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原发《文学报/新批评》2014-7-3）
夏公夏志清已于2013年12月29日成仙作古。但夏公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重印本，下简称《小说史》） 显然不会因著者作古而作古。也许相反的是，由于《小说史》引入大陆（2005年）后引发的重新认识中国现代小说史或重新建构中国现代小说史框架的诸种议 论，继续发酵着《小说史》带给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学史的震动。此前，想就此写点文字，但一直没有机缘，不曾想到在夏公成仙不久后的三月，我读到了《夏志 清的未竟之功》（止庵，《读书》2014年第3期，下简称“止文”）。“止文”算得上是当下国内文学界或文学史界对《小说史》的一种普遍情绪或者普遍的赞 美，即夏公的《小说史》不像国内之前的“排座次”和“写悼词”的现代小说史，而是汉语世界里的一部“公正的论”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但我觉得，夏公《小说 史》的着力点，也许不在论“正”而在“矫枉”，但“矫枉”却有“过正”的地方。于是，有了这则文字。
关于鲁迅
鲁迅，这是一个无论何人（除老死时仍然仇恨鲁迅的苏雪林之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都无法绕开，也无法避重就轻的小说家。原因不仅仅在于鲁迅的小 说《狂人日记》是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甚至也不在于《阿Q正传》是“是现代中国小说惟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夏志清语），而在于鲁迅的小说开创并奠 基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范式。中国现当代小说在大学最先开讲（1949年）的王瑶，对这两部小说是这样评价的。关于《狂人日记》“开始了中国文学史的一个 新时代”，《阿Q正传》在1921年写成时“已经有了世界意义”（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5月第1版第5次印刷）。事实上，之 后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并没有超出王瑶1949年至1953年（王著初版为1953年）的评价范围。至于夏著所引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里的“鲁 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论断和评价，并不在王瑶的鲁迅小说评价体系里。也就是说，鲁迅小说后来（特别是文华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的认 定，被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非中国现代小说史撰写开山时的景况。夏著关于鲁迅小说《呐喊》和《彷徨》的总体评价，并没有超出《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书 （1961）之前的总体评价。《小说史》关于鲁迅小说的评价为当代一部份人（即非鲁的一部份人）看好的，不是这一部份，而是《小说史》关于《故事新编》的 评审。
《小说史》对《故事新编》的断言：“《故事新编》的浅薄与零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虽然路子狭小的）小说家可悲的没落”。这断言依据的是夏著三 方面的考量，一、“讽刺时政”；二、“怕流露出自己对中国的悲观和阴沉的看法”；三、“压制自己深藏的感情”。我们知道，鲁迅从来就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 术”的小说家，从鲁迅写小说开始，鲁迅就是一个为了引起疗救人心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小说家。如果，我们承认“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并不存对 立的价值判断的话，或者说并不存在两者孰优孰莠的话，那么小说史家就没有理由因为“讽刺时政”而断言是一个小说家“可悲的没落”。《故事新编》对于鲁迅来 说，是一个组成部分，对于鲁迅小说来说，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它确确实实的直白的讽刺时政之外，它与《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思想和精神是一 脉相承的。对于鲁迅来说，《故事新编》并不是鲁迅的游戏之作，更不是鲁迅自己的“弃儿”，相反，鲁迅是相当看重《故事新编》的。鲁迅生前，多次谈及到《故 事新编》。有自己陈述的，有与人商榷的，有反驳别人对其小说攻奸的。譬如，关于《小说史》针对《故事新编》有关把“孔子、老子、庄子都变成了小丑”的批评 和指责，鲁迅早在1936年就写道（也可以说是“申辩”道），“世间进不了小说的人们倒多的很，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胸襟高妙，作品久传 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其实，这是一个小说创作简单的不能简单的常识，没 有想到，竟成了《小说史》恣意“恶评”《故事新编》的立论。另外，所谓“悲观”所谓“阴沉”并非《小说史》的发明，早在《故事新编》印行（1936）以及 以单篇发表时，当时的文坛，就有过类似的批评和指责。至于《小说史》中的“路子狭小”更属“过正”之谈。一个作家选择和书写题材的大/小、宽/狭与否，并 不决定由这一题材生成的小说的杰出与否（譬如《小说史》极力赞美的张爱玲的小说题材的路子，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廓大”的），这样的例子用不着举例，本也是 一个小说领域里的常识，但《小说史》竟以此为立论的依据。而又以此断言“鲁迅”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可悲的没落”，显然就不是“公正的论”了。鲁迅后来不写 小说--无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知人上讲--这并不表明不写小说就是小说家“可悲的没落”。对此，鲁迅在1933年就写道，“我也很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 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 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记忘却了己原先的步伐，于是只好爬回去了。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立起来”（《集外集拾遗·英译本 〈短篇小说选择集〉自序》。谈鲁迅的小说就应谈鲁迅小说的文本，而不应涉及小说文本之外的事。至于鲁迅后来不写小说了，怎么就可以以此将鲁迅断为一个小说 家“可悲的没落”了呢？难道因为鲁迅著了《故事新编》，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就不成立了吗？写到这里，想起一个以此相关的话题。面对所谓“文人画”的 抬举和追捧--事实上，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或现代小说史的去政治化（这当然是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的重大进步）的过程中，矫枉出现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却 大行其道，为此，吴冠中先生晚年说了一句可以给我们当下文学艺术启示的话（在吴冠中《我负丹青》一书里，吴先生多次表达了这层意思），这句话是：“一百个 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时代周报》2010/10/17）。
关于老舍
“止文”写道：“《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怎么说的‘他所要描写的，只不过是正义和投机取巧的对立，英勇和怯懦的冲突，以及大无畏精神和邪恶之间的 斗争而已。在表现这些课题时，老舍是很传统的，因为他这种善恶二分法，是植根于中国通俗文学和戏剧的。不过在一本真正的小说内，任何道德上的真理，应当像 初次遇见的问题那样来处理，让其在特定的环境中，依其逻辑发展。我们在读《惶惑》，《偷生》和《饥荒》时，愈来愈为书中惩罚罪恶原则的机械运用，为那些汉 奸和坏蛋们所遭遇的天外横祸或者暴毙等等感到尴尬。这样一种幼稚的爱国心以及憎恨罪恶的表现，使小说读来毫无真实感’。了解文学批评的人便可看出，这是相 当深刻的分析，其意义已经超出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评价--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四世同堂》的问题不仅仅是失败，更重要的在于倒退，甚至可以说，它一直退到 了整个新文学之前。另外我要补充的是，老舍从未在日据北平生活过，《四世同堂》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胡编乱造的”。
“止文”的这段话，有两个意思，一是肯写了《小说史》对老舍《四世同堂》的评价，一是“止文”自己的引伸和发挥。先说，《小说史》关于对老舍的 评价。其实，《小说史》给了老舍重要的笔墨。《小说史》共三编十九章（恕笔者不知英文原版和台港汉语译本有多少章），其中第二编“成长的十年”里有老舍专 章，仅排在第五章对左派左家的概述和第六章茅盾之后，在第三编“抗战期间及胜利之后的第十四章”里“资深作家：茅盾、沈从文、老舍、巴金”。在第七章里， 《小说史》给予了老舍极高的评价，一、老舍“代表了北方和个人主义”；二、“能写出纯粹北平方言”，“个性直截了当，富幽默感”。这两个评价都相当的高， “个人主义”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降的主要价值观之一，也是启蒙运动和现代文明的主要价值观之一。把此价值向给了一个并没有个人主义传统里成长起来的中国作 家，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二、富有小说语言个性的作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并不多见。但正是基于此，《小说史》才对在抗战时期时的老舍非难，也就 有了“止文”一文所引《小说史》的那段话。其实在这一大段话前，《小说史》已经先期给《四世同堂》判了“死刑”。《小说史》写道，“《四世同堂》非但没有 符合众望，反而可以说是一本大大的失败之作”。“死刑”的罪有：1、“狭隘的爱国主义”，2、“正义和投机取巧的对立，英勇和怯懦的冲突”，3、“善恶二 分”的“机械运用”。其实，在《小说史》里在，早在第七章里就先期给老舍判了“刑”，在赞扬了《骆驼祥子》的同时，《小说史》说，“老舍已经开始非难带有 自由主义味道的个人主义”。事实上，这才是《小说史》非难《四世同堂》的真正原因。在第七章里，《小说史》评论《骆驼祥子》时写道“老舍表现了惊人的道德 眼光和心理深度，……读者像是爬上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仅仅几年后，事过境迁，同一个老舍在《四世同堂》里表现的道德却成了“幼稚的爱国心”和 “善恶二分的机械运用”，而且在《小说史》看来，《四世同堂》“道德气氛变得过分乐观和不真实”。有人评价《小说史》时，说《小说史》超越了意识形态（譬 如左冀左家张天冀的肯定）而公正。但在我看来，这不符合《小说史》的实际。就在《小说史》把《四世同堂》定罪判死刑后，《小说史》紧接着写道：“自从共产 主义中国成立后，老舍一直保持着文坛的高位，……，有好长一段时期，老舍使人觉得，他已经很愉快地适应了位居文坛高位那种忙碌而又空虚的生活”。在此段话 之前，《小说史》还写过“老舍在共产党扩大宣传的运动中，占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我看来，这才是《小说史》把《四世同堂》以及《四世同堂》作者打入 另册的理论根据。
至于说到“止文”里对《四世同堂》的指责，更属不顾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的常识，譬如，中外有许多关于历史题材的小说和戏剧的杰作，而写这些 作品的作者，哪个在历史的“当时”社会中生活过呢？因为“老舍从未在日据北平生活过”而将《四世同堂》的故事和人物定罪为“胡编乱造的”，这一把历史真实 与艺术真实混而一谈的理论，居然可以如此理直气壮。以此相反，王瑶的《新文学史稿》是这样评论《四世同堂》的：“作者对北京的生活情形很熟悉，又有强烈的 爱国主义热情，因此对那些富有民族气节的人物寄予了崇敬和同情，而对那些汉奸败类的嘴脸则给以厌恶的谑画。骨架虽大，结构很匀称；人物的对话也能传神”。 再就是，有关老舍在日据时期没有在北平生活过的情形，《新文学史稿》里有过这样一段辩诬--借老舍的话辩诬--“我晓得我应当写自己的确知道的事，但我不 能因此而便把抗战放在一边，而只写我知道的猫儿狗儿。……（省略号原文所有，引者注）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何况， 就《四世同堂》小说文本来看，不能因为老舍在日据时期没有在北平而认为老舍对北平的不了解。相反的是，《四世同堂》里所呈现的老北京鲜活的世井人生和世俗 生活的场景，恐怕至今也无人出其左右。我们不能仅以小说里反映的抗战主题或者如《小说史》指证的“幼稚的爱国心”和“浅薄”的道德主题，而全部否定了这部 小说所呈现的多姿多彩的平民生活和平民意愿，以及由平民生活和平民意愿建构起来的个人主义精神，而且它的背景是烽火连三月的抗战时期！
关于张爱玲
《小说史》第十五章开宗明义地写道：“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大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 期至整个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大陆，生长并繁茂起一茬又一茬“张粉”或“张迷”，按照流行的说法，这都与夏志清夏公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关。不 过，蹊跷的是，张爱玲的重新被认知和被“张粉”，不是大陆而是在台湾。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台湾，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0月初 版），在介绍梳理台湾新文学（1921--）时，第十三章“横的移植与现代主义的滥觞”。在这章里，陈著写道“《文学杂志》（刘案，1956年由夏志清的 哥哥夏济安在台北创刊）另外值得注意的，便是夏志清在这段时期介绍了张爱玲到台湾”；第十四章里，陈著写道，“在现代主义见起云涌之际，张爱玲文学在台湾 也普遍传播，蔚为台湾文学的奇异现象”。在陈著的这些梳理里，我们得知，张氏小说进入台湾有两个动力，一是台湾文学在五十年代中后期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及 实践诱发；二是因为夏氏兄弟哥办现代主义的文学期刊弟从美国介绍张爱玲。也就是说，张爱玲的小说是以“现代主义文学”的身份和样式进入台湾的。而且还有一 个重要原因，张爱玲的小说真正进入台湾，并不是张爱玲四十年代日据时期成名的诸如《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刘案，此三部作品都写 于1943年）等小说，而是张爱玲1952年从上海到了香港后写的《秧歌》（1953年）和《赤地之恋》（1953年）。为什么是这两部，而不是张爱玲早 年成名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呢？《台湾新文学史》里写道：“由于这两部小说写的是中共统治下人性被扭曲的故事，这种题材较诸 台湾盛行的反共小说还来得真实生动”。也就是说，张爱玲进入台湾不仅仅因为台湾五十年代中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大潮，也不完全因为夏志清的倾情介绍，还因为张 爱玲“被误为反共作家”（陈著）。
现在回到《小说史》关于张爱玲专章。在《小说史》开宗明义地把张爱玲封为“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刘案，此处没有“之一”的）之后，紧接 着，《小说史》又写道：“《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为什么《小说史》要首先介绍和评论《秧歌》呢，这跟《秧歌》的题材有关。《秧歌》是 写共产党大陆“饥饿与恐惧”的。夏志清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期间（五十年代中后期）就把关于张爱玲的一章，率先以《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于1957年在 台湾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夏文认为，张氏小说之所以迷人，在于“她的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她的历史感，她的处理人情风俗的熟练，她对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抉发 （刘案，复旦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抉发’为‘揭发’）”。不过，我们即使从这段描述和断定中，可以窥见到夏公关于张爱玲小说的“历史感”的指向与意识形 态有关，而非完全现代主义的“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张氏小说进入台湾是现代主义文学和“误认为”反共小说得以进入的，张氏小说在九十年代重返大陆，是与当 初五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台湾不一样的。除了《小说史》所说的原因外，可能还因为张氏小说的“心理观察，文字技巧、相象力”（傅雷《论张爱玲小说》，1944 年）的高超。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小说史》对张爱玲小说的褒奖之词（上文已引不再列入）：
——张爱玲雅俗共赏，因此她的小说里所发现的感性，内容也更为丰富。
——这种苍凉（刘案，即夏公所说的契可夫的悲剧意识）的意味，也就是张爱玲小说的特色。……看看张爱玲的艺术在最紧张的状态下可以达到多高的巅峰。
——《金锁记》长达30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金锁记》里这段文章的力量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下。
——这样一个青年人的故事，近代好几位欧洲小说家都写过，但是张爱玲笔下的聂传庆是中国旧社会衰颓中的人物。他不是乔伊斯所创造的史蒂芬·代达勒斯（Stephen Dedalus），也不是托马斯·曼所创造的尼奥·克娄格（Tonio Kröger）。
——张爱玲充分地运用了她的文字技巧，运用了她的对于历史文化的认识，和她的对于善恶的直觉。
——对于普通人的错误弱点，张爱玲有极大的容忍。她从不拉起清教徒的长脸来责人伪善，她的同情心是无所不包的。
——她同珍·奥斯丁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
……
我们从这些描述和评判中可以得知，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出神入化，而且是一个可以与世界“顶级”小说家比肩的人。但是，张爱玲的小说是否承受得住如 《小说史》这样的誉美之辞，是否担当起“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一职，这恐怕只是《小说史》的一家之言。张爱玲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日据时期的上海成 名、到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前期在大陆悄无声息、再到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在大陆暴得大名，折射出历史的吊诡，以及人性的幽密。同时也显现出中国二十世纪自八十 年代以降国门打开，中国汇入世界主流的急急步子和茫然失措，当然也显现出西方文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影响与改变。
关于文学史的真实和“公正”
这就不得不提起本文的写作因缘。现代小说史（也许还包括正在进行时的当代小说史），我们如何更加接近它的直实，以及书写真实的前提“公正”，并 非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尽管如刘绍铭、王德威、陈子善等名家多次论及《小说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但《小说史》始终绕不开的意识形态，仍然是评价和臧否 现代小说及小说家的一竿称，并非《小说史》著者自诩的“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任务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前文所列三位作家的“评审”已见，《小 说史》并没能做到完全的“独立”。虽然，不能就此划线，《小说史》里的小说家，孰左孰右，孰共孰国。通读完《小说史》，著者是有倾向性的，尽管将其掩藏了 起来。譬如，《小说史》给鲁迅的赞美就远少于给张爱玲的赞美，而且给张爱玲的赞美之词几乎可以说超过了《小说史》里所有涉及到的中国现代小说家。这就很难 说是“公正的论”。再就是对张爱玲在日据时期上海的行状，只字不提，讳莫如深。《小说史》仅在张爱玲专章的结尾处，写了这样一段皮里阳秋的“评审”：“抗 战胜利后，左派作家从内地回到上海。他们立刻进行各种活动，务使文学作品配合他们的宣传活动目的。敌伪时期曾经作文歌颂过日本帝国主义的作家，到此时不是 问罪坐牢，就是噤若寒蝉，不敢再发表什么东西。张爱玲颇有自知之明，在这时期改行写电影剧本。战后的几部优秀的电影，诸如《不了情》、《太太万岁》、《南 北和》剧本都是她改编的”。明眼人都会从这段话里读出《小说史》的意识形态意味。既然《小说史》里对老舍与共产党新政关系有非议，《小说史》却没有谈及到 张爱玲与汉奸的纠集。而这是否有可能遮蔽了另一些真实呢？把《小说史》中有关对老舍和张爱玲的“发现”和“评审”来看，也难见“公正的论”。这当然是一个 很难言说的话题，而且也很可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由于中国自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到三十年代的“左冀文学”、再到抗战期间的国民政府、延安地区和日据 三个方面的文学，再到“延讲”之后的十七年文学（包括十七年文学的另一种延伸的十年文革文学），这中间有太多的话题。就拿《小说史》里的张爱玲专章来说， 历史是一种无奈的先择，还是一种必然的轮回，谁也说不清。惟一说得清的是，由于夏公五十代中后期在台湾的极力推荐和《小说史》在大陆的引进，张爱玲在大陆 不再冷寂，而是涌现了一茬又一茬的“张粉”与“张迷”（如《万象》双月期刊，就曾连篇累牍而持续的刊载与张爱玲相关的文字）。也许，这可以算作是一种“矫 枉”。但在“矫枉”的过程中，像这样“过正”却成了《小说史》的主线和主旨。
《小说史》的功绩和地位，被人津津乐道的是，被“为工农兵文艺”的历史书写中被遮蔽的现代小说以及这些小说作家，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也因此让 公众看到了“为工农兵文艺”的书写中被遮蔽的小说及小说家的意义。或者说，以《小说史》的哲学观、美学观以及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重新建构起这些小说及作家 的意义和地位，无疑在原来“左冀”和“为工农兵文艺”独尊的平台上，炸响一记惊雷。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并非中国现代小说专业的夏公（夏公读博的专业的英 美文学），写出这“无心插柳”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无心插柳”则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圭臬与图腾，至少说是当下自《小说史》进入大陆十年里的圭臬与图 腾。夏济安的学生刘绍铭，在大陆中译本的“引言”里称，《小说史》是“重要性和功用，在最近的将来难有取代”的“经典之作”。而王德威在《小说史》英文第 三版的“导言”里称，夏著“行文所显露的自信与权威，后之来者无能出其左右”。由此，《小说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所具有的权威，几乎是不可置疑的。也 由此，《小说史》中涉及到的现代小说及小说家的意义和地位的批评和认定，也变得来不可置疑。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对《小说史》的所认定的小说和小说家 的良/莠、优/劣等的评价及评价体系，差不多就成了中国当下关于现代小说的金科玉律。不过，它们是否就更接近中国现代小说或小说史的真实，或者说，《小说 史》是否真的就做到了“公正的论”，也许还需时间来验证。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问题的另一角度是，中国民间有一个俗语叫做“外来和尚好念经”，在这一部持 续享有崇高声誉的《小说史》译介引进时，使得之前（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如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写一如弃履。
愿天堂的夏公，宽恕笔者的莽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