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初中毕业，69届是“一片红”，全部去外地，一个不能少。我选择去国家没有分配的兰考，母亲无论如何不同意，那地方太苦。是父亲说服母 亲，还是让我去“学焦裕禄”吧，多吃点苦，也许能成人。临到火车站送别，他自己想想也流泪。父亲十来岁从乡下到上海谋生，受够歧视，自学成人，终于站住 脚，想不到儿子到了这个年龄，竟还是离开上海下乡当农民？其实我当时的动机也有两重性，既仰慕那里有一个高中生组成的集体户，很正统，好读书，同吃、同 住、同劳动，远离小市民趣味，那样的集体生活吸引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有点“高大上”；同时也是为了远离本校本届同龄人，他们都知道我写过反动标语，指指 戳戳，到哪儿都要背着这个包袱。小市民趣味总是与政治压力交织在一起的，一走了之，耳根清净。
十五年后从北方回上海，不回来想回来，一回来却发现有隔阂。语言是相通的，饮食是想念的，连空气之湿润也是倍感亲切的，唯有心理不通，如换血型一般 难受。隔阂就是十五年前那一步造成，人一生是否有过远行，尤其是从上海这种小市民大城市出走，对后半生影响甚巨。我不能不感谢父亲，尽管他没有想到我现在 说的这些，但当年他同意我远行，关键一步没有拦阻，还助推一把，是他这一生对我最大的帮助。
农村那几年，父亲就当我还在身边，按我在校时的零用钱标准，每月一元，夹在信里寄，居然没有寄丢过一次。当时我那个生产队工分值处于历史最低谷，干 一天四分钱，而且要到年底决算才能到手，父亲每月夹寄这一元解决我大问题：盐、邮票、晚上看书用的灯油，就靠这一元钱支撑过来。为写这篇回忆，我让妻子找 出当年记的一个小账本，那时她与我一个集体户。也亏得她记那么仔细，今天看看都觉得难以置信，也是以“分”计：油票8分，灯油1角2分，盐1角5分，偶有 10元以上“大钞”，那是临到冬闲回沪，父亲寄来的路费。有一笔10元零2角，竟然是我叔叔所寄，2角小票是我当时刚进小学的弟弟，说他也参加对我的支 援！与此同时，父亲还按月给我寄“学习与批判”“朝霞”“数理化自学丛书”以及我要的其他书籍，所费不吝。
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一年比一年紧。父亲参加上海市干部慰问团，去江西井冈山慰问那里的知青，轮到他“上山下乡”了，抽烟从“大前门”到“飞 马”，再到粗劣不堪的“阿尔巴尼亚”，一降再降。母亲在沪拉扯三个弟妹，节衣缩食，艰难度日。父亲、长兄两个顶门柱依靠不上，小妹妹学费不能按时交，在学 校里受老师的白眼。妹妹后来是当笑话说，为兄者闻之黯然。原来在我离家后，父亲一心供我自学，竟然连妹妹的学费都不能按时交？这在我们家是从来没有过的。 身为长子，不能不感到愧疚。前年她女儿出国留学，我坚持要赞助学费。两个大人一谦让，小姑娘在一边疑惑起来：“大娘舅，你这是何苦呢？”我只能笼而统之 说：“我欠你妈妈的，你还小，不懂。”
1972年招工进厂，零用钱不必寄了，但父亲还是按月给我寄上海出的书刊杂志，以致我周围的工友、干部都羡慕，到时候就找我借阅。后来那位老崔书记 出差去上海，与父亲谈得来，还成了朋友。1978年我开始报考同等学力研究生，父亲成了我搜集自学资料的后方，无论要什么书，挖空心思也要找来，有求必 应。有一次在福州路旧书店看到有人要出手文革前本科历史教材，是我需要的，他居然跟着这人走，盯着要，一直跟到这人家门口，以高于书店收购价买下。我那几 年也背运，三年考四次，每一次都发生事故或故事，最后一次愤懑之极，掷笔废卷，不想再考。父亲给我写了一个小条屏，让我立在书桌上：“生当作人杰，死亦为 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激励我再考，抓紧时日，连过年也不必回来。
（《1978年·夏夜》，油画，程丛林作）
我是“不过江东”了，但弟妹告诉我，那些年父亲每到年三十就不高兴，为一点小茬口就发脾气。家人知道为什么，屏息敛气，陪着小心过年。最后一次考 上，按父亲约定什么都不必说，接到录取通知时，发七字电文即可：“捷报归来当纸钱。”他还真拿着那张电报纸，到爷爷遗像前点燃，算是还了心愿。直到这时 候，我对父亲的“文人字画”“文人情志”才有了一点理解。（注7）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回沪，一开始是在军队院校任教。那年春节，父亲工作单位突然送来一份拥军优属的蛋糕与春联，我开门一愣，一时还适应不了自己 身份的变化，待明白，转过身拿父亲取笑：“你已到了这把年纪，怎么回过头去成了军属？”但他比我看重这一身份，80年代军界风气尚好，我也认同那一年代， 业务努力升职较快，父亲更要我珍惜。星期天回家，饭桌上每有不当言论，他把筷子一放，开口就是：“你是军人，团级军官了，怎么能这样说！”
他这辈子最钦佩彭德怀为民请命，但到晚年开始怀念毛，而我始终同情胡耀邦，于是好不容易团聚，又起新的口角。他认为我是“知识分子偏见”，我认为他 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弄不懂这些洋名词，就说我“忘本”。对他伤害最深的是有一次争辩什么类型的干部好，什么类型的干部坏，我脱口而出：三十年来就 数宣传干部最坏，中国的事情全是他们在帮着撒谎，愚弄百姓！父亲气坏了，“砰”地一声，摔门就走。
事后懊恼，确实是我“忘”了“本”。忘记父亲本来就是宣传干部，芝麻绿豆大的官，搞了一辈子文宣，但如果不是他的文墨气熏染，我幼时怎么能从小市民 弄堂氛围中脱颖而出？现在披着一身老虎皮，还口无遮拦，妄议朝政，那不也是他的“本”，他的“基因”在作怪？还有一次是看央视国际新闻，非洲某国发生军事 政变，军人开枪打学生，这个国家的新闻发言人却说是学生和民众残害军人，并播出一些军人遇害的照片。父亲为之啧啧，说这还像什么话，怎么能这样对待军人？ 他以为我能领情，他在维护我军人身份的尊严，不料父子俩又争了起来。从不议论时政的母亲突然开口，抢白父亲：这是屁话！当兵的手里有枪，他不开枪，老百姓 怎么会围上去打他？平时看新闻父亲有文化懂政治，还懂一点国际知识，总是他给母亲讲解，这一次母亲突然开口，一语破的，让我称奇。看来母亲一辈子对父亲忠 心耿耿，却没有受父亲的职业熏染，还保留着一个自然人的本性，凭本性判断，比父亲的文化更容易接近本相？
我转业脱离军界，父亲猜到原因，很伤心，但从未道破。我在外面写的那些文章，也不对他说，早年是他担忧我，后来是我担忧他，再不想让他担惊受怕。其 实他一直在关注，背着我把每一篇文章都找来看，越看越担心，却也不点破。父子俩都识字，就在这一紧要处，心知肚明，互不说破。直到2005年他病重，我要 去台湾“中研院”讲学，此前行期已定，对方在等，不得已去医院告别。他在病榻上支起身子，突然说：“你那个自由主义，危险哪！”这就一下子破了题。闻言愕 然，不知说什么好。我无言以对，只能沉默。母亲此时则站回父亲的立场，念叨庞老师五十年前那封信，幽幽地说：“你就不能少说说吗？还要放毒啊？”
那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他是悬着心走的。说？还是不说？这到今天还是个问题。或如母亲言，即使说，也少说？庞老师走了，父亲走了，只剩母亲还悬着心，可怜天下父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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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父亲这种文人性格，后来还做成一件事，值得补注。80年代初，两岸民间交往解冻，他去苏州寒山寺游览，遇一台湾旅行团，遂有攀谈。父亲说： “我有一个舅舅在台湾，失散多年，也不知是否还在人世。”对方问姓甚名谁？父亲说出名字，一台胞惊呼：“哎呀，那不是我们街坊杨爸爸吗？天天见的啊。”父 亲喜出望外，弯下身，即在路边垫着膝盖草书一封，托他们带去。我们笑他一厢情愿，那是顺嘴人情，怎么可能带到？但父亲坚信老派人有老派人的诚信，寒山寺下 膝盖书，必能带到！还真给他说中了，杨老先生很快回信，父亲给奶奶念信，一开头竟是暌隔五十年的乡音称呼。听一声“三姐姐”，奶奶跌坐痛哭：“这么多年 了，你还活着啊？你是人还是鬼？”这才对我“痛说革命家史”，她也“隐瞒”了五十年。此前“杨爸爸”一直“潜伏”在父亲和我档案里，鬼影幢幢，害苦两代 人，就这样突然“还阳”，成活人，可以交往了。我97年初访台湾，即遵父命去探望。说起我们遭他们的罪，他们竟不陌生，也是“痛说革命家史”，然后还总 结：“一样的啊，我们那时也因为你们不受重用，也是有档案有记录，不敢说，不敢说啊。”原来我们也是他们的鬼？两岸一家亲，我们互为鬼！
2015年2月8日应《中国新闻周刊》春节专刊邀约而作。因故撤回，腾讯·大家全文首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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