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的作者、独立摄影师王久良

这些在建的高楼（东坝），是北京市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居住区，它们距离高安屯垃圾填埋场只有1.2公里，（直线）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16公里……在未来三年内，北京市所有这些大型垃圾填埋场，都将被填满。

在新北京光鲜外表的背后，在紧邻城市却不为人知的边缘，十几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拾荒者，分解着这座城市的排泄物……他们用从垃圾中捡来的材料建造房屋，在这里居住，在这里生活，他们靠着垃圾场生存，他们在垃圾场上构建自己生活的梦想。（下图）

《垃圾围城》纪录片

南都周刊记者_李岩 发自北京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69.89，69.89，69.89。

过完年回来，王久良对着电脑一日三查网上银行，数字总是不变,赖以生存的稿费迟迟不来。

4月3日，当他以导演身份站在北京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出席纪录片《垃圾围城》首映式时，怀里掏出的手机是一百多块的诺基亚。1.36英寸的黑白屏终于在这天下午蹦出一条信息，他早先卖出的照片，4000多块款项已到账。

这让他能够稍松口气，在放映结束后去面对闻讯而来的40多家媒体。

王久良把这场放映定性为“内部交流”，也就约了些热衷纪录片的朋友和相熟的记者，但太多的不速之客让他不得不临时加映一场。

他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制片、统筹、剪辑、文案、旁白及部分摄像。在一家代理公司的推动下，《垃圾围城》已经入选戛纳电影节的放映单元和马赛电影节的竞赛单元。

但到目前为止，他从纪录片获得的收益为零。

南下领奖

望不到边的陈腐垃圾几乎把水塘变异，居然引来菜农，从水底掏出一截截黑色的藕段。人吃藕，羊喝水，水浇菜，人又吃羊吃菜。

这里是北京。同一片水畔，有人亲子，有人婚纱，有人烧烤。

自由摄影师王久良从2008年10月开始记录这些荒诞的镜头，在北京周边行驶1.5万余公里，踏访了近500座围成一个大圈的垃圾场，以万张图片和数十小时的视频，讲述一座城市的生化危机。

他用其中17张图片，在2009年12月的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上，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

这个在摄影界很有分量的奖项，引爆了《垃圾围城》作品在大众媒体上的广泛传播。他成了“著名垃圾摄影师”。

其实没多少人知道连州，也没有多少人能察悟出一个反映北京垃圾问题的摄影作品，最终选择这座小城做首场展览的个中缘由。

连州摄影展组委会将《垃圾围城》视为意外之喜，预期中这组片子的社会价值，让他们决定划给摄影师最大的展场。“当然，也有出于脱开地缘关系的考虑。毕竟拍的是北京，第一次公开，能不能在这里顺利展出，策展人也很担心。”

越来越多的媒体采访，以及伴随文章必然选登的垃圾场图片，一定程度上为这组作品打开了绿灯。半年后，《垃圾围城》顺利移师北京宋庄美术馆。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率70多名政协委员参观了展览，要求下发作品画册至各区委。

现在，王久良的电脑桌上放着高高一沓名片，都是打过交道的各路记者。但其中北京市属媒体对王久良的零星访谈，最终还是没能见报见刊。

他抽出一沓名片拿在手里把玩，用“可以理解”的语调讲着这事，脸上绽出“你懂的”微笑。

从所住小区的垃圾箱出发，王久良跟着人力三轮车和大型垃圾搬运车，一路追踪至北京郊外的垃圾倾倒场，或合法或非法。这一方面是他作品的剧情线索，另一方面，不跟着垃圾车他也无法找到垃圾场的准确位置。

“垃圾处理属于市政项目，而市政项目于情于理，都应该向老百姓公开的，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但我们的垃圾到底在哪里？北京交通图上是没有一座垃圾场的，那地方都是空着，没有任何标注。”

几年来对垃圾场的拍摄，王久良没有从任何部门获得过许可，过程中的艰难和危险可以想见。他用最笨的方法把北京近郊的垃圾场找到，标注，统计。“不管这是谁的工作吧，肯定是垃圾治理的第一项工作，你都不知道有多少垃圾场，不知道垃圾场在哪里，你怎么开展治理？”

2010年3月，北京市市政管委约见王久良，正式谈话前，双方就王久良是否可以用DV记录整个过程出现分歧。你来我往两个小时，还是不欢而散。

王久良坚持在人家办公室里拍摄的理由有二：我是一个记录者，你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和态度，是我需要的；另外，为避免外界认为我在你们这里作出妥协，我得留个资料。

“他们很敏感，我也很郁闷。我是作为一个民间力量来给你们的工作提供协助，结果你们脸上不好看。别人揭我的短，我肯定也不好看，但是如果大家正视这个问题的话，本来是可以把坏事变好事的。”

离开市政管委前，王久良留意到办公桌上堆了不少媒体对他的报道。他后来辗转听说，有记者就垃圾处理问题找到市政管委，负责人回应，你们如果还要采访王久良，那我们就不接受采访。

但是，北京市政府毕竟已下文，在未来5至7年内治理完所有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在2015年前，将直接投资100亿元，用于新改建垃圾处理设施40余座。

个人创作的收益，不是一定要用作者网银账户的变化来表现。

身份之困

《垃圾围城》的首映吸引了近300名观众，这也是这部纪录片目前为止的总“票房”。

若从“内部交流”转为“公映”，影片便可获得更大范围的有效传播，但前提是通过电影审查。在这之前，导演自己印制DVD出去散播，那叫非法出版物。

固然题材敏感，但王久良对《垃圾围城》送审成功，还是抱有不小希望。“目前没有感到阻力，”如果遇上剪刀手，“那只要别太过分”。

《垃圾围城》的策展人鲍昆亦对影片发行态度乐观。“体制内和体制外现在都有联系王久良，你指望官方给你宣传不可能，照片被他们拿走做宣传我们觉得已经不错了，剩下的我们自己做吧。”

为配合今年6月5日“国际环保日”的宣传活动，环保部直属部门正和王久良商讨《垃圾围城》的全国巡展。这对于寻求正规发行渠道的王久良也许是个不错的突破口。

“不用把审查制度看成洪水猛兽。”王久良说，“你拍一些敏感题材，出发点是解决国内的问题，而不是去国外拿奖。说真的如果《垃圾围城》从一开始就被封杀，我也一定有办法让别人看到的。”

仔细看的话，《垃圾围城》的不同段落，画面质感并不统一。这个导演还没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摄影机。这部83分钟的影片由东拼西凑来的索尼、松下、佳能三台摄影机共同完成。因为没钱没机器，王久良的拍摄进度一度停摆三个月，连吃饭都困难。

鲍昆来看王久良，有时候也塞下千儿八百，每一个信封王久良现在都留着。

从连州带回的奖金是10000元整，没有多厚，捆着个封条。回到北京家中时，王久良兜里只剩几十块钱，他愣是没把奖金拆封，然后拿给妻子看，“就图这一个完整的效果”。

声名渐起。有媒体抛来绣球，给王久良一个摄影记者的职位，约好上午8点面谈。

王久良竟一夜未眠，早上6点，咬牙给伯乐发了条短信，说不去了。这件事，他前后反反复复考虑了半个月，就是怕工作一忙，没时间再跑去搞个人创作。

妻子很不满，孩子刚出生，已容不得这么朝不保夕的日子。

到现在，王久良也不知道自己做对了没有。“搞创作，但凡能走下去，还是想尽量多走两步。但有时候也后悔没去，毕竟在媒体里能获取很多信息，积累的过程中，你会把世界看得更明白。”

更关键一点是，好歹有了个身份。“你去垃圾场，刚好管事的在，人家首先问你小子要干吗，一句话就把你噎得死死的，你怎么跟人家讲，常常都说服不了自己站在拍摄者面前。我可能要为这个身份一直纠结到最后。”

超级市场

眼看薄雾散去，荒地上是相当完美的一片阴天。

站在垃圾堆中，王久良最喜欢这样的天气。不刺眼，无阴影，灰色调，一切肮脏暴露无遗。

这个中国传媒大学摄影专业的毕业生曾经也给时尚杂志拍片，精心布灯，耐心后期；也因为个人兴趣，做过一段时间的观念摄影，主题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鬼神信仰。

但有天就像被通了电，一下子觉得，我拍的东西跟社会现实到底有什么关系。他找鲍昆请教，鲍昆一听，“哎，小子有门了！”

现在，说北京哪儿新开了楼盘准备出手，王久良马上就能告诉你最近的垃圾场在哪里，相隔多远，什么风向。

他还是京郊最便宜的旅馆向导。以前拍片来不及天天回家，他在外面住出了经验，专找物流车场，给长途司机准备的小店只要30一晚，标间。

至于上厕所，在野外就随地了。就算是垃圾堆，也总有背风、朝阳、温暖的地方。“这是绿肥，在以前可是很珍贵的。”往上数二三十年，哪里都有人进城掏粪便沤肥。如今农业萎缩，北京市郊的农民，仅仅身份上是农民而已。加上化肥大量使用，宝贝就这么成了真正的垃圾。

有环保组织声援王久良，但他不喜欢其中个别极端的家伙。和他们坐下来聊，最后的结论就是只有禁欲主义者才是环保的。“你不要脱离人性谈环保，一讲环保就把自己放在道德制高点，这才让我恶心。”

王久良的普通话不很标准，影片的旁白曾找传媒大学播音系的师弟帮忙，那个字正腔圆，听得他浑身别扭。“就觉得跟整个片子不搭界，这东西别人真代替不了你。”反复录6次后，最终版是王久良在卫生间里自己录制的山东普通话。

他当下的新创作是《垃圾围城》的延伸，不追究垃圾处理，而探寻垃圾来源，是怎样的消费观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超级市场。

他搜集到10万双拖鞋，来自北京饭店和飞机头等舱，白茫茫一大片浮在无名的池塘里。

还有一段从垃圾堆里刨出的电影胶片堪称意外之喜。里面是高档手机、汽车和奢侈品的广告。胶片极力表达完美世界，最后落得这个下场。

“我复制出来，胶片上粘着垃圾直接播放，你会发现一段非常肮脏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