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 _蒋明倬 北京报道 摄影 刘浚
维兰德·施佩克在谈电影、谈同性恋么？其实他一直谈的都是政治……
“刚才有人把同性恋和政治这两个概念割裂开来，这是非常有问题的理解。当我们谈论同性恋、女性解放，或者其他边缘群体的时候，这些话题都是非常政治的。”
维兰德·施佩克坐在舞台上吐出一连串的德语，眼神中的孤独和不满显而易见。细高的身材缩在一个小沙发里，他侧过脸，等待着翻译把他的意思传递给中国的观众。
维兰德·施佩克是德国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的主席，也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同性恋电影奖项─泰迪熊奖的创始人。4月28日，他受邀参加北京国际电影季， 由他和中国导演贾樟柯、影评人林旭东就“电影、城市文化与政治”这一话题展开对谈。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里，他多次谈到了同性恋问题。进入提问阶段，有观 众直接抗议，说今天的话题是电影、城市文化和政治，不是电影、城市文化和同性恋。
那是他参加北京电影季的第三天，连一部电影都没看过，对于这个担任过无数国际电影节评委的电影人来说，沮丧可想而知。随后，又听到了观众这样的评论。好在他一生都在面对各种窘境，对此习以为常。
处理敌意、对抗、侮辱和不理解对于一个同性恋者来说是一生的宿命，即使对于他这样个性强悍的人来说，那也是永远的抗争，甚至他做演员、拍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从事现在的工作都和同性恋运动联系在一起……
柏林墙以东
维兰德·施佩克是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什么叫做政治的。他自己就是一场“政治游戏”中的胜利者。
施佩克一米九几的个子，高大、英俊。60岁，身材却依然健美，看起来像40多岁。犹如希腊雕像的脸庞，皱纹已漫上眼角，反而让他更具男性魅力，如果时光倒退27年，更不知道是怎样的翩翩美男子。
27年前，施佩克陪着他在旧金山工作时的故友游览柏林。朋友提出来要去柏林墙的另外一端看看，施佩克陪着去了。在那他邂逅了东柏林的一个美少年，街 头的惊鸿一瞥，就让他们彼此相爱。因为柏林墙的存在，两人必须短暂相聚，又不断地分离，备受折磨。东柏林的恋人为了爱情，想逃向西柏林。
施佩克是那种人，爱笑，一笑起来就满屋子都漫散出温暖。他有种天生的幽默感，充满智慧的幽默，甚至对于旁人视之为痛苦和艰难的处境他都抱有戏谑感，甚至他帮恋人想到的逃亡计划听起来都像个游戏。
施佩克那时候已经做过演员、拍过一些短片，也参与过电影的制作。他决定拍部电影，让他的恋人来做男主角，这样，“东柏林政府就不会喜欢他，他就能被赶出那个国家了”。
1980年代中期的西德，同性恋运动已有了十几年的历史，同性恋的地位已经有所提高，也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虽然依然有人憎恶同性恋者，但敌视已逐 渐减退。而在东德，虽然在二战后立刻废除了纳粹时期对于同性恋的严苛法案，但东德政府天真地以为，同性恋是资本主义、纳粹时期的产物，社会主义体制下是不 会有同性恋的。让他们失望的是，新一代成长起来，同性恋还是继续存在着。同性恋者一直都是政府不喜欢的人。西德同性恋运动的迅猛发展，一墙之隔的东德同性 恋者们受到感染，也希望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政府当然更不喜欢他们了。
施佩克知道，东柏林曾经有过一些政府把不听话的人踢出国门的先例。有个摇滚明星，因为不遵守东德政府的那套规范，就被赶走。想离开东柏林么？方法之一，就是成为被政府瞩目的“讨厌的人”。
施佩克的电影讲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东西柏林一对美少年在东柏林街头邂逅而相爱。一个来自西柏林的导演在东柏林拍摄电影当然不会被允许，拍外景只能以游客的身份用小型摄像机拍，晃动、粗糙地记录下1980年代中期的东柏林：
人头攒动的亚历山大广场，灰暗的小酒吧，简陋的东柏林居室，空荡而阴森的检查站，“咔嗒”、“咔嗒”的签发临时通行证的巨响，对于主人公产生怀疑时 候的全赤裸脱衣检查……在日益滋长的同性爱情背后，是自然铺陈的时代底色。意识形态的不同，空间的阻隔给德国人带来痛楚成为影片忧伤而激越的基调。这个电 影是个同性恋的爱情故事么？是，但又不仅仅是，背后的政治意蕴不经意间就裹挟而出。
电影还没有拍完，他的恋人就被政府踢出了东德。
恋人既然都已经出来了，施佩克原想把这个电影忘了，但电影的整体故事已经形成，而且日益丰满，就还是继续拍完了，命名为《柏林墙以东》（Westler） 。那是施佩克拍摄的第一部长片，在德国、旧金山、布鲁塞尔等很多国际电影节上都获了奖。
东柏林人也看到了这部电影。因为西柏林电视台也播放了它。虽然不被允许，但人们还是会看，影片带来的反响非常强烈。故事的结局和真实的故事有所出 入，东柏林美少年决心逃离，但只能取道布拉格，出逃计划是否能成功不得而知，充满悬念，让很多东柏林人为之揪心，逃离东柏林─那是一个时代的话题。
反常的不是同性恋，而是社会环境
现在的柏林几乎可以说是同性恋的天堂。
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去年与相恋多年的“同志”情人步上红毯。柏林市的市长也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每年在这个城市里，都会有着盛大的同性恋大游行，喧嚷、热闹，犹如节日。同性恋者不仅可以牵手走在阳光下，还可以结婚。甚至，德国政府已经考虑制定有关同性恋者生育的政策。
然而，在施佩克的少年时代，同性恋的生存环境却与现在有天壤之别，可以说严酷到令人窒息。学校的孩子们想孤立谁，就可以说他是同性恋，尽管那个人可 能不是。同性恋一直处于被污名化的状态。但所有的外界压力都无法改变内心的真实。施佩克十几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不是“父母想要他成为的那种人，成为了他 们不想让他成为的人”。
在很多国家里，都不用自己的语言来定义同性恋这个人群，而直接用“gay”这个英语单词，因为这个词讲起来不那么“危险”。在德语里，同性恋用 “schwul”这个极具贬义色彩的词来定义。在1970年代之前，“如果说谁是schwul，就说明这个人是很坏的，坏到甚至可以直接杀了。”施佩克 说。
Schwul是个非常糟糕的词，就像纳粹对这个群体所犯下的罪行一样。纳粹统治期间，同性恋者的地位就和犹太人的地位一样，受尽迫害。大屠杀中，很 多同性恋无辜死去。纳粹时代结束之后，西德在法律上对于同性恋的限制并没有废除，新政府一样不喜欢同性恋的存在。这个法律一直到1969年才被废除。
废除的因由竟然与一部电影有关系。1969年，罗沙·冯·普劳恩海姆拍摄了德国第一部公开支持同性恋的电影─《反常的并非同性恋者，而是他所生活的环境》。在片中，他分析同性恋的缘由，让他们建立自信， 并组织起来。
那部电影在大学放映了两三年后，1973年在电视台公开播放，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就在那个电影在电视里放映的第二天，德国各地的同性恋走到一起形成了众多的小组，形势可谓风起云涌。这也成为德国同性恋运动的一个开端。
正读大学的施佩克也看到了这部电影，虽然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电影相去甚远，但至少让他感觉到自己不是孤独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部电影让他意识到，电影不仅仅能表达人性，还能改变社会。
在那之前的电影史上，同性恋题材是通过非常暧昧、不明晰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同性恋是社会当中的小部分人，之前处于匿名状态，连少数人都谈不上，他们的存在一直被忽略。 这种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1970年代以后，欧洲人不再满足于这种暧昧，他们希望能够更直接地表达。
“如果你总是谨言慎行，当然没有人会意识到你的存在。”在那之后，施佩克加入了同性恋组织，热衷于同性恋运动。
不仅仅是电影
1987年的一天，一群导演、制片人挤在柏林一个同性恋小书店里，通宵达旦看完了几部同性恋题材的影片。放映结束之后，大家开始讨论。施佩克问他 们，觉得在众多的片子里哪个是最棒的？大家都认为，一个叫阿尔默多瓦的人的片子最好。但没人认识他，他只是西班牙一个不知名的小导演。
那是第一届泰迪熊奖评奖的夜晚，又寒碜又美好。
《柏林墙以东》在各大电影节上频频获奖，施佩克体会到了奖项对于一个电影导演的支持有多么巨大。1987年，施佩克和他的伙伴Manfred Salzgeber决定创办一个针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议题的电影奖项，也就是泰迪熊奖。
阿尔默多瓦的《欲望的法则》获得了奖。没有颁奖礼，没有红地毯，甚至没有奖杯，他得到的奖励是一张印有泰迪熊的小卡片。施佩克把它塞进了信封里，寄给了阿尔默多瓦。这对阿尔默多瓦来说，已经是惊喜，他甚至没想到自己能获奖。
第二年，泰迪熊奖终于有了个庆祝仪式，但只是在同性恋中心举行，只有250人参加，这和今年3000人的颁奖晚会相比，完全不值一提。1992年，泰迪熊奖正式成为柏林国际电影节官方奖项，确立了同性恋电影在主流影坛上的地位。
自1987年创办25年来，泰迪熊奖奖掖了阿尔默多瓦(Pedro Almodovar)、德里克·贾曼 (Derek Jarman)等众多杰出的导演，其中不乏中国导演的身影。1998年香港导演关锦鹏的《愈快乐愈堕落》，获得“泰迪熊最佳剧情长片奖”，在关锦鹏擒获那 个奖项的十多天前，他借助那个片子于香港出柜（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施佩克逐渐开始认识到，应该走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奖项。每个人都可能有个gay叔叔，gay朋友，毕竟同性恋人群占到柏林人口比例的10%，这让异性恋群体能更多地接触到同性恋群体。
而现在，对大多数柏林人来说，Schwul 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一个中性的词语。
Q&A
南都周刊：在您负责的全景单元里，为什么会关注同性恋这个题材？
维兰德·施佩克：要给边缘人群一个表达的空间是很艰难的，刚一开始，这样一个空间是非常小的，要拓展成为一个机 制化的表达空间就更有难度了。我们知道涉及一些边缘人群题材的电影都是很难发行的，这其中也包括了亚洲电影。我想给这类影片一个平台，在“全景”单元来呈 现这一类电影，使它们能够有空间表达，甚至获得发行的机会。当这些影片的预算捉襟见肘时，可以通过非常巧妙的设计和操作，得以拍摄并且获得足够的观众。但 也正是因为有这类题材，才使“全景”单元具有相当的特色。
南都周刊：您为同性恋和跨性别题材创立了一个电影奖项─泰迪熊奖，为什么要叫泰迪熊奖？
维兰德·施佩克：这和美国同性恋运动史有关。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末期，美国第一代的同性恋运动者们希望通过一种方式，让别人知道他们是同性恋。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让泰迪熊成为每个人佩戴的一个物 品。大家在背包上挂上一个泰迪熊，用这种方法让其他同性恋群体的人知道，他们并不孤独。泰迪熊在那一轮浪潮里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另外一个原因，每个人其实 都和泰迪熊有种亲近感，它是在床上除了自己身体外，可以放置的另外的东西。而且，柏林市的吉祥物就是柏林熊。柏林电影节奖项也是金熊奖，泰迪熊是电影节这 家族的一个成员。
南都周刊：你怎么看同性恋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
维兰德·施佩克：我想说，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自己是谁，这不是指性取向的同性恋，而是指意识到自己属于少数族群，这是一种政治意识。这使得我在公众场合来表达自己。当拍摄一部电影时，总是希望别人来看。它可以影响到很多人，这样政治意识和艺术想法就结合在一起了。
举个例子来讲，在中国大陆，可能因为有同性恋电影导演崔子恩的存在，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人才可能看到这类电影。很可能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会是他们第一次通过银幕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这其实就是我做这个项目的动机，甚至也是我做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的动机。
南都周刊：如果一个艺术家因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只局限于同性恋题材的创作，会不会损害艺术品质？
维兰德·施佩克：这其实是艺术家的个人选择。关注这样的题材，并不会影响艺术品质，但可能会影响他的社会声望。 已故著名电影导演德里克·贾曼是英国历史上最有趣的艺术片导演之一，他也是个同性恋者，所拍片子都是与同性恋有关。他也在柏林电影节上两次获奖。但是，他 花了15年的时间，才在英国赢得了尊敬。
南都周刊：你可以给中国拍摄同性恋题材电影的电影人一些建议么？现在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时候。
维兰德·施佩克：一直都会是很艰难的，而且根本不会有“好时候”从天而降，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喜欢我们（同性恋）的。（我们）必须要有自信，自己能够创造出一个“好的时代”来。
全球同志权利地图
同性婚姻合法
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南非、挪威、瑞典、葡萄牙、冰岛、阿根廷、墨西哥墨西哥城，以及美国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艾奥瓦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承认同性伴侣之间的民事结合
丹麦、法国、德国、芬兰、卢森堡、英国、安道尔、捷克、斯洛文尼亚、瑞士、匈牙利、奥地利、爱尔兰、新西兰、乌拉圭、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以 及美国，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的部分地区。此外，澳大利亚，克罗地亚，在国家一级的法律上虽不允许同性伴侣登记为民事伴侣，但将同性伴侣视为同居关系，因此也 包含在浅蓝色部分内。
承认其公民在海外或国内其他行政区合法登记的同性婚姻关系，但在本国或本地区不进行登记。
日本、以色列、墨西哥（仅墨西哥城）、阿鲁巴（仅荷兰）、美国的纽约州和马里兰州。
同性恋自由但是同性伴侣的任何关系不被法律承认
这部分国家和地区占了大部分，其中也包括中国。
同性恋违法
根据英国BBC的统计，法律认为同性恋违法的国家全球有76个，它们普遍分布于回教地区的非洲、西亚及南亚等地区，其中有期徒刑包括在孟加拉、不 丹、马尔代夫、新加坡、乌干达、法属圭亚那，而更严重的死刑包括在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苏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 及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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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同性恋游行的彩车和观众挤满了巴士底广场前的马路，这个每年举行的游行慢慢演变成全民狂欢，也使同性恋者在法国获得越来越多的平等和尊重。
从热恋中的年少和激情，到很多年不离不弃的伴侣，来自各地的同性恋情侣在巡游中尽情展示自己的幸福和爱情。
摄影_桑田 文_胡雯雯
“这不是同性恋游行，这是我们的尊严之游行！”每年六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巴黎的街头总会上演一场无比盛大的嘉年华——“Marche des Fiertés（骄傲游行）”。华丽的彩车和盛装的游行者在人群中缓缓穿行，一面跟着电子音乐尽情表演，一面呼喊着口号：“我们要结婚的自由，要抚养儿女 的权利！”
这场嘉年华可以追溯到1969年纽约的格林威治村。那年的6月27日，警察闯进了一家名为“石墙客栈”的同性恋酒吧进行搜捕，还把客人全部赶出了大 街。在那个同性恋公开牵手接吻都会被定罪的年头，这些忍无可忍的人们举行了持续数天的暴动，从此，“同性恋解放运动”登上了历史舞台。伦敦和巴黎的同性恋 维权者分别在1970和1971年开始走上街头，这是继纽约后最早开始有同性恋游行的城市。开始时，他们只是混杂在大型社会游行中，后来才渐渐成为独立开 展的游行。
如今，每年一届的巴黎游行正式固定了下来，成为了最富盛名的同性恋游行之一，吸引着近百万的参与者。不论你是男同、拉拉、双性恋还是转性人，都可以来参加。什么，一样也不是？没关系，只要你为了上述人群的权利而欢呼，那也只管来吧！
它每年都有一个主题，或是呼吁社会关注，或是要求法律法规的改善：1998年：“我们相爱，我们要求拥有协议同居的权利。”2003年：“男同们、女同们、变性们，行动起来！”2010年：“暴力和歧视，够了！我们要法律上的自由与平等。”
妖娆的女皇、桑巴舞女、日本艺伎、胜利女神……这些都是游行队伍中最经典的造型。男同和变性人最喜欢乔扮女装卖弄风骚，豪放的女人们则只着下装坦露 两点。他们或是在彩车上扭动腰肢，或是朝路边的观众散发传单和安全套，不时还冲着大大小小的镜头送几个飞吻。“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世界都来关注我 们！”
除了年轻的俊男美女外，游行队伍中同样有胖硕的师奶甚至是白发苍苍的老同志。他们毫不拘束地当街起舞，衣服上还印着各种口号“这就是我，我喜欢这样。”“我爱男人，那又如何？”
穿插在游行者之间的，是一辆辆彩车，那是由各种支持他们的机构或组织提供的。其中包括近百家同性、双性恋权益组织、政党、工会，还有老佛爷百货、法 国地铁公司、一些餐厅甚至是面包店等商业机构。游行者们站在彩车上，向周围观众打起横幅，散着传单，甚至拿着水枪对大家扫射。他们毫不顾忌自己会被无数镜 头放上网络和媒体。怕什么？巴黎市长、同性恋者德拉诺埃还是我们游行的领队呢！
住在巴黎的市民们，则轻松得多。你可以挥舞着旗子，跟着游行队伍一路呐喊。也可以带上全家老小，站在街边看热闹。这里不存在什么“儿童不宜”。小朋 友们抓着氢气球，骑在爸爸妈妈的肩上，迷惘或欢喜地叫喊。妖艳的易装者走过时，家长还兴致勃勃地抬头问一句：“看看，他/她们可真美，不是吗？”
长达几小时的游行，每年的路线并不相同，但一定会终止在同一地点：巴士底狱广场。到了16?:30，喧闹会奇迹般地平静下来，所有游行者在碎石路上齐齐躺倒，长达3分钟，就像一场瘟疫突然爆发。“艾滋病，仍在不断地夺去生命，请给予关注吧。”
而到了晚上，各个同性恋餐厅酒吧一定会提供特别菜单和节目，让这场狂欢有个完美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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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记者 _蒋明倬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已近傍晚，三十几人的会场中，众人沉浸于分组讨论的混乱状态。Gogo大声补充着她知道的信息。“在新加坡，游行受到很大的限制，你们知道他们采取的方法吗？每个人都穿上粉色的T恤慢跑。粉红色代表着同性恋的颜色。”
瞬间屋子里安静了，但很快又恢复了喧嚣。20分钟后，会议程序进入项目陈述。一个20岁左右、瘦瘦的短发女孩儿站起来，陈述她对于“骄傲月”活动的 计划。她说，她的计划受到“闲”（一个名为“同语”的女同性恋组织的负责人）策划的马拉松活动和刚刚Gogo提到的新加坡同性恋游行的启发，想做一个自行 车环城游活动。“你们知道那种彩球吧？就是上初中时，放在自行车链上很炫的那种。每辆自行车可以挂上各种颜色，飞驰起来就变成了彩虹色。选条线路，大家一 起骑过一条街……”
接下来的陈述更是创意百出，有人打算拍以“我的同性恋朋友”为主题的视频，有人要做拉拉（女同性恋称呼）广播栏目，有人要选取一所大学做女同性恋心理调查……看着她们，Sam想起了自己做过的一期Les+封面：自古拉拉出少年。
Les+是一本关注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群的杂志。对于这个人群来说，每年6月都是她们的骄傲月，用以向公众展示这个群体的存在。
Sam和Gogo是这本杂志的创办者。那两天里，Gogo和Sam请“闲”讲了中国女同志发展史，导演过《阴道独白》话剧的王翀讲了他是如何获得那 部话剧的官方授权，并介绍了美国一人一剧场形式的话剧，一位男同性恋组织的负责人讲了同性恋文学，一位在Les+工作的元老简单介绍了如何做口述史……
所有的培训都是实用而有针对性的，都将是进入Les+工作时需要了解、应该掌握的。Sam和Gogo希望，刚加入的志愿者们能尽可能地掌握更多的东西，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她们五年才走完的路。
“在阳光下骄傲地走”
Sam至今还记得，她去找Gogo的那天，乌云密布，灰蒙蒙的天像极了一幅水彩画。她孤零零地在天幕下走，心里总有什么在涌动。她对Gogo说，一 起做本同性恋杂志吧，她负责内容，Gogo负责设计。她知道 Gogo早就有做这样一本杂志的想法，这样就可以在每个无聊的夜晚干点有意思的事情。
一个月后，杂志做出来了，取名Les+。“Les+”是英文女同性恋的简写，“+”号可以理解为家园，又可理解为女同性恋外的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 Gogo最后为Les+设计的版式是A3纸折成九宫格，印刷只用了品红和黑色两种颜色，独特而有寓意。对于很多女同志而言，很多人不太能面对自己的同性恋 身份。但这本杂志设计很醒目，在公众场合打开它，自然会打破一种隐秘的状态，使得女同志们不得不面对自己。
2005年12月，第一期Les+出版，刊首语是“牵着你的手，在阳光下骄傲地走”。杂志内容不多，一篇是Sam自己写的书评，几个同性恋的基本名 词解释，一篇人物稿。最重要的主题故事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让每个人来讲讲她们是怎么看待快乐的，取名“很坦然，很Happy”。
当时，Sam和Gogo都经历着一份感情，办杂志很大部分是为了自己的女友。Sam那时候的女朋友叫一一，她出生在一个小城市，那里许多人不知道有 同性恋这回事儿，父母更不会接受自己的女儿是同性恋。即便两人感情再深，最终也会找个男人嫁掉。Sam总是想，一定要做个东西出来广泛传播，让人们都知道 同性恋的存在。“恨不得弄一架直升飞机，在她们家小区的周围和她父母走过的路上，统统都撒上！”
Gogo的女朋友叫雪飞，两人在一起十五年，但是雪飞依然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她也不喜欢Gogo的其他同性恋朋友，觉得她们在一起也就是吃喝玩乐，不靠谱，她总有一天还是会选择嫁人。
Sam和Gogo的遭遇几乎是那个时期甚至现在很多拉拉面临的困境：少年时发现自己的特殊之处，躁动、惶恐又困惑，自我身份认同伴随着很大的苦闷；开始恋爱后，反而会出现太多的不安全感、负罪感和稍纵即逝的无奈。
2000年初，若干“同志”网站出现，“同志们”借助网站、聊天室慢慢聚集起来，在论坛上分享感受。Sam在2005年发现了一个叫“深秋小屋”的 网站，她就是在那儿认识Gogo的。Sam看到Gogo贴子里的一句话：我要把我的体液涂满长安街的每一盏街灯。她想，我一定要认识这个人。
两个人都以为对方是“美P”，约好了在长安街见面。冬天的街道清冷无人，见面后两人都大失所望，尽管Gogo身材高挑，眉眼清秀，但她们都是“小 T”。艳遇泡汤，但几年之后她们却成了杂志的搭档。她们都慢慢厌倦了网上的苦情故事、悲情气氛，希望创造不一样的氛围，让女朋友、这个群体看到希望和可能 性。
群体性困惑
第一期Les+印出来，一一和雪飞比Sam和Gogo还激动，她们很快成为Les+的骨干，一个管财务，一个管网站。燃烧的气氛感染了更多的人，大头、蛋挞、小黑、手绢……十几个人加入进来，这些人后来都成了Les+的核心成员。
Sam总是念叨着做第二期，她不停联系各种人，问能不能一起合作。听说从美国回来做同志组织的“闲”后，Sam就冲到她经常出现的拉拉沙龙找她，“闲”很爽快地答应了帮着做Les+的发行，而且想办法解决Les+的印刷费用。
Sam身体里掩藏着某种明亮和热力，蒸腾着打破平庸的生活。之后六年的杂志，大半的主题都是由她策划出来，每次冒出一个新想法，她就把所有人召集起来，折腾得不可开交。
刚开始，Les+集中关心比较基本的话题，比如同性恋身份认同，TP的划分，如何向父母朋友出柜等等，当然也会做拉拉名人。更深入一些的专题，都来源自Sam的个人困惑。Sam在那个阶段对什么感兴趣或感到迷惑，她都会去尝试寻找答案。
让Sam自己觉得非常开心的一期，叫做“闻香识娘T”。
TP划分实质上是女同性恋自身认知及角色扮演的一种标准。所谓的T，即英文Tomboy的缩写，原意是“男子气的女人”，一般上指两人关系中扮演男 性角色的一方。而P往往就是指更女性化、喜欢穿裙子的一方。在西方一些国家，对TP的划分不那么明显，反而在中国，TP划分成了独特的亚文化。
Sam自己其实一直不大有这种TP概念， 觉得太标签化了。她觉得，自己是个娘T，因为自己并不像男生，不阳刚，还很愿意和伴侣撒娇。“我自己认同是女性，我的行为方式都可以很女性。”专题做出来，娘T这个概念被到处引用，很多人都自认为是娘T。
去年，Sam投入精力比较大的一期是以“形式婚姻”（为敷衍父母而假结婚）为主题。形式婚姻是亚洲同性恋世界比较独特的现象。孝道为先，父母压力不 可避免，所以很多人才会被动假结婚。Sam感觉到，周围这个事情越来越多，Sam觉得她们每个个体都非常勇敢，也非常辛苦。一个女孩的话让她印象极其深 刻。她说这个“形婚”，必须把它当成一个事业，一定要想清楚。因为你的谎永远要连着下一个谎，整个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而且你不能让它有任何漏洞。
Sam在那期Les+里做了各种形态的形式婚姻，内容中也有一些实用性的，比如行婚公约，甚至在律师帮助下做的法律认同的合同样本，有点像实用手册。让那些想采用形式婚姻的拉拉，看完后清楚了解自己能不能承担这一切。
所有Sam选择的这些主题，其实也是女同性恋群体普遍关注的话题，是群体性困惑。同性恋群体共同的困惑不断出现，选题也就生生不息。
农村拉拉们
Les+有个部分专门做口述史，一个生长在山区的拉拉“断弦”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发在Les+2008年第五期上，稿子的题目叫《我决不会向现实低 头》。她没有文凭，也不会写字。在餐馆打工，遇到了自己第一个女朋友。她和女朋友在一起三年，家里催她女朋友结婚，两个人就双双割腕自杀。她被人救过来， 女朋友却死了。她非常后悔，说如果以后再有女朋友，绝不会让任何人有权力去反对。
稿子登出来，很多人为之动容，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拉拉，跟着感受到疼痛，也感受到鼓舞。
现在大城市里的拉拉有朋友，有圈子，可以去同性恋酒吧，可以很方便找到同性恋电影的DVD。很多人能受到良好教育，经历不同的人生。而更多的在小城 镇、偏远地区的拉拉，没有那么多的途径机会遇到其他的拉拉，接触到更多的关于同性恋的知识和信息。看到Les+这样的杂志是获取一些积极信息的重要途径。
Les+创办第二年，做读者回馈的时候，有个云南大山里的孩子给她们回馈。她自己是个拉拉，从邮局邮购Les+后，拿着杂志去给爸爸看，说：“你看 你看，这个是北京的杂志，里面讲到了好多这样的人。”借着这个方式，她向自己的家人出柜，她爸爸看了杂志，也就接受了。在接下来一期的Les+杂志，卷首 语如此写道：
同志组织者光是点燃城市的烽火就够忙了，还无暇顾及农村。但反观中国现代发展进程，农村一直是被牺牲、被剥夺的地方，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同志寻求自身权益的时候，不应该再一次遗忘农村的姐妹了。农村拉拉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到她们，怎样才可以帮助她们？
实际上，Les+作为同志运动中承担建构同性恋文化功用的部分，她的影响已经远远不限于城市，很多小城镇、偏远地区的拉拉都可以通过邮局邮购这个杂志，能看到它，对她们已经是一种帮助。
群体共生物
Les+出版五年多，早就不再是Sam和Gogo两个人的杂志。编辑、设计、财务、发行、网站，一本杂志应该有的Les+都有。从一大张纸，变成三 十六开本，非全彩印刷变成五十开全彩印刷，又到八十开，几经扩刊，印刷数量也近四千册。从最初的全免费发放，逐渐发展到在发行点、淘宝义卖，全国二十几个 城市都有代卖点。
和普通杂志不同的是，所有为它工作的人都没有报酬，约稿或者出去采访的人最多报销打车钱，所有人都在凭着激情做事，义卖所得解决了印刷费用的四分之三，剩下的靠基金会项目赞助。
从激情开始，幼稚的杂志自发生长，变成群体杂志，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开始熟知同志运动、多元文化等各种概念，开始看理论书籍、尝试做口述历史，翻译国外资料，请港台、欧美同性恋组织的人做讲座，尝试各种可能性。
在初创期，Les+做了一期骄傲月的封面，所有人用一整天的时间，一本一本在封面上手绘块状彩虹（彩虹是同性恋的代表和标志）。对于同志权益的倡导，让大家兴奋不已，所谓运动，就是这种兴奋的不断繁衍。
对于拉拉文化的构建，甚至突破了杂志本身，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做艺术展、独立影像放映。2010年1月，Les+制作的话剧《欢忧塔》在北京朝阳9剧 场公演，这是中国第一部女同性恋话剧。在那之前，2009年Les+就已经干了一个开全国先河的活动，Gogo牵头办了“别·性”酷儿艺术展，在北京宋庄 举行，那也是中国第一个公开举办的与同性恋相关的展览。去参观的前后有5000人，艺术展变成了社会活动。
Les+是从个人感情开始的杂志，到后来慢慢做成了同志运动的一个部分，成为群体的共生物，这可能是Sam和Gogo开始完全想不到的。但随着对社 区文化构建的需求加大，问题也随之出现。所有为Les+工作的人都是兼职，以志愿者形式组建起来的杂志有不稳定性。每个核心成员的事业发展也都到了关键 期，Les+的活动又越做越多，大家都觉得分身无术。
Sam自己在做Les+的时候接触了更多的人、更多的事，视野更开阔，但是她也希望有更大的突破，想去国外学一些女性主义的理论知识，看看国外的经 验是什么。这其实是很多同志组织里出现的特点。“同语”、Les+很多团体的志愿者，在接触过美国、欧洲一些同性恋组织后，自己出去留学。这对于杂志似乎 是损失，但对于群体来讲，是另外一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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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 _ 蒋明倬 北京报道
“并非所有人，都有幸生活在平等的社会。
在一些国家，同性恋者辛苦隐瞒，却仍然招来杀身之祸。
在很多地方，同志笼罩着他人歧视和自我否定的双重阴影。
恐同是无声却阴险的疾病，它让人盲目、狭隘、冷漠、残忍，它的侵袭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族群。
然而，同性之爱古今一贯、寰球有之，它和人类所有的真情实感一样，寻常而自然。
让我们拒绝偏见和敌意，共建对话与和谐。
让我们走出阴影，泰然地拥抱生活，真诚地面对彼此。
国际不再恐同日，关乎我们每个人。”
进入5月，“同语”的网站上最醒目的位置上打出了为“5·17国际不再恐同日”的宣传，上述激昂文字，来自于这个网站。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小说、电影，甚至身边的朋友知道了同性恋这个群体的存在，但她们似乎离普通人的视线过于遥远。观望这个群体，也犹如隔岸观火，面 貌模糊。易于为普通人辨识的同性恋，往往是外貌、举止不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人，很多人更无法接受，觉得他们“变态”、“恶心”、“奇怪”……这种仇恨、轻 蔑、敌视和排斥，形成了同性恋恐惧。
根据学者的统计，同性恋群体占社会总人口比例的4%左右，虽然依然是极少数，但也具有相当的规模。了解、尊重、宽容、给与少数族群以权益保障和社会 活动空间，是一个民主社会基本的条件。在中国，这个群体的利益一直被大多数人忽视，同性恋情感不被尊重，李银河教授提出为同性婚姻立法提案多年无果。
闲（文内采访者均为网名）创办的“同语”，6年来一直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希望能在不同的人群中寻找共同语言，让更多的人了解同性恋，消除对他们的歧视，改善社会处境，争取基本的权益。
从自我认同开始
闲在2004年9月回了国。 她干了一件让拉拉小圈子里的人也觉得奇怪的事情。她既没像别的海归一样在外企找份体面的工作，也没开始自己做生意。她压根就不工作，要组建一个女同性恋组织，准备搞同志运动了。
其实很难把闲和“运动”这么政治的词搭上边，理科青年知识分子模样，戴个小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不激进，总是很理性，爱交朋友，但也不是看谁都自来 熟的社交狂人，做点什么事情都思来想去，爱文学、电影什么的，但也没文艺青年的那个疯狂劲儿，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从前根本不关心什么政治，1990年代 上街发个支持同性恋的传单，她女朋友去了，她没去。
闲在考察了几个月以后，2005年1月创办了“同语”，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公益民间组织，致力于中国的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支持、组织与权益倡导。
闲计划用两年做社区建设，然后做公众倡导。她接触了很多拉拉，想找更多的人一起做这个事情。但发现，她们都对女同志运动没什么概念，有人确实想做活 动，但都是从商业的角度，类似做个会所、酒吧之类的可以赚钱的。那时，中国的女同志组织处于真空状态，没有一个组织存在，以前有过的“姐妹”小组2000 年解散了。
就在那时，闲遇到了安可。她们一起做“北京拉拉沙龙”。每周末，闲会在咖啡馆，组织拉拉们来聊天。
闲和安可是沙龙的两个主持人，每次她们自己来挑选谈论的话题。大量的时间用在谈论怎么“看待自己”上，什么是同性恋，TP划分，如何出柜（表明自己同性恋身份），已婚的拉拉如何维系和家庭的关系。闲还逐渐安排了一些和同志运动、权益方面的讨论，请专家来谈。
最初来沙龙的人，都非常拘谨。尤其是一些年长的、已婚的拉拉。有个人戴着墨镜、戴着帽子，把自己都捂着严严实实的，装作是普通的客人，在门口转悠。第二周又来才敢进门。
闲觉得，同性恋群体，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很多同性恋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觉得同性恋和异性恋不一样。害怕被歧视，伪装“正常”的生活，成为他们痛苦的根源。
闲自己就经历过这种痛苦挣扎。她大学时就喜欢过一个女孩子，但那时同性恋被看成精神病。于是，她对于自己的身份充满怀疑，对同性恋充满恐惧。很多人 即使有了同性性行为和同性爱人，都不会说自己是同性恋。闲到了美国留学以后，接触了同性恋NGO组织，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才完成了自我认同。
而所谓的社区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帮助他人自我认同。沙龙是很好的一种模式，比较放松的聊天，让很多人不再觉得孤独，也像是一个互助小组，让女同志们互相扶持。
做拉拉沙龙的时候，每年都要做上百场，闲也借此大量接触了拉拉人群。
闲更关注大龄一些的，如35岁以上的拉拉，她们中很多都是已婚的。成长的年代，社会环境的压力，让她们几乎必须结婚。只要你不结婚，别人就觉得这人 是个怪物，是个活人就得结婚。后来有些人离婚了，她们想找个伴儿；也有人没有离婚，家庭也很稳定，孩子都很大了，也很难离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但也 会去参加活动，她们觉得那是“自己人”的环境，会很舒服，起码会有人跟她们分享共同的痛苦。
在十年以前，拉拉沙龙尚未创立，这些同性恋者就生活在这个国家里，但是她们并不知道其他拉拉的存在。闲的一个朋友，1996年跟一个登山队要去登珠 穆朗玛峰，另外一个朋友打电话给她说，赶紧回来，北京有个大型拉拉聚会，有8个人！本来要登山的人立刻撤回，实在没见过那么多拉拉。
拉拉集中营
做了两年沙龙，闲觉得，光北京做得好，不够。应该连接各地的女同志，通过她们在当地成立类似的小组。那两年，各地都陆续有女同性恋小组建立起来，但是经验不足，不知道怎么开展活动。闲就有了做拉拉集中营的想法。
2007年7月，“同语”在珠海组织了一个培训，请来台湾、香港、美国的一些女同志活动家，介绍一些经验、技巧。比如怎么开始建设一个小组，发动自 愿者，如何筹划做大型活动，还有一些NGO的基本技巧，和一些理念的培训，比如同志运动到底应该是什么诉求，国内同志运动是什么样的状况，大陆、台湾、香 港各地的同志又是什么样的状况。
活动点燃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原计划只能有24个来自大陆的拉拉志愿者参加，后来来了56个，报名的更多，有100人，很多人甚至愿意自费参与。
给参与者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听人家讲经验，直接听傻掉。”台湾的拉拉讲台湾同志游行有上万人，马英九那时候是市长，作为嘉宾也参与了游行。美国的嘉宾又讲她们如何给拉拉组织募款，“不要不好意思，正视她们的眼睛，同性恋纳了税，不低人一头！”
参与过培训的大头和Sam至今都觉得那是非常耳目一新的经历，整个氛围只能用化学反应来描述，所有人都在特别兴奋的状态之中。视野一下就被打开了。她们忽然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有这么多可能性。
有人玩笑说，那是第一次在除了夜店以外，第一个场所里见到那么多女同志！这些人都年轻、有朝气，愿意为自己的权利去努力做一些事情。
而多年以前，闲就是被一次美国的拉拉活动感染，才热衷于做同性恋运动的。
她在美国的那些年，看到美国的同性恋组织，也参加过一些华人同性恋的小型聚会，甚至还为“华人性别研究中心”工作过，但都还没有真正参与到同性恋运动中，还是个“旁观者”。
有一年的6月，她被一个台湾朋友小潘拉去参加纽约同性恋大游行。此类游行每年都有，举块牌子，协商自己的群体诉求，每个族裔的女同性恋都会组成自己 的队伍。华人社区在美国一向保守，之前从来没在游行中出现过。小潘拉着闲组织了一个，打出我们是华人的拉拉口号，中文叫“拉拉队”。有一些她们不认识的华 人，也是ABC，看到小队伍，就加入过来。
那个活动，让闲发现，原来这个运动，看是一回事，走在队伍里面，作为一个参与者，非常不一样，“会有身体力行，完全成为一个主题的感觉”，主观能动性焕发，特愿意为群体做点什么。
拉拉营的作用，跟闲参与的游行一样，参与者的热情被彻底激发。
2008年，拉拉营再次举办，在北京、鞍山、成都、昆明、上海五个城市分别举行，由当地的同性恋组织分别承办，选择议题也更多元、深入，从历史到法 律普及，从运动到心理支持，探讨形式婚姻的可能性，各地皆有独创。在成都培训中，营员橙子的妈妈忽然到场，表达对女儿支持，令参与者大受感动。
也是在那一年，各地的小组建立了一个联合机制，成立了“华人拉拉联盟”，还制定了章程，联盟委员会和秘书处。规定联盟委员选举产生，两年一届。为了保证公平性，老的拉拉营成员，都作为顾问，“把联盟开发给新人”，闲也进了顾问的名单。
台湾女权运动研究者何春蕤曾经说过，到底什么叫社会运动，不是提纲里，宣言中讲的一个什么目标，最重要的是参与主体自身发生的改变。
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才有机会更多的人发生改变。
走向公众
2008年之后，“同语”的方向转向了对外联络和公众倡导，这比闲当年的计划晚了一年。
拉拉沙龙由安可坚持做，les+杂志承担了拉拉文化建设的功能，各地的小组也建立起来，女同志社会的框架也已经基本形成。社会气氛也和以前大不相同。
闲发现，后一些年轻的拉拉，尤其是大城市里，平均年龄二十几岁，“觉得自己挺好的，根本就没身份困惑”，直接就进入公众教育和倡导阶段，而且她们呈现出的创造力惊人，非常吸引人。自我生长就可以，根本不需要特殊扶持。
选取合适的途径，让更广大的人群知道同性恋群体的存在，并以平等、尊重、宽容的心态接纳她们，成为更重要的问题。
2008年2月14日，“同语”参与组织了4对男女同性恋在北京前门拍摄婚纱照的活动，被媒体广泛报道。2009年5月17日，“同语”又组织了 “517国际不再恐同日”自行车骑游的活动，在北京高校中宣传“国际不再恐同日”和同志相关议题，向学校学生、老师发放同性恋基本常识。
每个同性恋者都会在是否向父母、朋友出柜上挣扎很久。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了解少，误解多，明显歧视。了解得越少，社会认知程度越低，出 柜的难度也就越大。“同语”最几年做过一个同性恋家庭暴力调查，被访人群面对家庭暴力境况占了50%。不但感情上不被理解，出柜很可能遭遇身体摧残。
闲自己在出国之前，向父母出柜。说是出柜，其实是被父母发现。因为她想多看一些和女同志有关系的资料，国内又没有，她就写信给国外女同志文学研究期 刊索要资料，带回家躲在屋子里看，尽管是英文资料，还是被父亲发现，她父亲英文很好，怀疑她的倾向，特意去找了国内研究同性恋的专家李银河、张北川的书 籍，看过了找她谈话，他还是不能接受这个群体。闲就明白，她不能被接纳不单是父母的原因，是社会的原因，必须做些工作改变社会的情况。
十几年过去了，同性恋群体办影展、艺术展还是处于半地下状态。2009年Les+月刊发起的《别·性艺术展》在宋庄进行，临开展，宋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以“同性恋主题不宜公开”阻挠，要求关闭影展。
同语是活动的协办方，闲出面和对方交涉，列举了中国同志社会和政府部门的一些合作，和国内主流媒体对同性恋的正面报道案例，说明展览的正当性。但警 察最后在开展时，仍然出现在现场，要求关闭展览。闲请他们观看展览。撤掉几幅有争议性作品后，艺术展得以进行。那次展览成为中国第一次公开展出的女同性恋 艺术展。而此前的十年间，若干次同性恋电影节、艺术展被阻挠、强制关闭。
闲觉得，同性恋组织的定位，就应该是一个反歧视的组织。
她现在接触比较多的，是一些反歧视的维权组织，也有妇女组织。很民间的NGO、官方的妇联，她都去联络。几年下来，她体会到，无论是NGO还是政府，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态度，还是有变化。尽管很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