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夏志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讲过，有一回，他在旅次中无书可读，发现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幕》，就拿起来读，可是过不了几页，就觉得实在看不下去，不得不早早上床睡觉了。类似的经验，我也有。2010年，《1Q84》第一卷的中译本出版，我特意找了来，读了几十页，就觉得实在看不下去，丢到一边去了。今年，读《里斯本夜车》（[瑞士]帕斯卡·梅西耶著，赵英译，重庆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同样如此，读了几十页，就丢到一边去了。这种“看不下去”，不是因为小说文字艰深，也不是因为情节枯燥，而只是觉得有股庸俗的气息，令人不能不掩鼻而已。     对我来说，一部小说，是属于大众文学，还是属于所谓“纯文学”，是一个嗅觉系统的问题。     具体说来，“庸俗”体现在哪里呢？若只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应该是这样：凡屈“现实”以从己的，便是庸俗。不照“现实”本来的样子去观察、体会、描摹、评判，而总是一厢情愿地捏造出一个假的、好像物理定律全要失效的世界来，这便是庸俗。一厢情愿，有许多表现，比如在劳伦斯·布洛克的小说里，没看出男主角魅力在哪里，美女却串成串儿地投怀送抱；在松本清张的小说里，人的贪婪与狰狞，比哈哈镜里反映出的还要夸张扭曲。等而下之的更多，不必说了。     在这里，“现实”是加了引号的，因为我们得强调，现实，并不只有一个。卡夫卡的，是现实，博尔赫斯的，也可以是现实，这些之所以仍可以被视为“现实”，是因为我们从中可以辨认出自己，甚至，它们比似乎更真切的这个现实更像现实。     忠于“现实”——且不管它是属于哪一层次的现实——需要勇气。我有一个武断的划分：写大众文学的人，每有一种“内心的卑怯”；而写“纯文学”的人，需有一种“内心的凛然”。“现实”，是一种壁立万仞的东西，它对你形成一种威慑。卑下与怯懦，就是不敢直视；凛然，就是“来吧，哪怕是千军万马从我身上踏过去，也请来吧”。特别加上了“内心的”三个字，是想说，卑下、怯懦有时在外在表现上刚好是张大其事、煞有介事的，而凛然亦不妨表现为温柔、软弱、放荡、颓废等等。     现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日本当代小说，保守一点估计，百分之九十都是大众文学。我不知道人们读这些东西能得到什么。假如有人以这些作品作为评估人性的依据，那就太可悲了。     幸好，极偶然地，我们还能读到一点日本当代的“纯文学”。矶崎宪一郎的《最后的居所》（李征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第一版）或许可以看作一个代表。2009年，这篇小说获得了第141届芥川奖，日本批评界对它的评价也很高。先不管它的艺术成就究竟到了哪个份儿上，单从嗅觉上，就能分辨出它是“纯文学”了。     “纯文学”，就是对“现实”的尊重。“现实”是光怪，就把它写成光怪；“现实”是平庸，就把它写成平庸。《最后的居所》就是写当代的平庸，写当代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夫妻沟通不灵，就写这个，没有多少情节，几乎毫无波澜，只有心境的点染，但有些地方真写得惊心动魄，让人感叹是“大手笔”。     写自卫队的直升机在水面上方轰鸣的段落，是隐喻，是幻觉，还是角色的真实经历？我们不知道，只感到轰鸣就在我们耳畔。写在游乐场的观览车里俯瞰东京，那一刻的醒悟，既是私人的、似乎微不足道，同时又像黄钟大吕，震撼人心。这些都无法在此引用，只选一段简短的景物描写：     “沐浴着秋日里澄净的夕照，院子里已枯萎变色的草坪，放射出火焰一般的金晖。日荫底下正睡懒觉的小狗也像是察觉到了什么，腾地撑起四腿站立起来，不过并没有出声吠叫，只望着太阳慢慢往下落。小狗的影子在金色草坪上拖得老长。”     这段景物描写与情节并无紧密联系，就像我说的，只是“心境的点染”。可自有一种浩荡之气，有生命那既壮丽又无望的美。什么是“纯文学”？我觉得，这就是“纯文学”了，是“内心的凛然”，既渺小又博大。     上世纪三十年代，川端康成曾写道：“纯文学既是大众文学的故乡，也是大众文学的目的地。没有纯文学，大众文学将不复存在……大凡大众文学所具有的优点，无一不包含在纯文学之中。即使有一天大众文学横行天下，纯文学的精神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就是说，一部分大众文学将不得不变成纯文学，纯文学绝不会消亡。”八十年过去了，这段话依然是对的。但，我想补充说，不能就此认为一部分大众文学会自动地、自然而然地变为或升为“纯文学”。出于“内心的卑怯”而写出的东西，永远都不会是“纯文学”，对此，我颇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