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要打和珅这个大老虎，主要考量有三，依其重要程度依次是：树立权威、归罪于人、遏制贪腐。帝王行事自有其帝王逻辑，常人之市侩计算，未必符合其真实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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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石男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病逝。在病逝之前，乾隆一直是真正掌握最高权力的太上皇，嘉庆帝某种意义上只是个吉祥物而已。

乾隆一死，最伤心的也许不是他的亲人，而是他最大的宠臣和珅。和珅的伤心，又毋宁说是恐惧更为准确。乾隆在世时，和珅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睥睨不可一世。《秦鬟楼谈录》记：“当珅出入宫中时，伺高宗喜怒所言必听，虽诸皇子亦惮畏之。珅益骄纵，尝晚出，以手旋转其所佩剔牙杖，且行且语曰：‘今曰上震怒某阿哥，当杖几十’。”嘉庆为皇子时，或也曾受辱，一朝嗣位，当然可能清算和珅。

令和珅感到安慰的是，在正月初三的哀诏中，他名列诸王之下的群臣之首，委办丧事。据说和珅为此“窃自喜依然如故”。

和珅不知道，就在此日，嘉庆急招68岁的安徽巡抚朱珪进京，又留用年近80岁的老臣刘墉在尚书房候命。朱珪乃是嘉庆帝的师傅，与和珅为政敌，因后者阻挠而未能出任大学士；刘墉也是和珅多年的反对者，以巧妙而率直的政事批评闻名于世。嘉庆对二者的重用，自有其深刻用心，只是和珅没机会闻弦歌而知雅意了。

正月初四，和珅被革职，同日嘉庆在一篇关于川楚白莲教事的上谕中，怒斥“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这时他还没具体点名。正月九日的一道上谕则明确说：“从前军营带兵各大员，皆以和珅为可恃，只图迎合钻营，并不以军事为重，虚报功级，坐冒空粮，其弊不一而足。”这是指名道姓要打老虎了。

有清一代，统治者始终未能完全解决政权合法性与社会稳定的问题（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即是佐证之一），而乾嘉以降，民变迭兴，朝廷刚性维稳手段只有一种：镇压。所谓“有兵在”。以今日眼光来看，和珅尽管贪腐，仍可算朝廷的维稳功臣。但是，当这个维稳功臣本人也被皇帝视作相当危险的不稳定因素时，他就只能面临被清算的命运了。

正月初七，和珅被下狱严讯，口供呈嘉庆御览；京中家产被查抄；嫡亲被交宗人府严加看管。正月初十一日，嘉庆帝颁发上谕，初步公开和珅获罪原因。正月十六日，嘉庆帝再发上谕，公布和珅二十大罪。第十四至二十条是经济犯罪，其余多是犯上、弄权之罪。第三条罪较为特别，嘉庆斥其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罔顾廉耻”，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两天后，嘉庆加恩令和珅以自尽，后者在狱中上吊而死，传说留下绝命诗两首。其一曰：“夜色明如许，嗟予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暮，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累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清史名家王钟翰评论说，和珅工于诗事，又善绘画，非仅诵四子书之辈可比。英使马戛尔尼访华，目睹和珅，说他英俊有宰相气度，举止潇洒，樽俎间交接从容，应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由此可知，和珅人品虽污浊，才能却未必如后世所脸谱化的那么不堪。

今人常津津乐道于和珅的巨贪，认为嘉庆搞他是窥其家产，其实并不准确。和珅的确贪污甚巨，但梁启超说其家产高达八亿两银子，并无可靠凭据。薛福成《庸盦笔记》中有和珅被抄家产清单，穷奢极侈，令人瞠目，却也未必是信史。依照清代官方档案记录，和珅虽是巨贪，但其所抄家产数目，与坊间传闻相较，不到十分之一。

在我看来，嘉庆要打和珅这个大老虎，主要考量有三，依其重要程度依次是：树立权威、归罪于人、遏制贪腐。至于罚没和珅家产使内府丰盈，不过是附带收获而已，非其主要目的。帝王行事自有其帝王逻辑，常人之市侩计算，未必符合其真实心思。

乾隆殁时，和珅是当朝一等忠襄公、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领侍卫大臣、步兵统领，同时兼吏、户、兵三部以及理藩院尚书，是集行政权、财权、兵权于一身的“政坛托拉斯”，有清一代，无人可比拟。嘉庆则始终活在高寿、强势的父皇阴影之下。嘉庆登基时已快40岁，却在上谕中要臣子“勿谓幼主可欺也”，还把这句话用朱笔圈出。这不是卖萌，而是对个人权威的极度不自信。刚即位的嘉庆，可谓弱君；专擅数十年的和珅，可谓强相。在中国皇权时代，皇权与相权既有分工合作、同舟共济的一面，又有折冲抗衡、此消彼长的一面。嘉庆继位，要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就非得把和珅这个大老虎打下去不可。

史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乾隆一朝是整个清代由盛转衰的拐点所在。嘉庆登基，面临的是一个棘手摊子：国家财政日益吃紧，官僚系统日益腐化，经济危机日益凸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曾经繁荣力强的老大帝国，历经乾隆六十年，已如夕阳将坠。嘉庆虽无挥戈挽日之力，仍有振作复兴之思。要振兴，就得解决一个问题：国事如今种种破败不堪，是谁之责？不能归责，就很难带领臣子黎民走向复兴之路。最好的办法是将一切责任归于和珅，尽管这未必公允——毕竟，对国运之衰退，当是乾隆而非其任用的和珅负首责。但嘉庆怎么可能去谴责自己的老爸呢？这不符合孝道，也不符合帝王治术。嘉庆的大统乃是继承自乾隆，否定乾隆，也就否定了自己所承道统的合法性。嘉庆只能干倒和珅，并将政权的种种失败，悉数归罪于彼身。

嘉庆的又一个考量，是要借打和珅这个大老虎，来扭转其时已深入官僚系统骨髓的贪腐习气。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评论说:“自乾隆四十五年以后，迄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凡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餐箪馈。”乾隆本人在晚年也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腐败对帝国的侵蚀是巨大的，除了官僚机器运转越来越不灵外，还激起越来越汹涌的民怨，使社会处于如坐火山口般的不稳定状态。

遗憾的是，嘉庆借打击和珅而掀起的反腐运动，收效甚微。《清史稿》中有段话评乾隆反腐，其实也可移来评嘉庆反腐，其论曰：“高宗谴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于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乃营私玩法，前后相望，岂以执政者尚贪侈，源浊流不能清欤？抑以坐苞苴败者，亦或论才宥罪，执法未尝无挠欤！”

一切人治下的运动式反贪，终究会失败，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做自己的反对者。皇帝本人就享受了贪腐的种种好处（譬如说，和珅最大的贪污款项来自议罪银的办理，而议罪银的大部分，又是交入了皇帝的私人金库内务府；和珅另一个重大贪污来源则是置办、接纳贡品），其统治又必须依赖整个官僚集团，如同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他怎么可能真正肃清贪腐？法治不立，制度缺位，君主要想反腐倡廉，注定只是夸父追日，井中捉月，钻棉取火，缘木求鱼，Ransack a needle in a hay stack。

青年学者张宏杰通过一些细节敏锐地发现，嘉庆在晚年焦头烂额，帝王生涯对他来说，简直近乎于一种刑罚。嘉庆与一位衍圣公（孔子后人）对话，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个大缺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罢亦难走，旱路罢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一个帝王，却满口“亦不好”、“怎么好”、“真没法”、“了不得”，沮丧颓唐之态毕显。

现在看来，嘉庆即位之初的打老虎行动，虽成功干掉了和珅，但终归还是失败了。他所继承的皇权大统，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仁和才人龚自珍在嘉庆年间写的《尊隐》，再好不过地概括了这种失败，同时预言未来：“如是则豪杰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如是则京师如鼠壤；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矣……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作者介绍

宋石男：专栏作家，西南民族大学教师，为《南方周末》、《新京报》、《东方早报》、《看历史》等平媒撰稿，现在《看天下》开有备受好评的“风物志”叙事专栏，在《南方都市报》开有个论专栏及历史评论专栏，在《新快报》开有“微言宋听”一周微博点评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