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广州火车站，虽然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但和国内其他城市的火车站区别不大。几年后，包括站前广场、省汽车站和附近的流花地区迅速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和流动性最大的地段。摄影_叶健强
2000 年2月5日，广州火车站进站口。提前回家的人们想避开高潮，但春运的高潮已汹涌而来。从1980年代起，每年春节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中国的民众以巨大 的坚韧和忍耐，在出门谋生和回家过年之间奔波，从1980年的过亿人次到2010年的20多亿人次，汇成极为巨大的人流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涌 动，在求得生存发展与共叙天伦间取得艰难的平衡，其中的辛酸和悲欣，为世界罕见。 摄影_潘劲松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 ”，从1980年代起，广东不仅是经济发达地区，也是文化和时尚的前沿，2003年春节后，广州火车站出站隧道的南下人流，匆匆经过的旅客被隧道两边的大幅灯箱广告吸引。摄影_陈海平
2001年春运，一辆到达广州的列车车窗已经被砸裂。 摄影_邓勃
1992年春运，从广州火车站出来的民工潮涌向广东各地。从1990年代初开始，在给广东带来丰富的人力资源的同时，“民工潮”“春运”“治安”成为珠三角乃至全国的热点问题。 摄影_叶健强
记者_巴莫金诗 广州报道
昼夜不息的车站
清晨8点，广州城已经从日渐褥热的暑气中醒来。如果从高空俯瞰，位于流花片区的广州火车站必定是广州这座超级大都市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它昼夜不息，流动不止。不变的似乎只有不断进站或出发的列车和旅人。
也 有一些人在这个充满离别和变动的地方一直停驻。广州火车站客运车间负责人朱海滨，便是这其中的一个。他管理着广州火车站5个生产部门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客 运车间。车间的400位客运员，每天在火车站最显眼的位置，迎送如潮人流。此外，加上运转、行包、售票和乘务四个车间的500多名员工，整个火车站共有千 人在日夜轮换，保证这座车站的永不停歇。
不能停歇的还有火车站广场的电子大钟。它是广州火车站内50座记时钟表中最著名的一座。在火车站内的设备房里，一堆由集成电路组成的“母钟”操控着这50个钟表的运转，以保证火车站这个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一刻不停地与准时、效率和可控相联系。
当大钟的指针指向8点30分左右，朱海滨正提着黑色公文包走出地铁站，这是广州地铁2号线滘口方向的第16个站—广州火车站。他花了五分钟时间，顺着A出口而出。
从这里只需将双眼向左上方轻轻一抬，火车站“振兴中华”四个大字便正好挤入视野。再往前方走上十二级台阶，由郭沫若手书的“广州站”三个大字，不由分说地悬在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头顶。
这是2014年5月25日，8点30分。此时广州火车站每天108趟到发列车中，最早一趟开出的K528（广州-南京）已经离开了站台。这也是广州火车站开展运营的第14645天。广州火车站已经40岁了。
40年前的4月10日早上8点30分，这座中国最负盛名的火车站正式开站迎客。朱海滨在十年后来到车站，此后在这里工作了30年。
在 朱海滨走进车站的当口，和他一样在这里干了快三十年的老同事张红英，也已经换好工作服，出现在站厅一层左边的服务台。服务台工作人员可以被视作火车站的 “人肉百度”。每天，张红英大概要回答各种旅客提出的近两百个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四类：厕所、候车室、餐厅和医务室在哪里”。在2005年前，车站还 没有安装大LED屏幕，如遇到春运或者天气导致的突发事件，“差不多每分钟要回答五六十个问题。”
问题和麻烦，有时候不能只凭嘴巴解决。遇到旅客生命发生危险，还需要联系120救护车。40年来，广州陆军总医院急诊室的120救护车，成为进入广州火车站最多次数的公共机构车辆。“平均每年有1000单左右，最多的三种情况分别是生小孩、癫痫和精神疾病”。
位于车站四楼的广播室，是车站的喉咙。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车站广播室实现了从人声到电脑录播的转变。之后电脑软件经过三次更新，然而遇到突发状况时，播音员们还是愿意用口播，“这样保险一点，否则出了问题，责任太重大”。
火 车站内的播音内容和特有的“铁路播音腔”，已经成为数亿中国人，在公共空间里最熟悉的时代声音。每天近200趟列车，从接车进站、组织旅客检票上车，到投 放垃圾、列车进库，每趟车至少有4到5条信息需要播发。除此之外，每天还有防骗、卫生、安全、寻人、寻物方面的广播要播。在这个位置已经做了八年的广播员 王志英（化名）说，“每天的播音条数，真的没办法计算”。
每天少则数万，多则几十万人的流动，给火车站带来至少40到50吨的垃圾。“春运高峰时期，甚至日产垃圾90吨左右。”朱海滨解释，垃圾不仅由候车的乘客产生，也包括进站车辆上留下的垃圾。
进站列车和候车室、站前广场留下来的也不一定都是垃圾，其中还有许多属于旅客不小心遗失的物品。在车站二楼的旅客遗失物品管理处，40岁的彭东英，每天守着一屋子奇奇怪怪的遗失物品，耐心等待着主人的到来。她是这个岗位的第四任守望者。
最近一两年，彭东英的工作遭遇新挑战。按照工作流程，彭东英如果在遗失物品中，发现失主的有效身份和联系信息，她需要及时和对方取得联系。“但是现在一打过去，对方都以为我是诈骗集团”。这增加了她的工作量，“总要一次次打过去，介绍自己的工作，直到对方开始相信你。”
过去，手机还不普及的时候，彭东英甚至需要先写书信与失主取得联系。信写在广州火车站的专用信纸上，一旦对方回信确认无误，同时短期内无法来广州站自取，她就要抱着东西去广场邮局把东西寄过去。
平均一年下来，遗失物品管理处大概会收到1000件东西，它们来自车站各个部门工作人员。“最多的是刚过去的2014年春运，大概捡到了400件东西”。
彭东英从2007年接班。她的前任同事告诉他，这个岗位就像“收垃圾的，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奇怪东西”。每过半年就要清理一次。如果没有人来认领，就要卖给废物回收公司，然后将资金上缴国库。
彭东英收到最古怪的东西，是几袋用保温瓶装着的血浆，一把旧旧的二胡，还有一袋子油炸的非洲鲫鱼。最贵重的是一对年轻恋人的钻戒，“值八万多”。
最近几个月，屋子里大概存放了两百件东西。手提电脑、婚纱照、成人尿布、胰岛素、国画、烤箱、吉他......这些之外，还有近200张身份证和30几个证件。
“这 几年，丢得最多的东西应该是手机。特别是国产的，每个月多的话能捡到几十部，一年大概有上千部。都是什么华为啊联想什么的。”除了新增的种类，也有一些物 品似乎已经从失物的行列永远消失。“比如书信和冲印的相片”，彭东英记得，她的前任常常会在包里发现信和照片，还有笔记本、软皮抄什么的。“这些年，写信 的人少了。”
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印刷品种类开始出现在失物行列。“比如马经。还有深圳、北京开过来的动车上，常常会捡到《圣经》交过来”。
虽 然失物里的印刷品已经世易时移，不过在广州站内设立的书报摊里，旅客爱买的杂志似乎历经十余年，并无太大变化。“你看嘛，就是《故事会》《知音》《爱 人》，还有‘案件揭秘’类，这些报刊杂志一直卖得最好。”在广州在火车站，每天差不多能卖出近百本。和这几本书一样长盛不衰的，是每天能卖出数千盒的各类 方便面。
1974年开站至今，40年已经过去。广州火车站总共发送旅客约6亿人次。在候车的间隙，旅人们在这里打盹、发呆、泡面、打扑克，也在这里激动、失望、悲伤和绝望。广州站的1000多名员工，就这样在各自的位置上，经历这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和那些不时出现的奇幻遭遇。
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新火车站才按原计划继续兴建，到1974年终于竣工。车站主楼的两肩上设置了车站历史上第一幅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1979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数日都有数千人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
1979年4月4日，习仲勋、时任铁道部副部长耿振林等到广州火车站参加港穗直通客车恢复行驶典礼，并欢迎时任港督麦理浩乘坐第一班直通客车返港。这是30年来广东和香港之间开出的第一趟旅客列车。粤港之间的政府间交往从此开始了。
工程几番下马
这辆已经开行了40年的“列车”，其发车时间始于1974年4月10日上午8时30分。2.6万多平方米的苏式风格车站，是当时广州为数不多的现代化建筑。开站时期的建筑外形保留至今：主楼四层，外立面正中央挂着一个高4.5米、宽5米的大型电钟。
车站内部设置绿化景观，候车室之间的小花园里种了棕榈树，有金鱼池和小桥，后门廊外种着竹子，不难看出当年的设计者们对岭南传统建筑元素的珍视。投入运营初期，客流不多，但参观的市民、团体接踵而至，一度成为城中热门景点。
在如今还残存的老照片中，彼时的广州似乎宁静清明。“文革”的尾音还在余响，城市的面貌尚还宜人，着白衫粗裤的成人和儿童，在刚开站的火车站候车大厅里留下黑白的旧影。
然 而宁静的时代镜像背后，广州火车站的建设却因与时代共振，绵延良久。广州火车站设计者林克明（1900年-1999年）曾用“一番起落”来形容整个工程。 广州火车站前后共申报四次才获批建站，从构想到落成，中间隔了整整19年。林克明的学生、华南理工建筑学院博导陆元鼎在回忆老师的代表作时，也用“一波三 折”概括广州火车站的建设。
广州火车站的前身，是始建于1911年的大沙头火车站。历史上，大沙头火车站曾以广州东站、广州站为名。1949年后，广州地区铁路运量逐年增大，1950年，为配合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陶铸将广州建设成为“东方巴黎”的设想，广州新客站(今广州站)的建设规划被提上日程。
据《广东省志·铁路志》记载，广州火车站的建设构想最早于1955年提出。但当时的铁道部认为广州地区各站能力尚有富余，未批复建设，仅要求“及早做出远期方案”。
1957 年，随着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合并为京广铁路，这条全长2300多公里的南北大动脉，将南中国大门、广阔中原腹地和北方权力中心紧紧连接 了起来。此时广州在中国交通战略地图中的地位又一次被凸显。次年5月，广州铁路局再次向铁道部申报，终于获批，后立项兴建。
林克明看到面积不大、使用功能却很好的大连车站后深受启发，特意在大连住了一个星期研究火车站设计。不料想广州火车站工程，却在1962年时受国民经济困难影响而暂停。
3 年后，工程再次动工，却又再次遭遇障碍。时任广东省副省长、兼任广州市市长的曾生在回忆录中也记录了广州火车站工程这次“中途下马”的部分细节。1965 年已经动工的火车站，在建到第二层时被迫停了下来。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理由是“原设计方案高度太高，会影响白云机场的飞机安全降 落。”
为了这件事，陶铸亲自打电话给刘亚楼，并邀请他来广州一起商量。最终刘表示如果要建，火车站总高度不能超过27米。陶铸和曾生的想法却是，宁愿停建也不修改计划和图纸。于是，火车站建设计划“中途下马”。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新火车站才按原计划继续兴建，3年后终于竣工。新建成的车站主楼的两肩上，设置了车站历史上第一幅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其间，又因为建筑面积和规格的问题多次反复。由于当时北京火车站还未落成，因此在广州火车站面积的设计也成为一个棘手的需要“讲政治”的问题。“不能超过北京的面积，从一开始1.5万平方米左右，到3.5万平方米，再改成不超过2.8万平方米”。
逃港风潮
刚建成的广州站，从当时真实的属性来说，更多承担广东本地短途探亲客流和长途货运的职责。“文革”尚未结束，但位于沿海的广东，即使在闭锁的时代，民间依旧波涛暗涌。其中持续时间最长、最汹涌便是广东的逃港风潮。
从 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从1949年后一直没有停歇的大逃港，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 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诞生不久的广州站，因为地处南国要塞，也因此在第一现场见证了中国国门打开前 的动荡和挣扎。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当广东省主 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当政者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 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邓 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这之前的1978年4月6日， 刚被“解放”、“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仅仅一个月的习仲勋，接受任命，主持广东省委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习仲勋单独向邓小平作了专门汇报。邓小平听后 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还没等 到中央的最后决定，1979年春节前，这个即将改变中国的节点上，建成仅5年的广州火车站被一场新的“逃港”潮席卷。这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 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数日 都有数千人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
广州与香港直通火车的历史可上溯百年。1911年 (宣统三年)广九铁路就已经建成通车，彼时香港已经沦为英国殖民地。在政治的影响下，1949年后，广九列车停运。恢复广九直通车的努力从上世纪50年代 就开始进行。《广州市志》记载，1950年和1956年，内地与港英当局分别进行了7次会谈、谈判，因各种原因均未达成协议。
直到1979年2月，顶着广州站汹涌逃港人潮的压力，广州铁路局与香港九广铁路局才签订了《关于开行广九直通旅客列车协议》。邓小平在相关的报告上批示，“应尽快开行”。
1979年4月4日，习仲勋、时任铁道部副部长耿振林等到广州火车站参加港穗直通客车恢复行驶典礼，并欢迎时任港督麦理浩乘坐第一班直通客车返港。这是30年来广东和香港之间开出的第一趟旅客列车。粤港之间的政府间交往从此开始了。
开通初期，广九直通车被称作“开往资本主义的列车”。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务卿基辛格都是座上宾。最初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如今每天开行12对。累计运送旅客约5000万人次，相当于把每位香港人送到广州串了4次门。
从 广州火车站开出的广九直通车，实为中国国门打开的先声。两个月后，广东省委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中央 很快做出了决定，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以广九直通车的恢复通车开始，开放的脚步开始继续向前。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 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2007年春运，一名外国摄影师以广州火车站为背景拍摄时尚照片。摄影_邓勃
从倒爷到外来工
南国春来早。1984年元旦过后不久，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等陪同下，于1月24日上午到达广州火车站。
老人坚持要先去深圳，于是一行人随即返回车厢,一齐从广州火车站出发前往深圳。这被称作邓小平为改革站台的第一次“南巡”。此后，强人政治的效应，与民间已经醒来的改变热望，一起推着改革艰难向前。
邓 小平首次南巡讲话后的半年，19岁的朱海滨从柳州铁路运输学校毕业，提着一箱子的书和几盒邓丽君的卡带，来到了毕业分配单位—广州火车站。因为时间紧，来 不及回海南家乡的他，直接从学校来到了车站报到。“接待的人事科负责人看我这么积极，说把我分配到一个效益好的单位”。
这个由火车站和香港公司合开的旅行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亦是头脑灵光、做事实在的广东人开国内风气之先的举动。朱海滨被分到了公司财务部当出纳。在这里，他第一次见识到改革开放后，货币的魔力、物质的丰富以及新阶层的崛起。
现 在广州火车站的5、6号候车室及之间的走廊，当年都曾被改造成各种经营项目。“走廊当年是一个大商场，面积有398平方米，经营超过1300种商品。而6 号候车室及一楼对应的位置各被隔成两层，成为一个4层的大酒楼。一楼经营快餐、粥粉面，二楼为西餐、舞厅、卡拉OK，三楼为中餐大厅，四楼则是包房。
那时候，除了常规的省内探亲客流之外，从北方来的“倒爷”和深圳来的“老板”开始作为一种新的社会阶层，乘坐京广、广深、广九列车，出没于广州火车站。
“在候车的时间里，他们先在二楼吃个牛排，在包房里看部胡金铨的电影，唱几首陈百强的歌，然后提着密码箱去上车。”上车前，朱海滨的同事们要手检行李。打开老板们的密码箱，行李很少，“几件簇新的白衬衫和一个砖头大的大哥大”。
深 圳客“显摆”的派头让朱海滨三十年后依旧啧啧称叹。而在改革之初南下倒货的倒爷们，则把目光锁定在南方的港货、波鞋、洗衣机、摩托车、服装、水果、海鲜、 鲜花上。随着京广大动脉一同北上的，除了南方数量充沛和质量上乘的商品，还有源源不断的新名词：“生猛海鲜”“公关小姐”“埋单”……
火车站旅店房间的使用率也超过了100%，一个房间有时一天外租超过两次。朱海滨还记得，那时候每天有两个职员，提着一口袋的外汇券和现金，上来和他清算，之后去对面的爱群大厦存入银行。
朱海滨也确实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因为当时的火车站经营状况空前繁盛，朱海滨每个月的工资由两部分组成，“100多块的基本工资和100多的奖金，是其他同样分到铁路系统的同学的两倍。”
这是时代和个体都开始剧变的年代。一切来得似乎那么迅疾。中国社会开始解冻，广州火车站本身也在变化。
原来车站大楼上悬挂的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在“文革”结束后被默默移除。
1986 年，广州市委认为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港澳台居民和海外侨胞最早进入中国大陆的城市，需要建一条全新的霓虹灯标语，内容便定为了“统一祖国，振兴中 华”。此后的近三十年间，火车站周边的不少广告牌或已消失，而这八个大字一直在火车站主楼的两肩，接受人潮的注视。
时代的列车进入八零年代的尾巴。中国社会开始经历当代最大一次社会和思想的震荡。告别革命，走进市场，成为从农村到城市，几乎所有人的选择。
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民工潮，正肇始于这个时代的路口。自1958年开始严格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受到最猛烈而持续的冲击。
冲 击的内发动力，来自中国沿海经济特区以及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相继设立。依托便利的区位优势、低价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宽松的政策环境等比较优势，广 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逐渐吸引了港商、华侨、台商来此投资办厂。1980-1991年，珠三角利用外资以每年30.8%的速度递增，1990年代初，珠江三 角洲地区已有与港澳合资企业2.3万家，“三来一补”企业6万余家。
1986年，珠江三角洲的外来人口已达185万人，到1988年时，增加到320万人。到19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受雇的劳动力已接近400万人。
这些被档案记录在册的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希望通过离开农村，去往外面世界改变命运的个体。他们从四面八方挤上火车，梦想着抵达那个流淌着机会和财富的南方。
这时候的广州火车站已经不再是老板和倒爷的游乐园，它开始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命运转折的闸口。此时的朱海滨在参加成人高考后，经过三年的脱产学习，已经从广州铁路职工大学毕业。在外界风起云涌的三年里，他入了党，结了婚，再次拿到了毕业证。
1989年9月，回到车站财务室工作后不久，朱海滨被调到车站党委办公室，开始做文字和宣传工作。“这也让我开始有机会全面接触火车站的方方面面。”
人 潮似乎一夜间就被施魔法般从地下变出。朱海滨第一次在自己人生中，见到人潮似乎永不消退的景象。20岁的农村姑娘张红英，从300多名应聘者中，被挑选成 为20个新录用的员工之一。她的岗位是客运员。直到今日，她成为广州站客运员中最资深，也是最爱把电话留给旅客的一个。
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说，凭借交通工具特别是铁路的普及，“一举扫荡了闭塞的小镇社会原有的众多规则，十九世纪或更早道德观之所以成为令人讶异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能逃离那个地方。”铁轨的延伸，也为中国数亿的农村民众，打开了通往美丽新世界的通途。
在 朱海滨的记忆里，那些出没在火车站的、自比为“细菌一样多”的年轻人，其面目也有明显代际的差异。“80年代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很淳朴，车站的客运员都习惯 拿条棍子维持秩序，有时候还会用棍子敲打乘客的背包，指挥他们按照一定的方向移动。”这个在今天看来不太礼貌的举动，在那个年代，却被人们广泛接受。
1989年，张红英和朱海滨参与了他们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春运。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车站的客流量突然明显增多了。自那一年后，所有的机关人员都要下站支援。“每天乘火车南来的民工客流十几万人。铁路部门加开大棚车运载，一列棚车到站就有四五千民工涌向广场”。
1991年春节刚过，南下的民工如同潮水般涌入广州火车站，西广场的女厕因此“爆棚”。为了上趟厕所等个把小时是常有的事情，排到最前面的女孩脸上挂着欣喜的笑容。这张照片被国家博物馆(微博)收藏，成为广东改革开放历程的一个见证。 摄影_叶健强
冒险家乐园
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讲话后，珠三角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使得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入一个高潮期。数千万的外来务工人员来到广东，从此广州站和“春运”紧紧连接在一起。
朱海滨回忆，“1995年，乘客流又有了新的变化，南下打工的年轻人在返乡的时候都变得洋气了起来，编织袋少了，年轻人个个都拖着一个拉杆箱。”拉杆箱轮子滚动时发出的隆隆声，和着车站广播，在春运期间成为广州火车站永不消逝的背景音。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广州火车站开始释放制造传奇的能量，不仅让自己，也让和它相关的时空具备成为一种“极致”的可能。毗邻火车站，在1992年建成开业的白马服装批发市场，和此后以它为代表的流花商圈，便是广州火车站辐射范围内的一个行业传奇。
改 革开放不仅带来思想的解放，也随之带来感官和审美能力的解放。全国各地的服装店老板们，从1990年代开始，每年换季时就会到广州取货。“在还没有淘宝的 时代，一个服装店老板如果没有去过白马进货，就不算入行。”1992年开业时便入驻“白马”，至今已有十几个档口的福建人蔡广元，还记得白马的威水时代。
“那 个时候早上不到8点，白马门前已经坐满了从内地坐火车来拿货的人。”通过广州火车站，白马一年的销售额达到100多亿，相当于内地一个小型城市的人口和 GDP规模。它牢牢掌控了中国内地广大的二三线城市、县城、乡镇的时尚潮流。小老板们坐着火车到广州，当天拿货，然后买票上车。在淘宝之前，这里已经是爆 款的狂欢地。“曾经一对四川夫妇上午找人设计，中午去中大市场买布，晚上通宵加工，一早就卖掉几千件。那个时候，只要你肯拼肯做，一夜暴富不是问题”。蔡 广元说。
1995年，朱海滨被调到车站行政办公室，负责这个车站中枢部门的文字和会议纪要。5年后，因为工作需要，他又被再次调动到火车站党委办公室担任主任，此后的10年间，朱海滨得以从管理者的身份，见证了1990到2000年之间广州火车站的风云涌动。
“高峰时期，这附近曾经寄生5000人左右的各类帮派和‘牛鬼蛇神’。”朱海滨回忆。他和同事们目睹了自1980年代以来，火车站30年的荣光和数代打工者的梦想。然而这里也曾是持续数十年的南中国冒险家的“乐园”。欲望、罪恶、贪婪在这里翻腾。
报章记载，1993年3月下旬，“全国内儿科危重、疑难病症诊治经验研讨会”在广州举行。然而四天之内，五六名与会代表相继在广州火车站一带遭到抢劫、偷窃、殴打或污辱。有的代表刚下火车，在公厕内即被歹徒强搜腰包。事件发生后，两位与会代表愤怒不已，提前离开广州。
“这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盗窃、抢劫、诈骗、强迫卖淫、拐卖人口、黑公话、假币、假发票、倒票、非法拉客、野鸡车。从1983年以来，广州火车站曾让奔赴而来的大批旅客心寒，这个地区违法手法层出不穷。每一种违法手法，只要一出现，似乎就无法遏制。”《南方都市报》如是对火车站江湖的描述。
从 1994年起，流动到广州的各地年轻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加入拉客团伙，渐渐形成了“湖南帮”、“四川帮”等多个小帮派。在帮派之间抢客、斗殴、争地盘的过 程中，“东北帮”逐渐控制了广州火车站的拉客市场。而其头目，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的周广龙也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大哥”。
周 广龙独占了广州火车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直到2000年左右被警方抓获。此案被称作广州第一黑帮案。2001年11月，广州市中院公开审理周广龙24人团 伙案，但是审理中遇到一个难题。依照当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同时具备四个特征，“保护伞”是其一，没有保护伞的周广龙团伙不构成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
随后此案上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4月28日，人大常委会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对《刑法》第294条第1款进行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含义问题做了明确界定，“保护伞”不再是必要条件。此案直接推动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解释。
如 同韭菜割了又生，火车站的江湖依旧混乱。1995年，随着有线电话的普及，火车站广场上开始流行经营“黑公话”生意。一人一桌一凳一招牌，摆上私人电话或 无线电话，打市内电话一次收一两元，长途电话收8元，港澳电话收15元，超过电信部门规定的“公话”收费标准的3倍以上。有的由帮派管理，有的雇有打手， 备有凶器。旅客每打一个电话便被勒索十几元以至数百元，旅客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暴力殴打。
时 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对广州火车站及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极为忧虑。2000年春夏之交，他曾经三度“微服探访”广州火车站地区，并多次作 出指示，要求全面整治火车站治安，提出要对广州火车站“重典治乱”。经过这一年的连续整治，火车站地区治安情况渐渐好转。
然而没过多久，火车站出现新的诈骗术——背包党。2003年起，火车站周边近千人背着装有假发票、假车票、酒店介绍和假证件等物的背包，整日游荡在广州火车站及周边汽车站之间，主要瞄准外地来穗人员，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替关系车辆和旅馆拉客。
对 于各路不法人员和灰色的体制内参与者，那时的广州火车站的确是遍地黄金的冒险家乐园。然而对于社会经验生涩的外来者而言，2000年左右的广州火车站已经 成为一个令人生怖的公共空间。如果一个年轻的外来者能安全而又毫发无损地从火车站离开，顺利到达自己的目的地，这不啻于获得城市生存的通行证和成人礼。
2003年春运，一对小夫妻在火车站广场被偷走了钱和车票，夫妻俩只能拥抱哭泣，泪珠沿着这位姑娘的脸颊往下流。摄影_邓勃
2000 年以后，通过各种“过来人”的口耳相传，互联网开始流传一份名为《安全经过广州火车站攻略(去广州的必看)》的“宝典”。攻略一共有35条，归纳起来就是 在出站后，不要听、不要说、不要吃、不要喝、不要买、不要打（电话）、不要松（松开行李）、不要戴（首饰）、不要接（地图）、不要问（路）、不要信……如 果你都很难做到，只能选择最后一条：非生活所迫，离开广州是终极方案。
在铁路公安当差 近30年的警察梁志强回忆那段年月，也感慨颇多。“我最开始就是一个月三五十块，你面对那些一天就是三五百的事情，可以这样说，只要你肯，你可以三天买一 部摩托车，你说你的思想会怎么呀。我来派出所那时候一共六十六个民警，我就不讲百分之百，但绝大多数站立过来了。
2008年春节前的大雪灾令交通线瘫痪，广州火车站地区数十万旅客被困。摄影_叶健强
“春运危机”
2001年，广州火车站售票处，在漫长的排队的过程中，互不认识的人揪在一起以避免其他人来插队。摄影_邓勃
1990年代后期，为了应对广州站的汹涌人潮，广铁将部分原本用于运货或运牲口的列车，经过简单改装后作为客车载人运行。车内只有几个小窗口，无标准的车厢灯、座椅、厕所等客运设施，白天太阳照射闷热如同桑拿，夜晚气温骤降车内寒气逼人，因此又被称作“闷罐车”。
由 于闷罐车车厢间互不相连，每节车厢只有车门口和几个小窗户能透风。人太多，列车员也没法靠近厕所，铁路部门只能给女列车员发放纸尿裤，以备不时之需。上车 前，列车员还要领取两条麻绳，一个木梯，一件大衣，两盏煤油灯。手电筒用于晚上下车或者查票。麻绳用于绑门，木梯用于上下客，因为车厢高出地平面1.5 米，煤油灯车头车尾各挂一盏，日落后点亮。对于乘客来讲，抢得一个好位置，是让棚车旅程相对舒适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两个车门中间的位置最佳，其次是车门两 侧，再次是4个窗口附近，然后是车厢两段，最后是毗邻厕所的位置。
老警察梁志强曾经在机动队专门负责运送大棚车。由于乘车环境恶劣，“每次接车，我都记得首先去看看有没有死人，一个篷一个篷地检查。”
从大棚车开始，典型的中国式春运和改革开放后南中国的民工潮相伴而生。每年春节前，返乡的人潮从广州火车站出发，成为流动的现实和不变的传统造就的独特社会景观，被视作和平时期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季节性人口流动。
自诞生于大工业时代起，列车一直被视作准时、理性、效率、规则和安全感的表征。在朱海滨记忆中，广州站只完全停运过三次，“一次是1988年的雪灾，一次是1989年6月，第三次便是1998年了”。
1998年1月，离春节不到一个星期，广州火车站遭遇到了第一次“春运危机”。在这之前的1997年4月1日零时，中国铁路刚 刚实施第一次大面积提速调图。京广、京沪、京哈三大干线提上的提速列车最高运行时速达到了140公里。然而就在铁道王国飞速攻城拔寨之时，一场30年难遇 的大雪和巨量的“春运”人潮在先天设计容量仅两三万人的广州站“致命邂逅”，使得广州火车站第一次遭遇到运营危机和巨大挑战。
在 手机和互联网尚未普及的上世纪90年代末，风暴眼中的广州火车站无法事先与乘客进行有效沟通。如潮涌般的乘客试图冲进、挤进、爬进、闯进候车大厅，候车大 厅的尽头却是空荡的没有列车的站台。其间，武警首次出动支援春运，首次用人墙对人潮进行分割切块，原铁道部急调20辆列车驰援广州，列车抵达后不分车次、 只论方向上车。
这些诸多的“第一次”背后，广州火车站因初始设计容量偏小，无法满足改 革开放后急速增长客流需求的矛盾，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广州火车站1998年大滞留”事件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铁路春运的一个转折点：长久以来分据30米台 阶两边的两个独立系统开始对话并协作，直接影响是此后广州市政府开始重视春运。
1999 年起，广场划出了专属铁路的缓冲区，地方借出广州火车站广场给铁路，此后春运期间车站得以在广场上搭候车雨棚，旅客不再一窝蜂地拥挤在车站门口。作为中国 典型的广州火车站春运由此前“铁路一家的事情”，转变行成为铁路与地方政府共同协助组织的惯例，“大春运”格局由此开始初步形成，并对此后广州的春运组织 方式和突发公共公用危机的应对提供了样本和经验，这些新形式甚至成为许多地区组织春运的范本。
当 时作为党办主任的朱海滨负责撰写1998年春运总结，“我总结的题目第一个词就叫‘惊心动魄’”。之后，朱海滨又拟了一个报告交给广州市政府，“希望下次 春运来临，允许在中广场搭建大棚，设立候车区。”关于同意春运期间借出广场的批文很快下来。1998年后，广场上就有了棚。
“1998 年这件事给地方政府的影响很大。以前的观点是什么呢，你们铁路就是铁路，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搞定。分得很清楚的。他不会管你。这次事件后有了属地管理，广 州火车站广场属于越秀区，那么流花地区就负起这个责，这才有了之后‘大春运’的格局。然而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十年之后的2008年，历史再次惊人重演。”
1998年的经验延续到十年后的2008大冰灾中：异地候车、政企互动、多方协力，终于成就典型式广州“大春运”格局的形成。冰灾后，朱海滨来到铁道部，专门撰写广州站抗冰灾实录，“后来是由一个形象比较好的女同志去各个铁路局巡回做演讲”。
2008 年冰灾后，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找到火车站，想要将当时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广场喊话时用过的喇叭收藏。“站里领导知道后，认为这是个大事，必须先请示铁 道部，后来通知下来，不能给地方，由我们自己的铁道博物馆收藏。”那年大年初八，朱海滨负责“护送”这个温家宝用过的喇叭上京。“本来按照我的级别是安排 不了豪华车厢包间的，后来列车长说，你级别不够，但是这个喇叭够了”。
在官方记录的火车站宏大历史和大事件外，还存在无数丰富、细微、复杂的春运私人版本，每个历经过的人都有一个。而广州一家报社的摄影师邓勃，拥有的是用镜头记录下的长达十年的广州火车站春运。
邓勃说：“运力的紧张，管理调度的困难，春运的每个环节都写满艰巨。一路上，也曾见过温情的片段，但记忆中最难忘的，都是悲剧：有人在我身边死了，有人在我身边跳窗了，也有人疯了……”
临 客车厢极端的空间压力，带来的对身体和心理的压迫，“一位男青年当着我的面就疯掉了，列车到达一个小站时，他从敞开的窗户往下跳”。在站台上，他扑通一声 跪倒在一个警察的面前，连声说：“我受不了那个味了！”警察吓坏了，随即把他带走了。邓勃跟列车长说起这事，列车长说：“这算啥呢？前一趟车里面有两个乘 客才是疯了，脱了衣服在那跳舞。”
自工业革命以来，列车带来的速度、拥挤、创伤等体验 被视作现代性体验的一种。正如文化史学家沃尔夫冈·施伊费尔布什在《铁轨之旅》中指出的那样，这种现代特有的神经“惊吓（shock）”与过度刺激成为了 个人现代性体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侵入了十九世纪大都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时的英法医生已经发现乘坐列车会对人的肌体和心理带来迥异的刺激。这种由列车 带来的现代症候，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开始袭击了艰辛迁徙中的中国人。
何去何从
2011年8月27日，广州火车站月台上，只有6岁的小女儿谢美玲在父亲谢明中脸上深深一吻，小小年纪的美玲知道和爸爸这一别就要等到寒假才能相见。每年的这个时候，广州火车站可见许多“小候鸟”的身影，即使他们是笑的，也会被火车的鸣笛催得苍白。
朱海滨一直觉得自己干了一份“永远闲不下来、停不下来的工作”。而广州火车站，“好像永远在运转，永远在发车”。在他30年的记忆里，只有一天，它和往日迥异。
“那是2013年台风天，火车站停运，候车室里没有一个旅客，我走在里面，空荡荡的，觉得很不真实”。在广州火车站40周年之际，传出将要拆除重建的讯息，朱海滨和同事们虽然早有耳闻，但第一感觉也是“很不真实”。
他记得，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广州火车站的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011年2月5日。当时朱海滨“小心翼翼”地拿着录音笔，坐在刘志军身后一米处，“他说话声音太小”。
这个铁路王国曾经的一号权力人物，听完火车站汇报未来“交通枢纽建设计划”后，最后总结道，“广州站地下空间已经不能用了，接下来只能朝空中发展了。北京、上海都已经改造好了，就剩下广州了。”
他这样定义广州火车站的改造：“广州站将是我的收官之作。”7天后，刘志军被双规。朱海滨觉得，“他的话，一语成谶”。
而今关于广州站如何拆除改造的详细信息尚未揭晓。仅有的权威信息来自广州市长陈建华4月初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回答：“广州火车站的股数不够，所以要扩建。”
“2016年能开建吗？”记者问。“最快。可能2016年都不一定能动得了工。”陈建华答。广州火车站目前仅7个站台，7条到发线，改造后将有20个站台，20条到发线。为此，广州火车站的主体建筑将拆除重建。
拆除改造后的广州火车站，将彻底告别40年中复杂、多元、深刻和暧昧的形象。当然，这也不是广州火车站第一次面临选择。
上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种种乱象，铁道部一度想拆除重建广州火车站。在2013年出版的《广州城记》中，曾任广州市委书记、市长的林树森提到，铁道部曾批准用10亿元拆掉重建火车站，但广州市政府持反对意见：“广州还有多少‘苏式建筑’？广州火车站拆不得啊！”
此番，告别的时刻终于确定。
“这里我太熟悉了，我闭着眼睛都可以走来走去。”朱海滨有一些不舍：“火车站给了我实现自我的机会，也给了我和家庭一个安稳的生活，还让我不小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不过，有人早在这之前已经和他的广州火车站作别。2010年高铁开行后，邓勃记忆中那个复杂、丰富的典型中国式春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2011年开始，邓勃不再跟拍春运。
时 代和列车一道轰隆向前。广州火车站广场的人潮似乎永不落幕。40年光阴流转，不日将拆除重建的广州站，终将目送曾经数十年粗粝而草莽的江湖岁月，和满载车 厢的人世悲欢和时代表情。只有火车站主楼外立面的大型电钟，穿越车站四十年不曾停歇的日与夜，目睹拿着车票、扛着行囊的人们一次次归去来。
（本文参考了《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文史参考》等相关报道和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