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郭沫若在南下潮汕的行军途中，一直有一位名叫安琳的女青年做伴。她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北伐期间在武汉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任妇女股干事。大革命后参加了南昌起义。爱神维纳斯总是对诗人情有独钟，安琳也不例外。南方高温多雨，痢疾流行，郭沫若患上了痢疾，安琳不顾劳累为他寻医问药。有一天昏黑时遭到袭击，郭沫若与队伍失散了，又是安琳不顾危险赶回来寻找他。两人相携而行，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协助下，他们在一个叫盐酸寮的乡镇上隐蔽了10天。待风向一转，同船到香港。稍后一起回到上海。
这一段奇特而浪漫的经历郭沫若是难以忘怀的，他曾经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题目分别是《酒家女》、《党红会》、《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恋爱》、《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总的主题是革命与家庭（两者之间的矛盾）。其中一篇直接以安琳为题，足见两人情愫深厚。“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他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过这样动感情的话。
郭沫若再赴日本前，朋友们为他和安娜（郭沫若的日本妻子）饯行。安琳也去了，席间显得不大自然，原因在于郭沫若和她虽有情愫但郭沫若却不能专爱于她，他的日本妻子正坐在他的旁边。郭沫若瞧着安琳有些尴尬的样子，心里禁不住想道：“她假如和我是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安娜凭着女性的敏锐的直觉，看出郭沫若和安琳的关系似乎有些异样，回家后便问郭沫若个中究竟，郭沫若一一如实相告。
安娜问郭沫若：“你爱她吗？”
郭沫若回答：“自然是爱的，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
安娜又问：“既是爱，为什么不结婚呢？”
郭沫若说：“惟其爱才不结婚。”
他说得很巧妙，很机智，但终究有些模糊、含混，让人不得要领，好像不是在回答问题，而是在谈论婚姻中的哲学或哲学中的婚姻。安娜要实际得多，她指着草席上睡熟的三子一女，对郭沫若说道：“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
以上所写根据郭沫若的自述《离沪之前》。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说：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那时候，郭夫人（富子）从广州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还有一种说法：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当时她告诉安娜郭沫若曾追求过她，安娜听了好像在安慰她似的说：“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介意。”这些说法都同郭沫若的自述有所不同，似乎暗示了安娜和安琳的关系有某些微妙之处。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郭沫若和安琳在患难中产生了相当深厚的感情，套用那个时候的时髦语言，就是“革命加恋爱”，或者是“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郭沫若在自述中承认他“爱”过安琳，不过这种“爱”仅限于“精神上的表现”，因而是“不充分的”。朱其华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中，把郭沫若和安琳描述为“当众性交”的色情狂，纯系恶意的歪曲，断不可信。因为郭沫若和安琳都是革命中人，革命队伍有严格的纪律，再说在兵荒马乱，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哪有那份闲情逸致？
郭沫若与日本妻子安娜及孩子们在一起
前面已经说过，郭沫若当时对安娜十分感激，他把他们夫妻“爱的联系”视为“骨肉的联系”，视为“宇宙中的自然的枢机”，总之看得无比重要和神圣。他一再说安娜是他永远的惟一的爱人。他把译作《浮士德》献给永远的恋人安娜。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都是郭沫若真心真情的流露，并无半点虚假。不过有一个细节不能忽略：他献给安娜的《浮士德》，其中一首诗《我的心儿不宁》，实际上是郭沫若给安琳的一篇献词，安琳使得他的身心不宁，而他愿意向安琳献出全部的心肝。郭沫若说没有安琳他绝对译不出这首诗来；虽说是译诗，完全是借了件歌德的衣裳，来表现郭沫若自己的情绪。彼时彼刻，宛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诗人的情感世界里漾起了矛盾的微波：安娜在身旁，安琳在心上；安娜在心上，安琳去何方？郭沫若尽管身心不宁，还是和安娜去了日本。看来安琳并没有对郭沫若和安娜的夫妻关系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她留给郭沫若的只是一段难忘的温馨而又浪漫的回忆。所谓“惟其爱才不结婚”，表现了对安琳的尊重与爱护，他不愿使她处在“第三者”的尴尬地位；这也表明了对安娜的敬重与依恋，他无意改变他和她夫妻关系的现实。
郭沫若在亡命日本的后期，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于立忱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曾经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捕入狱，获释后为大公报社社长张季鸾聘任。不久她得了肺病，靠着《大公报》的津贴到日本边养病边工作。郭沫若和于立忱结识后，两人情意笃厚。在郭沫若眼里，于立忱就像一株大山朴，其叶如枇杷而更滑泽，其花如白莲而更芬芳。1936年12月16日的晚上，郭沫若曾约来东京作短期逗留的郁达夫一同去涩谷看望于立忱，于立忱和郭沫若当时互有诗作唱和。于立忱的一首七绝题为《咏风筝》：
碧落何来五色禽，长空万里任浮沉。
只因半缕轻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
郭沫若的和诗题为《断线风筝》：
横空欲纵又遭禽，挂角高瓴月影沉。
安得恒娥宫里去，碧海晴天话素心。
从两首唱和诗来看，于立忱的七绝隐含着忧戚哀怨，颇有些古代佳人自悲命薄的味道，郭沫若的和诗则似乎表现出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某种愿望。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在东京的留日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当然不能坐视。于立忱稍稍有点活动，张季鸾便写信来要她回国，否则报社立即停发津贴。家道已经破落的于立忱只能听命于人，她拖着尚未痊愈的病体回到上海，两个月后自缢身亡，魂灵果然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永远消失在碧海晴天中……
郭沫若一家与周恩来游颐和园
谢冰莹把于立忱的死因归咎于郭沫若，她在《于立忱之死》那篇长文中，有一段她和于立忱在医院中谈话的记录，现摘引若干片断如下：
“三年前，他开始拼命地追求我，说他和安娜（郭的日本太太）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
“我当时真是昏了头。由于他是个富于革命性的作家，我佩服他，也同情他，唉!谁想到他竟是一个花言巧语，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大骗子。大姊，我上当了，我除了死，绝对没有脸见人!……”
立忱放声地大哭起来。
“放冷静!放冷静，理智一点。”
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她。
“这种伤心事，我如何冷静下去？”
“好的，你继续往下说吧。”
“……我由于钦佩他，同情他，而盲目地爱上他；自从受骗失身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非常冷淡，我就知道上当了。但他这时正言厉色地说：‘你放心，我一定摆脱安娜，我们两人回上海结婚。你腹中的一块肉，是我们两人的爱之结晶，我要负责到底，我不是善变心的人，你放一千万个心。近来我少来看你，为的安娜知道我在爱你，所以特别监视我很严，随便我到哪里，她都要跟踪。我只好偷偷地给你写信。’”
“到半月前，他来找我了，安娜并没有来，可见他说安娜跟踪的话，是不可靠的。我告诉他，肚子里的孩子，已有三个多月了，我们再不回上海结婚，我无面目见人了!他吞吞吐吐地敷衍我，后来我逼他非具体答复我不可，他的真面目这才显出原形了，他说：‘只好暂时拿掉吧，反正你年轻，我也不老，我们还会有孩子的。’大姊，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大骗子，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想什么？”
“自杀!”
“立忱，千方不要再傻了，你如果自杀，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你为什么不用你那枝横扫千军的笔，把他的嘴脸，赤裸裸地描写出来呢？……”
“大姊，我恨透了他，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我是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有个妹妹于立群，演过一次电影，用黎明健的艺名。我没有告诉她和郭这段丑事，你将来如有机会见到她，就请把这件事告诉她吧，那时我早已离开了人间，随人家怎么说，我都不在乎了。”
这是立忱最沉痛的最后谈话。
很显然，谢冰莹在这篇文章中是以于立忱的密友和惟一知情人的身份出现的，但其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存在诸多疑问。
郭沫若与孩子在一起
其一，郭沫若回国抗日是一件重大的政治行动，要冒极大的风险，谢冰莹却把它歪曲为一个桃色事件，说郭沫若是为了“借机摆脱他的日本太太和四个儿女”。此说如果成立，当年郭沫若为了摆脱与张琼华的婚姻羁绊，去国东渡，在一定意义上带有“逃婚”的性质，那么他为追求于立忱，借机摆脱与安娜的婚姻关系，就是第二次“逃婚”了。然而这既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郭沫若的处世方略。郭沫若是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文坛巨子，而不是抱定爱情至上主义的殉情诗人，更不是只会舔女孩子脸上胭脂的贾宝玉，也许他会因为习性浪漫偶与别的女性在情感上有所缠系，这在文人尤其诗人中间并不少见，但他不会为了一个女人甘愿冒如此大的危险，迈出生命旅程中这样关键性的一步!如果郭沫若仅仅是为了和于立忱结婚而回到上海，恐怕国人也不会那么热烈地欢迎他。再说，如果郭沫若在安娜之外另找一个女人，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日本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由于郭沫若在金文、甲骨文方面的卓越成就，曾有意将长女柳子许配给他，这牵扯到郭沫若“重婚”的问题，后来也就作罢了。现成的柳子小姐郭沫若并未染指，他何必在于立忱身上费那么大的老劲呢？
其二，于立忱受过高等教育，参加过政治活动并被捕过，又是驻东京的记者，照谢冰莹的说法，她还有枝“横扫千军的笔”，“替别人写过不少路见不平，悲欢离合的故事”。于立忱显然很成熟，很能干，很精明，岂会轻易失身于郭沫若？她会那么简单？为了突出郭沫若的卑劣，证明他是玩弄与欺骗女性的高手，谢冰莹把于立忱描绘成了单纯幼稚、未谙世事、容易上当受骗的小姑娘，恐怕未必符合于立忱的实际情况。
其三，于立忱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一直由胞妹于立群照顾，既然她对郭沫若恨之入骨，又恐立群蹈其覆辙，她为何不将郭之为人亲口告诉嫡亲妹子，反劳他人（谢冰莹）日后转告呢？自家姐妹有什么伤心事不好说，有什么忠告不能叮嘱？再说，谢冰莹既受友人之托，当时为何不把所谓的“真相”如实告诉于立群，反而在事隔几十年之后，郭沫若和于氏姊妹均已作古，才披露于报端？这样做虽然占了死无对证的便宜，可以信口开河，但免不了“鞭尸”之嫌，何况无一个佐证说明她所述属实。
其四，谢冰莹基于反共拥蒋（介石）的政治立场，一向对革命与进步文艺界的旗手郭沫若多有抨击，如果上述文章所述确有其事，岂不正是攻击与丑化郭沫若的绝好材料，她为何守口如瓶，迟迟不加利用呢？难道她对她所“不齿”的“无耻文人”郭沫若真的那么“厚道”吗？
其五，退一步说，郭沫若和于立忱果如谢冰莹所言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恐怕也是两厢情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构不成于立忱自杀身亡的主要原因。“于立忱自缢”像一把火，谢冰莹要把它烧向郭沫若，而郭沫若在《洪波曲》里似乎有意要引向张季鸾。这个谜团只能用事实来破解，这段公案只能由历史来了结。不过，当时郭沫若得悉这一噩耗后的确异常悲痛，于立忱去世后10天他就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回到上海仅四天又到中国公墓凭吊于立忱墓，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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