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剑杰
1946年10月21日9时许，十二三名法警押着时人称之为“第三号大汉奸”的周佛海，乘一辆大型汽车，出现在了南京建邺路西段朝天宫大成殿的南京高等法院审判庭门口。周穿一件灰色平布长褂，戴眼镜，神情中看不出慌乱。
10时整，周在法警及宪兵的押解下，自旁听群众的间隙进入法庭，站到被告栏内，等待受审。这时人们注意到，周佛海扶在栏杆上的双手微微颤抖。
周是最后一个出庭受审的大汉奸，因此格外受公众关注。但舆论瞩目周案的原因，并不仅于此。一方面，当时民间舆论弥漫着“汉奸人人得而诛之”的愤恨。1946年1月3日，上海《文汇报》题为《周佛海怎么样了，我要为沦陷区同胞大哭》的读者来信，或能代表这种普遍存在的强烈情绪。文谓“像他（周佛海）那样的人，难道还要调查加罪证据？”并疾呼“如果周佛海不立即明正典刑，那么中国根本无汉奸，中国根本无叛逆。”
但周佛海为人乖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判断日本必败，于是在1942年初通过军统渠道向蒋介石表示悔改。蒋则以亲笔信回复，让其“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并承诺“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署名“知名不具”。尔后，周暗地里时有庇护军统特工、向国军递送情报之举。
因此，抗战结束后，陈公博等其他汪伪高层或逃遁或被捕，周佛海却由戴笠委任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协助维持上海秩序。而当1946年初陈璧君、陈公博等先后被捕入狱时，周仍只是被国民党方面软禁于白公馆中，除了不能出门及打电话外，饮食起居有专人伺候。
对比陈公博、褚民谊、缪斌、梅思平等汉奸陆续受审处决的结果，周佛海的处境优渥、迟迟未被起诉审判更令公众感到愤怒，6月13日，国民参政会也有人提议，请政府将周佛海等人交法院严办。
8月28日，《大公报》又以《周佛海、丁默邨怎样呢？》为题发表社论，质问国民政府究竟打算如何处置周佛海等人。
8月29日，司法部长谢冠生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周佛海等五人将由重庆解往南京审讯。9月中旬，军统出面，将周佛海、丁默邨等五人押往南京，送进了监狱。
庭外角力
周入狱后不久，南京最高检察院检察官陈绳祖就于1946年9月19日、21日、24日至26日连续对周佛海进行侦讯，10月2日向法院提交起诉书，指控周佛海“参与组织伪国民政府、滥发伪币资敌、签订卖国的中日基本条约、以汪伪特使身份出访满洲国，以及招募伪军、公卖鸦片、搜刮物资、奴化青年”等罪行，认为“无一而非祸国殃民之举”，指其触犯《惩治汉奸条例》。
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公开审理周佛海案，主审法官是时任立法委员的知名法学家、高等法院院长赵琛，推事葛之覃、金世鼎，主诉检察官陈绳祖，辩护律师章士钊、王善祥和杨喜麟，都是名动一时的民国法政精英。
对赵琛等法官来说，审判周佛海时面临的压力，远远大于不久前审判褚民谊、陈公博等其他几名大汉奸：一头是认为“汉奸人人得而诛之”、甚至可以不必调查证据、直接枪毙的极端公众情绪，在民间一呼百应。
另一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高层，许多周佛海旧日同事、朋友，如陈立夫、陈布雷、顾祝同等能量大到足以影响国策的党政军界要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希望法院能不判周佛海死刑。
两头压力，同时考验着法官们依程序审判、维护司法独立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操守，它们甚至直接在法官身上碰撞角力。
公 审之前，蒋介石约谈司法部长谢冠生，询问高等法院有无可能不判周佛海死刑，谢冠生委婉回答，周佛海一案目标太大，处理不善会引起更大的舆论怒火。蒋介石还 约见过承办此案的推事，得到的答复是，从案卷来看周佛海罪行应重于陈公博，若最终判决不是死刑，舆论一定哗然，认为陈公博死得冤枉（侯学宾《周佛海受审 记》）。
爱国还是卖国？
各方诉求在法庭外角力多时后，法庭内的控辩也终于开场。这是一场截然不同于庭外角力、纯粹司法程序层面的较量。
10月21日上午10时，庭审开始，依程序问过被告人姓名、年龄、籍贯等基本信息后，审判长赵琛开始切入正题：“国民政府曾公布惩治汉奸条例，你为何要参加伪组织？”（南京市档案馆《审判汪伪汉奸笔录》）
周佛海辩称，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觉得有搞和平运动的必要，但在现今看来已是错的。”并且，“依当时国际形势，我认为抗战不能得到胜利，我对抗战失去信心，宁愿牺牲自己，去参加和平运动。”
周 此前在狱中写的洋洋数千言自白书中，也承认参与组建汪记南京“国民政府”，但同时否认这是卖国行为，因为“不会影响抗战的阵营”，也不会“增加敌人的战斗 力”。理由是“一直到敌人投降止，有许多日人仍以为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是日本上了当。因此南京伪府的成立不但没有增加敌人的战斗力。倒反使敌人碍手碍 脚，不能畅所欲为。”
周还称：他在伪府担任许多伪职，但却是“空名”“都没有权责，既不能做恶，也不能做善。”且自己已于1942年向军统局自首，有戴笠的信件可以作证。
随后，审判长问及起诉书中指控的第二项罪行，即周佛海与日方签订卖国条约一事。周佛海说自己未参与详情。
“高、陶二人悔悟回渝，你为何还甘心附逆呢？”审判长指的是高宗武、陶希圣二人脱离汪伪阵营并公布所携汪伪卖国密约事。
周辩称高、陶二人与中央早有联络故得逃走，而他那时没有。
“高、陶发表文章，还说到你参加和平运动是很坚决的。”
周不答。
起诉书指控的第三项罪行，是周主导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滥发伪币，并颁布法令禁止人民持有法币一事。
庭审至此，参加旁听的军统人员赵毓麟回忆，这时周佛海忽然将置于面前的扩音机挪近了一些，目的在使听众对他的供词听得更清楚些。（《中华文史资料》“周佛海受审旁听记”）
周佛海在自白书中也曾专为此事写了长篇辩解，称他是为了减少民众损失，抵制日军军用票才不得以发行中储券。且中储券有货币储备基金支持，并非掠夺。
“我曾到日本借到一亿日元，充作中储行的发行准备。最初中储券与法币的比价是77与100之比，后来才逐步变为1与2之比，这是因为中储券有了一些信用的关系。当时我的方针是整理币制，安定金融，尽量减少同胞因币值低落所受的损失。同时我订立银行制度，使它尽到扶助农工商业的任务，不使社会金融成为国家财政的牺牲品。”
审判长回应说：“你要知道参加伪政府、组织储备银行、稳定沦陷区金融是已达到敌人以战养战的目的吗？”认为周佛海“借此套取法币，供给敌人购买物资，使后方物价高涨。”
周佛海答：“我们实在是想安定沦陷区物价的。”
自首之争
激烈的庭内控辩，或可不理会庭外角力。而庭外角力各方，则无时不在企图按一己意愿主导庭内控辩结果。
公众方面，在周佛海入狱后，仍密切关注着案件审理进程。10月21日上午庭审时，南京近万民众早早来到了庭外等待旁听，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如鹿钟麟等，国民党中央委员也到了不少。
被 告一方，周佛海一入狱，周妻杨淑慧已在党政军界四处活动，配合律师收集大量有利周佛海的证据。同时，杨淑慧还极力说动一些当事人出庭作证。利用大量的有利 人证物证，法庭内的辩护律师团布置下了第二道防线，力图证明周佛海有自首情节及立功赎罪表现，从而争取从轻发落。（《审判汪伪汉奸笔录记》）
10月21日庭审中，证人、军统局特工周镐向法庭提供证词称，抗战期间他曾打入汪伪内部策反，因而结识周佛海，证实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周佛海就“觉悟了”，曾掩护过周镐等人的特工活动，并于1942年由他和另两位军统特工程克祥、彭寿向重庆方面代述自首意思。
尔后是另一位证人、顾祝同部下参议张叔平出庭陈述，证明周佛海确曾向国民政府方面、向军方送出过大量秘密情报，并与顾祝同有过书信往来。并称周佛海提供的情报“消极上”帮助了国军赢得1944年的贵州独山大捷。
第三位证人、时任苏浙皖区挺进军总部高级参议的杨思平也证实，1945年他奉中央命令反攻时，曾接到上级指示称，周佛海将在上海策应国军反攻。
对此，检察官陈绳祖发言表示异议，指周佛海早在1939年11月4日就被国民政府通缉，其“所谓的自首”是在1942年，而不是在犯罪发觉前投案。因此认为周佛海自首情节不能成立。
辩护律师章士钊的发言则认为，军统特工程克祥带回的电报，足以证明周佛海早有自首之心。只是程克祥办事不尽力拖延了时间。此外，周佛海有保护军统特工的实际行动、在军统秘密联络名单中有化名，这些都是其有悔悟之心的实际行动，因此周佛海案应与其他汉奸案区别对待之。
王 善祥律师辩护词中进而阐述，被告确曾自首，而军统局函复被告未曾自首，是指法律上之自首而言，并未否认事实之联络，且曾向中央呈诉，由此不能否认被告未曾 自首，加上周佛海悔悟后的作为，法庭应考虑对其从轻发落。然后杨嘉麟律师补充发言说，军统局公函可以证明，周佛海自首其实早于惩治汉奸条例。
这时，陈绳祖忽地站起身来：“这里有蒋委员长侍从室和军统局的公文，对周犯所称功劳及胜利时委派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一事，完全是一时利用!”这话完全否定了周佛海自己宣称的投诚为国。（《周佛海受审记》）
此前辩护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有个意外，军统局出具的公函中，虽承认周佛海确曾为军统提供过情报和庇护，但同时却否认周佛海有自首行为。
一审死刑
庭审最后一个环节，是周佛海行使其最后辩论权。
周 表示“被告应负之责绝不推诿，绝对信任法庭上之公平处置”，但同时对起诉书称“被告总揽经济大权一事”则辩称自己不但无总揽之权，连行政权也没有，只是个 空头“行政院”副院长。随后又谈到自己在抗战后期设置电台与重庆联络，向重庆密送情报，布置军事，配合反攻，营救和接济国民党中央工作人员等，“不但无 罪，反而有功。”
周佛海最后总结陈词的大意是“检察官控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余谓，上半段应为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因历述动摇日军士气，淆混日本国民各谋略以及妨碍日军各种行动等。后半段应为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
尔后，审判长宣布庭审辩论终结，案件择日宣判。
11月7日上午11时，周佛海案再次开庭，审判长赵琛宣读“特定第三四六号特种刑事判决书”，认定了周佛海参与组织汪伪政府、编练伪军、滥发伪币等种种罪行；同时认为周佛海是在被政府发觉罪行并通缉之后，才表达自首的意思，认为与其所犯的罪行远不足以抵消其对抗战的微薄贡献。
判决书最终“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判处周佛海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杨淑慧随即向最高法院提出抗告，观点与周佛海自白书大体相似，强调中日基本条约为梅思平主导签订、发行中储券是对日军军用票的抵制等，一边四处求告于党政军界要人间，晓之以情或不惜重金，或两者兼而有之，请动他们为周佛海案奔走求情，以期为丈夫脱罪、轻判。
然而1947年1月20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最高法院驳回了杨淑慧的抗告，判决书根据大量公开发布的汪伪国民政府文件，指周佛海曾公然声称“根据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之精神，声明决与友邦日本同甘共苦”，又亲笔签署发行伪币、禁绝法币同行的法令等等，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决定维持原判。
至此，周佛海案已走完除执行外的所有法律程序，而审判长赵琛等法官的职责，也宣告完成。这同时还意味着，周佛海随时可能被枪毙。
杨淑慧绝望悲泣之时，舆论却对此结果欢声雷动。
死中求生
但杨淑慧的努力并非完全没有成效。在她四处求告的同时，蒋介石也在谋求为周佛海免去死刑。
蒋 先是委托周佛海的好友陈布雷出面，希望仍然在司法层面完成此事，但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夏勤认为，最高法院已经作出维持原判的决定，无法再加以更改。司法行 政部部长谢冠生和司法院院长居正协商，认为只能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即由司法院签呈国民政府，请求减刑，也就是特赦令，这是周佛海免死的唯一希望。
杨淑慧千方百计通过高层关系设法延缓执行死刑，一边再顾不得礼节，于除夕夜闯进了陈布雷的家。陈是周佛海的老朋友，且能随时见到蒋介石，他见杨淑慧头发蓬松、脸色煞白，马上进入客厅说：“周太太，定定神，慢慢说。”（侯学宾《周佛海受审记》）
杨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表示若周佛海被枪决，她便把蒋介石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交给香港媒体。
陈布雷则安慰杨淑慧说，法院若要处决周佛海定会行文到侍从室，他可代为压下，“以性命担保”周佛海暂时不会被处决，并保证在初一去蒋处拜年时会提醒其处理周佛海的事。
陈言尽于此，杨淑慧只得半信半疑地走了。
年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要召见她。到了蒋介石官邸，陈方领她进去，蒋早已端坐在客厅里了，她一见到蒋介石。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赶紧跪倒在地，阵阵悲泣。
蒋介石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表态称“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杨淑慧终于吃了定心丸，轻轻地又磕了几个头，站起来走了。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侯学宾《周佛海受审记》）
杨淑慧在等待中度日如年之际，舆论也在反复质问南京高等法院：为何周佛海已判处死刑，却迟迟不予执行。对此，南京高等法院院长发表谈话称，周佛海何时执行，需等司法院下令由检查处执行。
1月25日，陈果夫、陈立夫上书蒋介石，为周佛海求情免死。
1月2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就周佛海一案通令各通讯社及报馆，“不宜有刺激人心之记载。”随后，2月3日最高法院呈文国民政府，申请给周佛海减刑。
3月26日，蒋介石签署特赦令，以有戴罪立功表现为理由，核准将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至此，周佛海终于逃脱死刑。
终有盖棺日
1947年农历端午节，杨淑慧叫进整桌酒菜，和周幼海、周少海等子女一起到监内合家同欢，共度佳节。但他们不曾想到，这是周家最后一次团圆。
这年秋天起，周佛海心脏病复发，并发症一起袭来，痛得常常只能俯卧床头大叫。杨通过关系找到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想保外就医，但谢以“刚特赦又要保释，等于放人，担不起这个责任”为由拒绝了。
1947年l0月，周佛海心脏病日趋严重，由监狱医生及家属聘请的医生医治，病况时好时坏，只能靠注射维他命及麻醉剂维持。1948年2月9日（农历除夕），又突患肺炎及急性肋膜炎，病情严重，但未获保外就医。只能在监狱中由医生二人随时治疗，并有其家属聘请的医师随同昼夜诊治。
2月28日晨，周佛海病情突变，浑身出汗如雨，精神疲惫。下午1时半已处于弥留状态。2时气绝身死，时年5l岁。4月5日，周佛海埋葬于南京郊区汤山永安公墓的半山间。一生机巧的周佛海，就此盖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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