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季爆发的国共内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交战双方在东北地区的较量，决定了国共最终胜负的走向。

　　对于这场战争，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公报》先后有吕德润、徐盈、张高峰三位记者，对东北局势做了充分报道。时隔一个甲子，重新翻阅当年作为新闻，现在已成故纸的文字，今天的人们或许仍能从中了解某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所谓“污蔑苏军”问题

　　国共在东北的较量，实际上从接收东北就开始了，而接收东北，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苏军问题。

　　苏联红军从1945年8月进入东北作战，到1946年3月开始撤军，在中国驻扎了半年多。苏军对于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所起的作用是历史性的；苏军为此牺牲的将士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同时，苏军在中国土地上的某些行为，特别是对中国东北工业的破坏，也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

　　1949年以后，在“一边倒”的外交氛围下，在中苏友好的岁月里，凡是关于苏军在东北的负面宣传都是不被允许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当年《大公报》记者关于苏军的报道，特别是苏军拆毁东北工业设备的记录当然不能提及，甚至成为报道者“污蔑苏军”的“罪行”而被迫“检讨”。直至1980年代，有人建议吕德润与张高峰把当年东北内战报道结集出版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婉拒了。这其中，国共关系固然是主要因素，但关于苏军的评价也是原因之一。

　　那么，关于苏军在东北，《大公报》记者报道了些什么呢？吕德润是最早到东北的，与苏军有过直接交往，掌握有第一手信息。1946年10月21日他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通讯，题为《断了线的项链》。他把东北工矿比喻为一串彼此配合又连在一起的珍珠项链，指出：在日据年代，那“粒粒珍珠是用战争的线连起来的……日本投降后，这个珍珠项链从日本军阀的身上拿下来了，战争的线也断了。但是珍珠仍是珍珠，正是我们拿到自己身上，用和平的线上再连在一起的时候，然而苏军进来，内战起来，一拆一毁，珍珠满地而被踏碎。”

　　这篇通讯是吕德润系列报道《东北工矿巡礼》之一，其中有一节专题《苏军的拆卸与经济谈判》写道：“到东北来，一般人看看工厂，便会马上看出一个惨象。事实上也真叫惨。尤其在沈阳及其附近，机器搬的光光的……东北工厂的残破，，大部是苏军拆卸而致，可是苏军究竟拆走了多少东西？到现在没有一个正确的计算。同时因为打仗，有些地方看不到，连较近的估计都不能定。不过，在政府区的几个工业区看看，几乎是很少完整的。……苏军的拆卸是有计划的，军火工业几乎都完了。沈阳的兵工厂、军火厂、造坦克的机器厂、飞机厂、抚顺的轻金属厂(飞机用铝)、鞍山的钢铁厂，拆的都很彻底，而拆卸的时间是去年九月，才一出兵便动了手。……苏军拆卸走的，可算得出的主要的是电力。据报告，三十四年(1945)七月东北的电力是170多万千瓦，现在较精密的计算，苏军拆走了一半多，占51.2％。”

　　苏军为什么拆卸机器？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他们打败日军的“战利品”。1945年10月，日本投降两个月后，国民党政府任命的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墩和外交部特派员蒋经国到了长春，第一次与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见面，就提出了接收东北工业问题，但苏方以“战利品”为由拒绝了，双方没有谈下去。1946年春，蒋经国去了一次莫斯科，再谈东北接收问题，苏联最高当局依然坚持“战利品”之说，而且就在这扯皮的期间，苏方拆走了他们所需要的中国东北的工业设备。

　　当机器设备拆得差不多了，苏方又提出了“经济合作问题”，吕德润写道：“据内幕的消息是苏方要合作七十多个厂，又继续谈下去，苏方要三十多个厂，这里数目字大小并没多大关系，因为像鞍山、阜新、本溪那样的厂几个便够受了。……谈判里在看法上有两点距离：第一，苏方觉得出兵解放了东北，东北是日本人的兵工厂，中国应该承认他们的权利；我们认为东北被日本压榨了十四年，虽有日本的‘功劳’，但主要的是我们的。第二，两国的经济制度不同，苏联是社会主义，以政府出面合作，这和过去我们政府与外国某厂，某公司合作的方法不同，这使一些人有点‘不习惯’。于是长春谈判便无形中止。但是南京方面还继续交换着意见。……撤兵是延了期，重庆各地是游了行，于是一切没下文。……据关系方面的人讲，合作是可以的，不过先拆机器，又要把破破烂烂的还合作，实在讲不下去。”这里所说的苏军延期撤兵，自然是因为他们要求的利益尚未实现；而重庆各地的游行，则是指中国人民表达抗议之声。

　　苏军拆卸中国机器，还给出了一个“理由”：“据说是记在同盟国要求轴心国赔偿的账上了。苏联拆走的，我们可以自日本赔偿中多得一点。”但吕德润的报道指出：“……可是一时仗义直言的同盟国们，现在又让我们在日本方面拿了什么呢？我们没有见到从外国来的机器。在东北现在看到的只是香烟、巧克力糖、皮鞋油、玻璃胶带。日本已在我们的领海捕鱼了，我们在日本要拆的机器还得等着分配。”显然，那是一张空头支票。

　　徐盈是随军调小组到沈阳的，他对苏军的有关报道记录的只是观感：

　　“苏联人接收去不少的战利品，沈阳从此失掉拥有东亚第二兵工厂资格。留下的是‘奉天驿’车站前的一座红军纪念牌，上面顶着一个老虎坦克；远东银行及大和旅馆门上，有两大张史达林彩色绘像……沈阳是个火药城，城东及城北兵工厂在东亚占到第二位。记者团在凭吊那拆得空洞洞的北大营之后，在那水泥钢骨的大建筑物看一看四周已少有人迹。但那最北端烟囱林立，那就是十四年来新建立的九一八兵工厂。……在这个大兵工厂内绕一周，所看到的的确已经破烂不堪，整个火药库变为了垃圾堆。没有一个汽车有轮子，没有一个厂内的动力机不被拆毁，特别是从旧兵工厂及美德等国订购的良好机器，已全部失了踪，有一小部分已然用木板装好箱正安置在一架起重机下，等候起运。巨大的厂房有的整个炸毁，有的鼓风机倒在一边，大烟囱暂时停止冒烟了。就算是想要恢复，也并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事。”

　　张高峰到东北时，苏军已经撤走，他在1946年7月14日发回的通讯《崩落中的沈阳》中写道：

　　“苏联军队一度进驻沈阳，给中国人和日本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自飞机场到城里凡是公共建筑或是工厂，满目疮痍，破坏到不能再破坏的程度。沈阳的街头随处可以看到被拆毁的汽车。我坐在三轮上慢慢地凭吊铁西区无数的工厂，窗户与门都没有了。骑三轮的山东老乡比我还偾慨，指着工厂骂大街：‘奶奶的，日本人在这的时候，这些象树林子的烟囱全冒烟，连家雀都得熏黑，现在破坏得一个也不冒烟了！’”

　　他对东北工业恢复前景的结论，与吕德润、徐盈惊人地相似，并且有第三方佐证：“鲍菜调查团到东北来过，他们也是慨叹而归，沈阳原有的工业非三年两载所能恢复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公报》记者们的判断没错。

　　除了拆卸工业设备，苏军某些人在东北的某些恶劣行为，也常常为百姓所诟病，《大公报》记者的报道中没有相关的事例记录，这或许因为顾及中苏关系，或许他们没有亲历亲闻，不便报道，但在吕德润的报道中有这样的记录：“苏军部分人的军风纪的问题，在东北是一个悲哀的因子。我愿意用‘部分’二字，因为我在长春、沈阳、哈尔滨都看到苏军高级军官来竭力整饬的情形。在长春，有的时候，苏军司令卡尔洛夫亲自出去调查，更时时把那些越轨的人抓起来。在沈阳高夫堂将军也是如此。今年新年我在哈尔滨过的，据当地人民讲，当地的军事最高机关天天有把越轨的人执行死刑的。”以死刑整饬军纪，问题的严重可见一斑了。

　　东北内战结束63年了，作为历史，关于苏军在中国东北的“负面”信息，如同二战时期苏联的某些“劣行”一样，也不再是讨论禁区。这里，不妨用当年《大公报》报道中引述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战时苏联游记的一段话作为结语：“苏联政府与人民都认为，他们没有责任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帮助我们打日本。在对轴心之战中，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担负过多的责任……假若苏联参战，那一定为了自己的目的。”“苏联已经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然而有一件事可以论定：苏联不能容忍在‘满洲’出现一个反苏政府。”

　　警觉日本的东山再起

　　日本在东北盘踞了14年，战败投降后，仍有大批日本人留在东北。他们的生存状态也在《大公报》记者的笔下留下了记录。今天翻检这些文字，笔者常常为他们当年的敏锐观察所叹服，特别是他们对战败的日本人东山再起的警觉，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吕德润在战争结束四个月后的1945年12月16日报道说：“日本赫赫一时的关东军，与苏军一接手没几天便垮下来，现在这些俘虏们，有劳动能力的，苏方已征调苏联国内作工去了，一部妇孺及没劳动能力的留在这里，移交给中国处治。”“日本人在这里作了十四年的太上皇，作威作福够了，今年他们是在劫难逃；长春据说还有十多万日本人，老弱妇女多，到现在冻死的也上万了。不过原来是大富翁的，现在还过的相当舒服，大鱼大肉还有钱买，普通的人便吃冷风了。日本人在这里开了舞厅及妓院，并公开招考妓女，广告上说：‘无论有无经验’，均可应考。”

　　在沈阳，张高峰还看到过这样一个场景：一个讨饭的中国孩子到一家日本酒馆要钱。日本老板说，他们已经投降了，实在穷得要命，没有钱给他。那孩子不容分说，上去就是两拳，那个日本人不仅没有还手，还连说好话。张高峰感慨：日本败落了，过去凶极一时的日本人，不仅没有了往日的“威风”，甚至在一个不讲理的中国小孩子面前也投降受辱了。

　　1946年6月，张高峰被派驻沈阳，7月14日，他发回的长篇通讯《崩落中的沈阳》，就用许多篇幅记述了滞留在那里的日本人。他特别写了这样一段话：“讲到日本人，我个人常感到将来的可怕。”为什么呢？他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日本人的“屈服”。

　　他分析道：“日本人是个坚苦卓绝的民族，过去以这股劲立国，今天仍以这股劲向同盟国家投降。我们在南京、上海、天津、北平以及东北所看到的日本军民，全体有条不紊，一声不响地低下头去，你说是因为已经投降不得不如此吗？我说这正是可以注意的地方。……在沈阳，凡是各官员所举办的舞会或联谊会，总是有日本人来做侍役或登台去表演。他(她)们永远陪着笑容给来宾倒茶划洋火，登台的卖尽力气去表演。过去每个日本人都凶得像只老虎，今天驯服得真不如一只绵羊。能伸能屈的程度如此，你说是因为已经投降了不得不如此吗？我说这是日本将来要起来的力量。”

　　战后的沈阳有许多以陪侍客人为生的日本下女，在张高峰看来，她们“是投降后一群生活无着的孩子们。这些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卑贱，除了少数放纵的以外，多数还是有她们的身份。甚至她们的(文化)程度超过中国的客人。每个下女都可以给你从明治维新讲起，每个下女都能与你笔谈。”

　　沈阳的中苏联谊社是当时记者们的聚会场所，有一位姓村井的日本下女，丈夫被苏军拉到西伯利亚去了，她一个人抚养着三个儿子。张高峰的报道中以她为例写道，有记者直言不讳地谈起她私生活的不检点，“她不否认，但她说：‘今天中国人看来，我是一个无耻的女人，等我把三个孩子带回日本以后，我就是伟大的母亲。’而且她开玩笑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的儿子是日本的好壮丁。’我说：‘你还希望有战争吗？我已经怕了。’她又笑着答：‘我希望有！’这该不是纯粹的玩笑吧！”

　　张高峰写道：“在沈阳跟日本人谈天，一提到中国之战胜，他们开口先说美国，虽然我也极力向他们争执胜利的原因，但是内心总免不了惭愧。……今天在东北各地的日本人已经普遍的与中国人接触了。这应该是我们认识日本也是教育日本人认识中国的好机会。可惜，许多人竟利用这机会解放了‘一切’，仍没有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旧观。”这就是张高峰所说“将来的可怕”。

　　事实的发展证明了《大公报》记者的忧虑。1946年10月，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四个月，吕德润报道说：“现在各地日侨已经开始遣送了，去年一些不愿回国的，现在都吵着要回去了。他们不再泄气。他们乐观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看看今日的国际，听听国内的炮火，我们像明白了一些。但是日本人比我们明白的更快，他们现在争着要回去了。去年日本人说，日本复兴要二十年，现在他们说，只要五年就够了。”

　　《大公报》记者对日本人的认识和警觉，固然有他们亲历八年抗战的血泪印记，但更多的还是他们的理性观察与思考。

　　“中间偏左”的立场

　　如果说，《大公报》记者报道苏军与日侨行为举止，是出于民族心理，站在民族立场，那么，他们对随之爆发的国人之间的内战又是持什么心理与立场呢？

　　新闻报道以真实为第一生命，真实的重要前提是客观。但是，记者对新闻价值的判断、素材的选择，却又不能不受主观意识的支配，由此产生报道立场问题。以下引述几段《大公报》三位记者各自在报道中表露的对内战所执态度：

　　吕德润在1946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对于日益蔓延的内战写下这样一段内心独白：“我不知应祈祷谁来解决这个问题，今夜的沈阳又停了电，街上一片漆黑，桌上一条颤抖的烛光，外面是戒严了，连狗吠声也听不到，在黑暗里人们常常想起鬼来，于是我祈祷那些在内战死掉的冤魂，今夜应该分批出动，给那些有力量作践你们的政治家军事家们托梦去，告诉他们，你们是人！你们死的委屈，你们现在还没闭上眼！求他们开恩饶恕了你们未死的父老兄弟姊妹们！”

　　即使是引述报道对象的话，也表明记者对新闻素材的主观选择，吕德润的报道说：“东北人和我讲过：‘十四年中也没有看到什么党，我们等了你们十四年，你们来了，你们逼着我们打仗！’”

　　“一个东北人说：日本人统治的时代对一般老老实实的人民不过是让他们流汗，而慢慢的

　　死！难道胜利后的中国非逼着人民上刀山吗？日本人在的时候，没打！难道日本走了，自己打吗？”

　　“在沈阳，有人喝醉了后大哭起来。有一个是一位中年人，他说流浪在关内的孩子，十四年了，连他母亲的坟还没有看到。我们这些当父亲的，又要流浪逃亡了。我们连祖坟也要丢了！这位还作了打油诗，诗中更是满腔悲愤，其中有一段是：‘等了十四年，一场空喜欢，我们流血泪，别人争江山……’。

　　10月，他在另一篇报道中写道：“现在我们国家看起真富得像不在乎钱似的：枪炮尽管放。我们国家看起来又最穷：用在建设方面斤斤计较，很怕浪费。现在是全国大打了，每天双方动员至少有一百万吧，连吃穿住放的枪炮在内，每天花多少钱？而且那些人民受内战影响损失的，和用了全身之力结果一个枪子便完了一生的有多少？假如把这些财力物力都用在建设上，这是人人都会叫好的事。……当然，政治家们军事家们也许说我们打完了再建设将来也许更好。好吧，不过在寒冷的日子，人民挨冻是会诅咒战争的。”

　　徐盈随军调小组到东北采访不过匆匆数日，他写道：

　　“站在沈阳街头上，坐在美军给我们的吉普车上在各处走，看一看在这次战争中翻身起来的苏联，看一看在这次战争中没落的日本，再想一想在夹缝中翻身的中国人，要怎样来求今后的自处，是战争呢，还是和平呢？

　　战争与和平的歧路中，杜鲁门的名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是由于东北脱离中国。’在这里被人一再提起了。但中国对东北的现况也应有一个新认识，使东北能永为中国所有，不至于由东北再引起世界第三次大战。每天徘徊在‘世界和平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下的人们，不能永远在那里静观了，希望越大的人常常会得到更大的失望，东北人民的大希望不应该拖成大失望。……以东北的资源，人力，建起一个征服世界的兵工厂的黩武者之梦是幻灭了。制造兵器的机关如今怎样来转化为和平服务呢？这其中是若干的债务要清偿，但清偿的方式应当是和平方式而不是用武力。”。‘徐盈在谈到军调小组的使命时说：“每个到东北来的人应有一个起码的认识，‘祖国不应成为日本的统治方式的接管者。’十四年奴隶生活的解放者，要来接种‘民主’，不要来接种战争。”

　　1947年7月，张高峰发自沈阳的报道中写道：“东北的局面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弄得老百姓头昏眼冒花，他们认不清是谁先打谁，有的说中共不好，有的说中央的官吏够受。他们只以为今天的内战是争地盘。政权是甚么，他们不懂。‘我们夹在中间了！’老百姓常这样说。

　　从去年国军入关就在打，断断续续打到今天。究竟打死了多少人，无从统计。我只知道政府在东北招募新兵6万人(约合6个师)，命令上限7月1日招齐。沈阳市征募5000人，已经报到入营。从法库等地逃出的难民说：共产党也在征兵，但数目不详。敌人压榨了14年的东北人，该多需要安定，不幸今天又要去当内战的炮灰。他们对祖国多悲哀，对胜利多失望！‘怎么还打内战呢？’老头、老太婆、年轻人都在发这样的疑问。这有谁能解答呢？

　　双方兵力在东北成正比的增加，军粮也成了大问题。辽宁不许老百姓吃大米，饭馆旅馆不许卖米饭。日本人在东北的时候，老百姓只许吃杂粮；政府光复了东北，老百姓还是替别人种大米。……因为东北军粮不能自足，已经下令禁止再往关内运粮。见报载平津两地也在闹粮荒，荒是荒在老百姓头上！”

　　《大公报》是民营报纸，一贯以“不党、不卖、不盲、不私”为宗旨，在国共内战问题上，它奉行所谓“第三条道路”，它的记者、报道也大体如此——尽管《大公报》从来不曾对记者下达过报道“指示、要求”之类。

　　具体到在东北采访的三位《大公报》记者，徐盈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当时为秘密身份)，吕德润、张高峰都没有党派身份，他们与国共双方都打过交道，但他们的报道并不具党派色彩与倾向，其反对内战的心理、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弄清楚这一点，对于今天的读者理解他们当年的内战报道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