体上来说，基本事实没有什么改变”。

　　他认为，所谓卖国，对任何统治者来讲，都不会是主动的，往往是形势比人强，从统治者来讲，他肯定不愿意自己的国土、人民、权益这些东西拱手让人。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承认袁世凯是被迫的，而且他也确实作了努力把损失减到最小，在当时的最低限度内出让权益，但事情本身来讲应该属于是出卖主权。

　　不知《时代周报》的记者的记录是否准确完整了？章立凡下列说法显然与前面所说有了矛盾：“我觉得条约最后的签署对北洋政府来说，外交上的胜利确实是主要的，同时日本并没有占到很多实际利益”。

　　章立凡还指出：电影制作方提出，这事在初中课本上就有定论，“这个说法很可笑。再没有这方面知识，也不该用这种方式来说，我觉得这确实是小儿科了”。

　　章立凡说，过去是笼统地讲“二十一条”，现在实际上学界也都知道，“二十一条”没有全签，这应该是表述上的问题，如果说他签署了一个接受了卖国的条款，这个说法是没错的。

　　到底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经过如何？我们还得到更多史籍中查找真相。本文不是一篇正儿八经的论文，下面我将只是对有关史料进行梳理，或许将来有机会深入思索，得出自己比较成熟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