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改革开放初期，全党对毛泽东同志重新作了评价，改革开放事业大踏步前进。当前及今后，是不是有必要对邓小平同志重新审视评价，为深化改革和反腐败斗争扫清道路。

　　理论——“同意家”与改革家的区别

　　邓小平同志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他至少要先成为伟大的改革家。改革家是指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实行变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了许 多变革时代的大事件。只有深入分析变革发生的过程才能确定哪些人是改革家，哪些人是“同意家”。在党的领导干部队伍中，有很多人看似是改革家，实则是“同 意家”。

　　支持改革开放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致有如下5种表现：1、在多数领导干部思想上处于僵化状态的时候，自己主动出来破题，为全国人民解放思想。2、 局面尚未打开，自己主动站出来采取措施破局。3、派骨干下属出去，明确要求在一线试点破局。4、等着别人提出“破局”的方案然后同意;5、等别人冒着“杀 头”的风险去破局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然后再去同意。6、沿着既定路线走。1-3类皆可认定为改革家，4是介于改革家与“同意家”之间(视风险大小而 定)，5-6两类只能算是“同意家”。

　　有人说，“同意家”也不好当。若是风险大，这样的“同意家”确实不好当。可是如果连“同意家”都当不好，那就应该“卷铺盖回家”，把位置腾出来让别人来当这个“同意家”。

　　实践评价——邓小平多数时候是“同意家”

　　一、“四人帮”问题——华国锋、叶剑英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邓小平当时还处于被“打倒”状态，在此役中似无功绩可言。

　　二、恢复高考——查全性等1977年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

　　曾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吴明瑜回忆：“1977年7月，邓小平重新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要职。7月19日，邓小平与方 毅商定，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从8月4日开到8日。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直言，应该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废除高校招生‘自愿报 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恢复高考制度。这一建议获得其他与会者强烈共鸣。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 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老的“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邓小平听 完大家的发言，转身问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高考招生还来不来得及改?刘西尧说，要是推迟招生日期，那还来得及。邓小平当即表示：‘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 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于是，恢复高考的决策就这么定下来了”。

　　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邓小平扮演了“同意家”的角色。这种同意，有风险吗、有功劳苦劳吗?!有人说，没有邓小平的同意，高考是恢复不了的;现在 中国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是要种地一辈子的。一名著名经济学者回忆：“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 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 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像这样有“邓小平情结”的精英人物，占据着各个领域的领导地位。那我问你们，你们怎么不感谢华国锋主席?!华时任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 军委主席。我看没有华主席的首肯，你们连考卷的纸都没有。只感谢掌握权力者，对首先提出方案的勇者漠然置之，说明你们还是臣民心态，心智还不成熟!20世 纪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你们应该感谢你们的老师——查全性等1977年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感恩弄错了对象，是要贻笑后世的。

　　正是这群因为公平高考的恢复而改变命运的精英群体，正在领导着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说的“改革三十年，社会阶层已固化”的国家。近十年来的阶层固化，不知道这群精英人物是否也“功勋卓著”?

　　三、真理标准大讨论——胡耀邦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1978年5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为标志，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 问题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成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准备，并使其精神得以深入贯彻落实;它为彻底否定“文革”， 涤荡个人崇拜进行了理论准备;它为平反冤假错案找到了理论依据，进行了舆论的和道义的准备。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职务，不过要胡复出的叶剑英说，“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1977年 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胡耀邦出来工作，功绩似乎不是邓小平的。因为邓此时尚未恢复工作。】

　　此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四人帮”被打倒了，不过政策并未为之一变。“两个凡是”维护着毛泽东的权威。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 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发表此文。胡是有准备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此时已为中组部 部长的胡调任过去的杨西光。胡为了避开因审稿带来的阻碍，还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文。反应比胡耀邦预料的更要激烈，有人说这是公然 提倡去怀疑毛的指示，是“砍旗”。有人给胡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发表的第三天，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 军区第一政委任仲夷就撰文批判“两个凡是”，最早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后来，他听说有人对这篇文章反得厉害，才找来看。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 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打破精神 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6月24日，《解放军报》在罗瑞卿的直接支持下，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叶和邓也表态支持，精神“枷锁”打开了，最重 要的是，它破除了“思想迷信”：如果“文革”是错的，那么改弦易张就是必然。【此时，胡耀邦冲锋在前，叶剑英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在后。胡 的功绩最大(包括胡富明)，叶的支持比邓的支持重要。因为当时华国锋担任党的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叶是主要副手和柱石。邓还不具备后来那样的重要性。】

　　真理标准大讨论，胡耀邦是改革家，居首功无疑问。至于其他领导人的态度，有些是故意说的模糊。中央似应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文稿，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注重从事实层面讲清楚来龙去脉。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 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 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 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长度是三中全会的七倍，是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这个预备会是叶剑英提议召开的。叶 剑英称赞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听会的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于光远曾回忆，会议畅所欲言，指名道姓批评的话，在简报中都如实地登了出来。

　　五、包产到户——万里、赵紫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两句话，那就是“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 两个人一个在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一个在四川当省委第一书记。他们带头打破左的禁锢，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 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

　　万伯翱(万里儿子)：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绝对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中央还在说“农业学大寨”，老爷子一看现在还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 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我学不起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他对“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淡然处之，对极左的形式主义的那一套深恶痛绝，那个会要求第 一书记参加，但万里就不去，叫第三把手赵守一(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去，万里交代说你去只带着耳朵，什么话也不要讲，回来也不要传达，回来就抗灾、救命。小 岗村的事出来后，我爸爸当时跟我妈妈说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万伯翱：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啊，有群众就拿《人民日报》找万里，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万里说要是秋后它(《人民日报》)给你粮食你按它说的办，否则你按我的办。

　　万里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的表态才力排众议，帮助万里完成了改革。

　　《农民日报》前总编辑张广友(万里曾经的下属和好友)：但最初不是邓小平让万里去安徽搞包产到户的。这是别人的误解。邓小平曾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么大事情，之前没打招呼，我不好表态。

　　万伯翱：邓小平一开始没表态，让你先干起来，有点后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当时明确支持的是陈云。陈云对万里说，你的做法我很赞同，我举双手赞同。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民谣有云“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不值一提的小村庄成了中国改革的一个符号。等实践证明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做了选择之后，再来个“力排众议”，似乎只是个“同意家”而非“改革家”。

　　在包产到户的事情上，万里是改革家。

　　而在200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一位中国经济学者发言，欢呼包产到户“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 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 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提到“邓小平”十二次，万里、陈云这些有大功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字未见。

　　说这些人有“邓小平情结”是轻的，说重点那就是搞个人崇拜。

　　六、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部尝试及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赵紫阳

　　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在国有企业方面也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四川省最早带头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 子。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是放权、让利。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工业企业捆得死死的，窒息了企业的活力。1978年10月，四川省委(省委第一书记赵 紫阳)决定选择六个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 自主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措施，并选择100个企业作为第一批试点。以四川为借鉴，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以减税、让利、扩权为核心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并取得良好效果。

　　到了1984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全面推开，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增产，人民的衣食温饱已基本解决，企业扩权试点也取得了可喜成绩的形势下，全面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基本成熟。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首先从打破僵化的、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入手。因此，他于1984年9月9日致信胡耀邦、邓小 平、李先念、陈云同志，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主要内容为：第一，计划体制问题。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 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第二，价格改革问题。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现 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我们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是结构性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除了调整价格体系外，还有一个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 题。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三，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 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应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 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

　　9月10日，邓小平同志对这一文件批示：“我赞成。”9月13日，陈云复信赵紫阳指出：这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 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他表示完全同意并指出：关于计划体制，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当稳步进行。关于 政企分开，这样做很必要。

　　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赵紫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 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 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 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在同时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事情上，赵紫阳是改革家。

　　七、沿海经济特区——习仲勋

　　沿海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桥头堡，一是起到了试验田的作用：改革设想付诸实践，先行实验，取得经验，再行推广，可以减少失误，减少风险; 二是起到了侦察兵的作用：向西方学习，向资本主义学习，首先得开放，得交流，而特区便是前沿，是排头兵，侦察兵，通过在特区的实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方 的情况，学习西方的经验;三是起到了带动幅射的作用：带动了沿海、沿江、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区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的铺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从1978年4月到1980年11月，习仲勋主政广东共两年零八个月，“把守南大门”(胡耀邦语)，发挥出惊人的能量。这段不长的时期，成为他 “一生两个最大的闪光点之一”(秘书俞惠煜语)：一是早年跟随刘志丹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二是带领广东“杀出一条血路”，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同时为深 圳、珠海特区奠基。

　　1977年11月，广东省委已将父老乡亲从深圳宝安偷渡至香港的问题作为重大恶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邓小平汇报。当时南方日报副总编张 汉青回忆，反偷渡因为被当作敌我矛盾，“偷渡的人被叫作偷渡犯”。内部会议上，就逃港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存在争论，是习仲勋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他认 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张汉青认为，这一转变促成了认清、解决偷 渡问题的正确途径。

　　1979年2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和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叶催促他们赶快向邓小平汇报。1979年5月 11日到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中央工作组，赴粤、闽两地进行考察。5月14日，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向中央工作组作了详细汇报，提出了试办进出口 特区等初步设想。

　　6月6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邓小平对此非常赞同，并追溯陕甘宁的传 统，提出“特区”的概念。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7月15 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在沿海经济特区的事情上，习仲勋是改革家。

　　八、一国两制——邓小平、叶剑英

　　从1981年“叶九条”到1983年“邓六条”的发表标志着“一国两制”理论基本内容进一步具体化。

　　叶九条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 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简称“叶九条”)。……(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 台湾地方事务。(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 不受侵犯。……

　　“叶九条”已经包含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邓小平同志1984年12月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曾明确指出：“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邓六条

　　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时说：“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性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又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六条具体构想(简称“邓六 条”)。……(二)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 不是一个中国。自治不能没有限度，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四)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 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 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从“叶九条”到“邓六条”，“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内容更加完备、明确和系统化，“一国两制”方针的大体框架基本形成。沿用“一国两制”的方针，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

　　在“一国两制”构想和实践上，邓小平、叶剑英是改革家。

　　九、南方谈话——邓小平

　　1988年，中央不得不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3年“治理整顿”。与此同时，人们对改革开放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 的看法。一是用传统社会主义观点衡量改革，否定改革的“左”的看法，二是用新的社会主义观点看待改革，肯定改革开放的观点。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加上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大家庭顷刻间不战自溃，纷纷倒旗落马。第一种观点迅速抬头，逐渐发展，并开始影响整个社会思潮。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巡视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和三个“有 利于”的判断标准，解决了“姓社姓资”对人们思想的困扰，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从当时看，邓小平南方谈话功勋卓著!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从长远看，当前道德秩序崩溃，皆因“士风日下”而起。追溯当代的源头，肇因1989年的春夏之交。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是时，我民族元气大伤，至今未能恢复。邓小平不得不背水一战，进行南方谈话，也是1989年春夏之交决策收获的恶果。

　　十、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斗争——习近平

　　截至2014年7月31日，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如表：今年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480起，6017人受 到处理，209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共有67679人被处理，其中地厅级223人，县处级3032人，乡科级64422人。十八 大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总数近40人，其中中央委员2名，前中央委员1名，候补中央委员3名;有令政策、苏荣、蒋洁敏、李东生等重磅人物。7月29日， 更有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立案审查。

　　在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的同时，保持反腐败斗争高压态势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全面深化改革，是重新公平分配利益的过程，必然会受到一些既得利益 者的阻挠。其中，因“腐败利益”而结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必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扫除腐败分子，斩断腐败的利益链条，才能为改革的深入推进扫清道路。唯有保 持反腐高压态势，才能形成不敢腐不能腐的氛围，为改革权力监管制度、健全预防腐败机制赢得时间。这也正是王岐山同志说的“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 得时间”的反腐策略意旨所在。可以说，当前的反腐败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空前深入是深化推进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之举。

　　在十八大召开之后至今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被调查或涉嫌犯罪的省部级官员已经接近前10年的半数，为10年前2003年的8倍之多。从省部级高官被查处的密度和速度来看，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反腐败力度是近三十年来最大的。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官场潜规则，有所触动。

　　在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斗争上，习近平是改革家。

　　主要资料来源：

　　2008年南方周末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改革八贤

　　2008年第11期《财经》杂志“改革忆事”专题

　　赵紫阳总书记一文选自《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刊载的田纪云文章《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