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质(911～964)，字文素，大名宗城 (今河北威县)人。历经五代、北宋六朝，先后五朝为官，担任过后周、北宋宰相。960年正月，后周禁军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及其他大臣，迫于情势而拥立新君，赵匡胤由此建立北宋而取代后周，成为开国皇帝宋太祖。宋太祖即位之后，并没有急于对后周旧臣“大换血”，依然任用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为相，并给予优礼封赏。

　　      然而，面对宋太祖的礼遇，身为首相的范直却表现得过于谦卑，以致做出不合礼制的谦让。《续资治通鉴》记载：“旧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常从容赐茶乃退。及（范）质等为相，自以周室旧臣，内存形迹，又惮帝英睿，乃请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帝从之。由是坐论之礼遂废。”

　　      范质此番谦让，倒是在宋太祖面前做老好人，消除了老板对自己的戒心，以便明哲保身。普通人一次谦让，终究是小事一桩，了不起传为美谈而已。但是，首相范质的谦让绝非小事，因为这个看似细微之举，却悄然改变了原有的顶层设计及运行机制，也打破了朝廷的权力格局，对于整个宋代乃至后来王朝都产了重大影响。客观地说，主要是不好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降低了宰相的地位与尊严。宰相职位在中国由来已久，几乎与帝王相伴而生。宋代以前，宰相地位极高，又称宰辅，主要是辅佐或代理帝王治理天下，颇受帝王尊重。古时礼制，“三公坐而论道”，也就是说，帝王召见文武百官朝议，“三公”（宰相级大臣）得有座位，并且赐茶；宰相通常从容就坐，侃侃而谈，在帝王面前也不失体面，颇有尊严。汉代“三公”如此，唐代宰相依然如此，五代王朝频繁更迭，宰相的地位与朝仪也没变，还是坐而论道。范质等人谦让之后，宰相上朝，也如百官一同站立，不再有座位。表面看，宰相还是宰相，但实际地位与尊荣今非昔比。以往，宰相傍帝王左右而坐，同是国家领导人，如帝王左膀右臂；而今，宰相混在百官中站立，只是帝王俯视的手下，而不是其副手。不过，帝王倒乐意被推上神坛，领受宰相及群臣敬仰与膜拜。

　　 其次是削弱了宰相的职责与权力。就唐代而言，宰相的职责由三省承担，各自履行法定的权力，三省长官即为宰相。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一项政策或命令发布与实施，都严格按照程序进行：首先由中书省决策，起草诏书，经皇帝批阅画敕后，送交门下省审议；经门下省复核同意，诏书方可生效；门下省若反对此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驳还，提交中书省重新拟定。每一项诏书或命令，均由中书省起草，必须由门下省审核副署，才能送尚书省执行。由此可见，所谓“圣旨”（诏书），并非代表皇帝的个人旨意，而是宰相集体智慧的体现。这样，宰相拥有决策权和执行权，皇帝只是行使拍板或否决权。范质等人做出了谦让，宰相的职权随之削弱，于是“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也就是说，宰相的决策权主动被放弃，只是充当皇帝的“通信员”，凡事只将情况向皇帝汇报（每事具札子进呈），然后听凭皇帝决断，“取旨”执行而已。由此形成惯例，导致宋代以后宰相的职权不断弱化，以至于愈演愈烈，到明太祖朱元璋时，宰相职位干脆被取消。所以，后世学者批评范质等人不识大体，严重失职。

　　 再次是强化了帝王的集权与专制。范质等人让出原本属于宰相的职权，宋太祖欣然接受，于是皇帝集君权相权于一身。高度的集权，会进一步提高帝王的权威，也会导致独裁或专制，对于国家来说未必是好事。隋炀帝自恃个人能力强，独断专行，最终杀身亡国。唐代张玄素对此论述：“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唐代的宰相制度，体现了分权原则与集体决策，从而限制了君主的专制。遇到重大事项，中书门下二省举行联席会议（或邀请尚书省负责人参加），共同商议决断；这样集思广益，尽可能避免决策失误。当然，唐代也有君主绕过程序而发号施令，但只是特殊，而不是惯例。唐中宗曾不经中书门下二省而封拜官职，自己感到心虚，不敢照常规格式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用墨笔。可见，唐中宗还是有所敬畏或忌惮，当时士人对于他私下所封之官也很看不起。实际上，宋代以前并不是帝王的个人意志决定一切，帝王专制是逐渐演变形成的。毫无疑义，宋初这次宰相职权的转让，为后来帝王专制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宰相职权的弱化，在巩固皇帝集权的同时，进而强化中央集权。鉴于唐、五代藩镇权力过大，容易形成军阀割据局面，宋太祖将地方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并推出“重文轻武”的国策。他的一系列创制，被后世继任者奉为祖宗家法，因循守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日益显现，尤其是集权太甚，朝中宰臣墨守成规，地方官员不思进取，导致“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见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三书》），官冗兵烂，国势衰弱。综观北宋，虽然解除了藩镇作乱的“内忧”，却难以应对邻国侵略的“外患”，与契丹、西夏、金对峙均处于弱势，战场上屡屡失败，不得不向人家贡献财帛换和平，最终也难逃被外敌毁灭的命运。尽管范仲淹、王安石等人，试图通过新政、变法富国强兵，但由于各种势力不能达成共识，从而陷入相互攻讦的朋党之争，以至于新政、新法都中途夭折，无法扭转大宋的国运。假若宋代沿用唐代的宰相制度与决策机制，也许能有效地解决弊病，及时进行自我更新与调整。

　　 历史往往会因一些细微举动而改变。范质等人看似退让一小步，却使古代的政治文明倒退一大步。所以，北宋经济文化虽然繁荣，终究未能达到汉唐时代的强盛与辉煌。当然，范质等人的谦让毕竟事出有因。杯酒释兵权，对他们犹如杯弓蛇影，身为周室旧臣，他们怕领导对自己不放心，只好牺牲宰相的职权，换取明哲保身。说到底，他们还是出于私心。宋太祖虽然行伍出身，却并非鼠肚鸡肠的兵痞了，他很有素养，也很有度量，立下“不杀大臣”的誓约，足以证明他很尊重士人。假如范质等人当仁不让，或据理力争，想必宋太祖不会主动削减宰相的职权，也不会改变对宰相的礼仪。一般来说，权力或权利往往要靠争取获得，原本拥有的职权却轻易让出，确实很不应该。

　　 

　　 ——原载2014年4月14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