糠馍馍、糠稀饭

 

　　1960年1月下旬，在放假前一天，学校食堂发给每个在学生食堂搭伙的学生一个月的购量凭证，叫做“拨粮证”，每人27斤，这是当时中学生 每月的粮食标准。“拨粮证”类似于当时的全国粮票、四川粮票，与粮票不同的是，它只能在当地使用，属“土”粮票。凭“拨粮证”，只能到当地粮食部门按上面 填写的数量购买粮食。 

 

　　在领“拨粮证”之前，各班的班主任都在自己的班上对家在农村的学生交代，按学校要求，凡家在农村的同学，假期回到农村，必须把“拨粮证”交到生产队食堂，按生产队全劳力的粮食标准在食堂吃饭，开学报名时必需有生产队收到“拨粮证”的收据。

 

　　1959年的11月份，父亲在“反右倾运动”中惨遭批斗而死，母亲、奶奶和弟妹已于1958年相应号召迁到农村老家。父亲走了，家，残破 了，又恰逢这饥饿的年月。这几个月里，在农村老家的家人，年迈的奶奶和年幼的弟妹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放了寒假的第二天，我一大早在学校食堂匆匆吃完早 餐的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便挎着书包，冒着隆冬的寒雾，独自一人离开学校，踏上回家的路。四十多里的行程，中途翻越两座小山，下午两点过我便回到了老家。

 

　　农村老家在雅安地区所属的名山县永新乡。老家地处川西丘陵地带，周遭连绵起伏的浅山环绕，中间是一块开阔平坦的大坝子，清澈平静的名山河从坝心穿过，把坝子剖成两半，然后绕着山边蜿蜒而去。当地人称这个坝子叫“赵、黄二坝”，是名山县著名的鱼米之乡。

 

　　说是老家，其实，这里仅仅是父亲的老家，对于我来说，只能称为祖籍。父亲十五、六岁就离开了家乡，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来到雅安城里谋生， 以后娶妻生子，在雅安定居下来。1957年底，母亲在“干部家属还乡生产劳动”的运动中，带着年迈的奶奶和幼小的弟妹从小城搬迁回父亲的老家。父亲在老家 早已下无寸土上无片瓦，所以，母亲她们回老家后，在沿河的小山坡上，租赁一个本家的亲戚的两间住房带一间厨房，又挨着住房搭建了两间茅屋，一间厕所带猪 圈，一间堆放柴火及杂物，这样才在老家安顿下来。

 

　　我回到家后，见到母亲和弟妹，奶奶不在家。从母亲的诉说中才知道，在这饥饿的岁月，鱼米之乡的老家已经开始吃糠咽菜，不少人得了浮肿病，已 经有人因饥饿而死亡。奶奶住进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的肿病医院，弟弟当时年仅八岁，因饿得受不了曾经偷偷地抓粗糠吃，第二天解不出大便才被发现，幸好发现 及时，否则，他这条小命就玩完了。

 

　　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公社乃至全县农村，缺粮的情况十分严重。生产队的公共食堂供给社员的粮食定量，是每人每天四两谷子（是16两合一斤的旧 称，约合现在的2.5两。余类推），按全劳力、半劳力和小孩老人分为三、四、五两三个等次。每天食堂开两餐，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是开饭的时间，每餐都是糠 稀饭和糠馍馍，几乎没有蔬菜。所谓糠稀饭，就是把米饭煮到半生半熟的时候，再把米糠加进去搅匀、煮熟，大米和米糠的比例大概各占一半，每餐按人头每人一铁 勺子糠稀饭；所谓糠馍馍，就是用谷粉（将稻谷连谷壳一起磨成的米粉）和米糠混合做的，谷粉和米糠的比例大概也是各占一半，分别做成为大、中、小三种，每餐 全劳力一个大的，半劳力一个中号的，老人和小孩一个小的。到了开饭的时候，各家都去人到食堂把自家的糠稀饭和糠馍馍打回家，再进行加工，主要是在糠稀饭里 再煮上一些蔬菜或者野菜之类的东西。生产队已经很久没召集社员出工了，因为是农闲，更主要是因为大家已经饿得没了力气。

 

　　听了母亲的诉说，我的心一阵一阵地紧缩。回家之前，平时从农村同学的言谈中也了解一些农村的饥饿状况，对农村粮食紧张的情况并非一无所知， 心理上也有所准备，但心里总抱着一丝侥幸，殊不知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处鱼米之乡的老家竟然到了吃糠咽菜断炊断粮的境地。按照生产队食堂每人每天2.5两谷 子的定量计算，母亲和弟妹三人每天的粮食定量是7.5两稻谷，如果按照百分之七十五的出米率计算，三个人每天的粮食定量只有半斤左右大米。我很犹豫，我带 回的“拨粮单”是交还是不交给食堂？27斤大米，几乎相当于一家三口两个月的口粮。

 

　　我把“拨粮单”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交给母亲，对他说了学校的规定，说了我的犹豫，最后我说粮食这么紧张，就不交给食堂了。明天到公社粮站 把这27斤大米买回来，每天贴补着吃。母亲说，明天上午你去食堂打饭，先去找找你陈万祿幺爸，把情况都告诉他，他怎么说就怎么办。这样，你回学校也有个交 待。陈万祿幺爸是生产队长会计，是我本家的长辈。

 

　　回家的第二天早上，我提着铝锅到食堂去打午餐，和我同行的是房主人的孙子，比我年纪略小点，大概十一、二岁，属我的本家侄儿辈，由于饥饿所 致，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眼睛显得很大，却没有了往日的神采。他提着一个小木盆和一只布袋，木盆用来盛糠稀饭，布袋装糠馍馍。从我家的住处到生产队食堂大略 有一里多的距离，下行几十米的山路，过一道小河沟，就是坝子的边缘，再走几百米的田间小道便是食堂的所在地。

 

　　到了食堂，我把铝锅交给侄儿，叫他给我排着队，我去找生产队长报个到。在生产队库房的办公室找到生产队会计，就是陈万祿幺爸，问过好之后， 我对他说了有关“拨粮单”的事，他说，就别交了，我马上给你开个收据，开学时你好对学校交待。你回来了，食堂也算你一份口粮，待会儿我给食堂打个招呼。他 一边给我开证明又一边对我说，你父亲走了，家里剩下老的老小的小，在这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帮不上什么忙，“拨粮单”就自己拿着，到公社粮站把米买回家，补 贴着吃吧。我接过他开的证明，心里酸涩酸涩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我回到食堂，从侄儿手里接过铝锅，排着队，和熟识的乡亲互相打着招呼，轮到我时，炊事员看到是我，给我点点头，问我：“哪天回来的？”我按 照辈分连名带辈分称呼他，然后恭恭敬敬的答道：“我昨天下午回家的。”炊事员说：“回来了，也有你的一份。”他边说边从大锅里按照我家的粮食标准先把糠稀 饭打入我的铝锅里，再把铝锅盖翻过来盖在铝锅上面，把糠馍馍放到铝锅盖上，这糠稀饭和糠和糠馍馍也有我一份，而且是按全劳力的。想来，陈万祿幺爸在我排队 时已经给食堂打了招呼。

 

　　在返回家的路上，侄儿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只小木瓢，边走边从抱在胸前的木盆里掏糠稀饭吃，我制止了几次，甚至骂他，他依然边走边吃，对我的叱 骂充耳不闻。走到小河沟边，他才对我说，等等。然后，他把木盆放在地上，蹲下身子，用他那个小木瓢把河沟里的水掏进木盆，掏得差不多了，再用小木瓢在木盆 里把水和糠稀饭搅均匀。原本食堂的糠稀饭已经很稀薄了，经他这么一弄，他那盆里的稀饭便稀薄得可以照见人影了。他这么做，大概已经不是一次两次，我真不知 道他回家后他是怎么给家人交待的。

 

　　我把早餐提回家，母亲已经煮了点稀饭，稀饭里面加的是青菜，大米不知何时积攒的，青菜是自留地里摘回的。看着幼小的弟妹满脸的菜色，盯着青 菜稀饭的饥饿目光，我心中满是苦涩不已，我象征性的吃了点青菜稀饭，就开始吃糠稀饭和糠馍馍。我从小就一直生活在城市，何时吃过这样的食物？糠稀饭尽管入 口后难以下咽，但毕竟是软食，吞下肚还不怎么困难，那糠馍馍一入口就散了，咬嚼的过程中，混合其间的米糠满口乱串，粗砺得实在难以吞咽。母亲见我尽吃糠稀 饭和糠馍馍，对我说，这东西你少吃点，你刚回家，以前从没吃过，你这样吃会拉不出屎的。我装作没听见，仍然慢慢地艰难的吞咽。

 

　　几天以后，母亲这话不幸而被言中。

 

 

　　回乡的第二天上午，和家人一起吃罢我从生产队打回的早餐――糠稀饭和糠馍馍，我便对母亲提出要去看望奶奶。奶奶得了肿病，住在管理区生产大队）的肿病医院。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和母亲迁回农村老家以前，父母都很忙，整日为工作、为生活忙碌，没多少时间关照自己的子女。从小到大，我都是和奶奶住在 一起，全靠奶奶照料我的衣食起居，每到冬日的早上，我还没起床，奶奶已经把我的衣裤在炉火上烘得热乎乎的，每当炎热的夏夜，常和奶奶坐在院坝里乘凉，数着 天上的星星，听奶奶讲古。奶奶每月有5元的零用钱，是父亲每月领到薪金给奶奶的例钱，这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足够一个人一月的伙食费。平常，奶奶就抽 点水烟，没有别的嗜好和花销，除了买几包烟丝，剩余的，大多成了我的零食。幼时，我很馋零食的。在我幼时的感情世界里，觉得奶奶最亲。

 

　　听我说要去看望奶奶，母亲便对我说：“今天先别急着去看奶奶，待会，我去公社粮站用你带回的‘拨粮证’把米买回来。你到寝室里的鸡笼捉一只 鸡来杀了，把鸡炖好，我们吃半只，给你奶奶留半只，明天上午再熬点稀饭一齐给你奶奶送去。家里还养了5只母鸡，以后就隔一、两天杀一只，反正也没法喂养 了。”

 

　　自从1958年母亲带着家人搬迁回农村老家，每到寒暑假，我都回乡度假，这次是第四次假期回乡。我记得，我家的鸡笼以往是在厕所外面的房檐 下，现在怎么搬到房间里了？一问之下才知道，自从1959年底，农村的粮食形势便开始紧张起来，食堂供给社员的口粮逐月减少，饥饿中的乡亲们只要见到能吃 的都偷，偷鸡偷鸭，偷生产队的、偷别人家自留地里的蔬菜，甚至偷食堂、偷生产队的库房，整个乡间偷盗成风。为了活命，人们已经不顾廉耻，没有了亲情。在这 种情况下，家里那几只母鸡如果不喂养在寝室里，大概早就成了别人口中的美食。各家自留地里的蔬菜，如青菜、牛皮菜、包菜之类的叶叶菜，只要那叶子长得有巴 掌那么大点，就得摘下来，仅留下蔬菜的根部和上面的几片菜心，饥肠辘辘主人们都亟待自留地里刚长得能下肚的几片菜叶果腹，如果不及时摘取，让菜叶长得更大 一点，便会在一夜之间遭到被他人连根拔掉的厄运。在这极度饥饿的年月，我记忆中老家那田园牧歌般的氛围，人与人之间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已经荡然无存。

 

　　母亲去公社粮站买粮后，我在家里便按照母亲的吩咐，到寝室的鸡笼里捉出一只母鸡，大约有三、四斤左右的重量。连人都没有吃的了，这鸡也和人 一样，长得骨瘦如柴。我把母鸡提到厨房里，再烧了一锅开水，便按着母亲吩咐的程序，在弟妹的辅助下，杀鸡、烫毛、拔毛，剖肚、翻肠，清洗，最后，把鸡放到 砂罐里，加上水，炖在灶台下的火塘里。以前，我从来没做过这类事情，现在居然做得有理有序。

 

　　第二天上午，我提着铝锅，和那个侄儿一道去生产队食堂打回早餐的糠稀饭和糠馍馍。回来的路上，他依然边走边用小木瓢掏糠稀饭吃，到了小河边，再掏点水，搅合在糠稀饭里。看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浮肿的脸庞，我已经不忍心制止他了。

 

　　吃了早饭，我提着铝锅，里面装着昨天炖好的半只母鸡和今天早上熬好的稀饭，和弟弟一道去大队肿病医院看奶奶。奶奶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但历来身体很好，1959年暑假我回乡渡假，奶奶还能挑着大粪打理自家的自留地，岂知才过了半年的时间，奶奶就倒床不起了。

 

　　我和弟弟下了山，经过一道堰岗过河，来到大队的肿病医院。那是一座四合院的木结构民房，设有七、八间病室，最多能安置二十多个病人。肿病医院既没有专职医生，也没有任何的药物，但是，因为患浮肿病的人很多，要住进肿病医院，据说很不容易。

 

 

　　我和弟弟进入病室，来到奶奶的病床前，看到奶奶消瘦浮肿的身躯，我哽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倒是奶奶主动叫我，对我问长问短，反复叮嘱我一个 人在城里读书，要注意冷暖，自己照顾好自己的生活饮食。我问到奶奶的病情，奶奶告诉我，就是脚背和小腿浮肿，不碍事，住在肿病医院，每天有四两米的定量， 而且每天还要发给用谷粉、米糠再加上红糖做的“肿病药”，比在家里每天三两谷子的定量好多了。我知道，这是奶奶宽慰我的话，我却无言以对，说不出什么宽慰 奶奶的话来。我能说什么呢？在我这样的年龄，在遭受家破人亡之后，又遭逢这艰难的时期。我只对奶奶说：“奶奶，给你带来的鸡汤，你匀着吃两天，我后天再给 你送来。”我当时心里计算着，还可以给奶奶送五次鸡汤。

 

　　此后，我每隔一天就杀一只鸡，给奶奶送半只去，直到把5只鸡都杀了。

 

　　几个月后，奶奶在肿病医院去世，奶奶去世时，我已经返回学校。噩耗传来，我只能强忍着悲痛，到了晚上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偷偷的哭泣。

 

　　至今，我都不知道奶奶的去世应该算作病逝还是因饥饿而死抑或非正常死亡？

 

　　看望姨婆半途而返，都是糠馍馍惹的祸

 

　　回家几天后，是个赶集的日子。赶集，当地称为“赶场”。每个乡场都有固定“赶场”的日子，有所谓“三天一场”的说法，或者一、四、七，或者二、五、八，或者三、六、九，这是西南农村商品交换历史上约定俗成的一种民俗。

 

　　“赶场”前一天，母亲就安排我第二天去看望姨婆。姨婆母亲的姨妈，是母亲娘家唯一还健在的长辈。上个世纪50年代，每年农闲，姨婆都要进城来我家住上一些日子，因此，姨婆我是最为熟稔的一位老家的长辈。

 

　　1956年我读小学三年级，刚放暑假，在城里读师范校的堂姐带着我一道回乡，这是我第一次回老家。婆姨不知从哪里知道我回老家了，在一个 “赶场”的日子，她专程到乡场上找着我，接我到她家住了一个多礼拜。姨婆一家四口人：姨婆、表叔、表婶和一个一岁多的表弟。姨婆家住房很宽敞，一座三合院 木结构房屋，正面一道围墙，围墙正中是进入院坝的大门，院坝很大，地面用50公分见方的石板铺就，房基高于院坝，要上几台石阶，上了台阶，便是房屋的回 廊，回廊很宽敞，也是用石板铺就，房屋四周围绕着一排竹林，有水竹、苦竹和金竹。那年，我到姨婆家，正值稻花飘香的季节，田野间充溢着浸人心脾清香。

 

　　姨婆家与我家相距十七、八里，属于同一个公社。到姨婆家要经过公社所在地的乡场，从乡场到姨婆家还有八、九里的路程。

 

　　“赶场”这天早上，我吃了一碗稀饭和一个糠馍馍，母亲交给我一个布口袋，里面装了几斤大米，还有一个大搪瓷缸子，又给我半斤粮票和两块钱， 对我说：“路过乡场时，你到供销社食堂看看，如果运气好，遇到食堂买瘟猪肉，你就买一缸子，顺便吃点饭，然后把大米和买的瘟猪肉给姨婆送去。”母亲还告诉 我：“供销社食堂的卖的瘟猪肉不是什么瘟猪，是公社养猪场喂养的猪，因为没有粮食喂养了，便卖给供销社，对上面谎称得了猪瘟病，全都宰杀了，腌在那里，卖 完就没有了。要买到瘟猪肉，必须凭粮票先买饭，没有粮票买饭，是买不到的。”那时的农村，有粮票的人家极为罕见。

 

　　乡场离我家七、八里路，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来到供销社食堂，里面已有不少的人，进入里面打听，有瘟猪肉卖，心里暗自庆幸。我好不容易买 了三两米饭和一缸瘟猪肉，在饭厅的角落找到一张桌子坐下来吃饭。吃完饭，大概是11点过了，我提着口袋走出食堂，还没走出十多步，突然感到肛门坠胀得很厉 害，这是来自自身体内极欲大便的信号。我急忙转身返回食堂，冲进食堂后面的厕所，蹲在厕位上大便。这一蹲，就蹲了近半个小时，始终感到那大便就堵在肛门口 上，任由我怎么用劲，就是不能把它挣出来。半个小时下来，两腿蹲得酸麻，浑身无力，我只好慢慢地挣起身来，草草地把裤带扎好，打算休息一会儿再来。我回到 食堂大厅，坐在桌前休息。

 

　　我知道，这都是我回家这两天吃糠馍馍惹的祸。回家这两天，听说过因吃了糠馍馍拉不出大便的事情，乡亲们把这叫做“结着”，解决这“结着”的 最简易的方法，就是蹲在厕所里，用小木棍或者竹签慢慢地掏那“结着”的大便，一小点一小点地掏出来，直到掏得“结着”的大便变小了、疏松了，才能拉出来， 如果“结着”不能排出，会弄出人命。

 

　　休息十多分钟后，我找了一截小木棍，又到后面的厕所里蹲着，依照听来的方法折腾，折腾了近半个小时，仍然劳而无功。这大便固执地在肛门口坠 着、堵着、胀着，坚硬如石，任我怎么掏弄，就是不肯出来，而且坠胀的感觉越来越厉害，坠胀得两腿酸痛不已。经过几番折腾已经是下午两点过，我想，今天外婆 家是不能去了，如果到了外婆家还不能排出糠馍馍转化成的大便，就麻烦了。我必须马上打道回府，而且一定要在天黑之前赶回家中。

 

　　作出这个决定之后，我从厕所出来，在食堂大厅饭桌前又休息了一会，待坠胀感稍微减轻了一点后，便提着口袋里的几斤大米连同那缸子里的瘟猪 肉，迈着胀痛不已的双腿，一步一步艰难地朝回家的路上走去。从乡场回家还是那七、八里的路程，但这回家的路却走得无比的艰辛。走出乡场还不到一里地，那下 坠的感觉越加地厉害，我迫不及待的在附近野地里找了个僻静的地方，解开裤带，蹲下来，用劲地挣，用小木棍折腾，口中还不断地发出哼哼的声音，这样蹲了半个 多小时，这大便依然固守在肛门口，千呼万唤不出来。无奈之下，我只好挣起身来，扎好裤带，然后倒在野地的荒草上休息。大便虽然没排出来，但那坠胀的感觉却 有所减缓。我休息了十多分钟，又挣起身来，迈着胀痛的双腿，继续这艰苦的归程。这样的过程，每走一里左右，就要重复一次，虽然大便依然排不出来，但却能稍 许缓解那坠胀的苦楚。我这么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直挨到天黑了，才走到我家所属生产队的地界。

 

　　此时，离家还有一里多的路程，在前面不远处的路边是我一位本家亲戚的家，我决定先到他家歇口气。这家亲戚的男主人，是上门女婿，当年30多 岁，是生产队的会计，连姓带名，我叫他程万禄么爸，女主人我叫她幺婶。我刚踏进他们家的厨房，坐在灶台前的幺婶就看到了我，她满脸惊诧，很是着急地问我： “都这么晚了，你是从那里来的？”她大概以为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气无力的对她说：“幺婶，我今天是去姨婆家，但是到了场上，解不出大便，我只好返 回来，现在才走到你们这里。”婶娘叹了口气，说：“作孽啊，你肯定是回来这两天吃了糠馍馍‘结着’了，你什么时候吃过这猪食啊。”

 

　　幺婶安顿我在灶台前坐下后，便叫出程万禄么爸。么爸听说我的情况后，马上给我到了小半碗开水，进入房间，提了个油罐出来，往碗里倒了大概一 两多菜油，用筷子搅匀后，端给我叫我马上喝下去。我喝完这半碗混合着菜油的开水后，他把我带进房间，叫我躺在床上，他出去不大会儿，手里捏着一小块用温水 浸泡得很软的肥皂，来到床前，叫我解开裤带，退下裤子，俯卧在床上，然后他就把那肥皂慢慢地挤入我的肛门。这一切完成后，他对我说：“你先躺一会儿，再去 大便，没事的。”我在床上躺了大约半个小时，便有了排便的感觉，我倒厕所里蹲了不大一会儿，便感觉这次大概成了，我攒足劲，哼声用力一挣，只听得扑通一 响，那一节固执了大半天的干结的大便随着这一声响滑出肛门掉进粪坑，随之而后的排泄就畅通无阻了。

 

　　当我起身走出厕所，虽然又冷又饿，却感到通体舒畅，煎熬了我大半天的累赘终于被排除了。我在心里暗自想道，什么是如释重负？这才是如释重负啊。

 

　　当晚，我就在么爸家吃饭、住宿。

 

　　因为吃糠馍馍“结着”，看望姨婆半途而返。就在这一年春季，姨婆一家四口，先后去世。没见到姨婆最后一面，这，都是糠馍馍惹的祸。

 

　　年夜饭的苦涩与腐败

 

　　自从在看望姨婆途中发生“结着”事件后，每天到了上午和下午生产队食堂开饭的时间，我依然和本家的侄儿提着打饭的家事沿着田边小道去食堂打 饭，在返回的路上，侄儿依然边走边用小木瓢掏糠稀饭吃，走到小河沟照旧掏几瓢河沟里的水搅拌到糠稀饭里。回到家后，我再也不敢只吃糠稀饭和糠馍馍了，吃了 糠稀饭和糠馍馍，再吃一小碗母亲在家熬的稀饭和一些素菜。即使这样，每天的大便仍然干结，必须要用手指抠或者用竹签掏才能排出。所幸的是，那种排不出大便 的痛楚再没发生过。这或许是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起到了作用，胃肠功能逐渐适应了糠馍馍糠稀饭这类粗砺食物的消化与排泄。

 

　　到了二月初，就快到过年的日子了。以往，每到过年前，家家户户老早就筹划、准备过年的物品：什么时候杀猪？杀猪时请多少客人？蒸多少年糕？ 大人小孩添置什么新衣？年后走哪几家亲戚，送什么礼物？如此等等。自从1958年初我的家人迁回农村老家，那两年的寒假我都回去过的春节，到了春节前后， 家家杀猪请客，贴春联，合家吃年夜饭，初一放鞭炮，给小孩发压岁钱，初二吃汤圆等等，虽是农村，也充溢着快乐祥和的气氛。

 

　　可是，到1960年的春节前，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春节在即。到了大年三十这天上午，我到食堂去打早餐，听到排队打饭的社员议论纷纷，说今天 晚餐每人半斤米饭和4两瘟猪肉。有的说，有几个月没见过油荤了。有的说，几个月都没有吃过大米饭了，连大米饭是什么味道都搞忘了。有的说，食堂就剩下那么 些瘟猪肉了，这次吃了以后，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吃到猪肉了。

 

　　到了下午，我早早地来到食堂，排在队伍的前面。轮着我打饭时，我才知道所谓每人半斤米饭，是煮熟了的半斤重量的饭，最多也就是3两米做成的 吧。瘟猪肉是加了蒜苗做的回锅肉，是每人4两。那瘟猪肉瘦得皮子连着瘦肉，几乎没一点肥肉，毫无油水，想来这瘟猪活着时也可怜，如果不及时宰杀了，也难逃 活活饿死的厄运。

 

　　当我提着盛了家里四口人的大米饭和瘟猪肉的铝锅，刚迈出食堂的门槛，就看到生产队长站在院坝里向我招手，我到了他面前，他把我拉到院坝边 上，悄悄给我说：“你把饭送回家去，少吃一点，垫个底，就到食堂来。”我点点头答应着，但生产队长的话，我却听得云里雾里的。生产队长姓王，矮个子，不到 二十五、六岁，我叫他王万清么爸。回到家里，我把生产队长的话对母亲学说了一遍，母亲说：“王万清么爸叫你去你就去吧，肯定是生产队的干部们今天晚上要聚 餐。”生产队的主要干部在食堂多吃多占在社员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这饥饿的岁月，无论城市农村，凡是有点实权的干部以及食堂的事务长炊事员，在食堂多吃 多占，几乎是普遍现象。那时，孩子们最大的人生愿望大多是当个炊事员，我弟弟就曾经信誓旦旦的说过长大了一定要当炊事员的话。

 

　　我和弟妹按照母亲的吩咐，坐在灶台前，往灶膛里加上柴草，把火点燃，并不断地添加柴草，母亲在灶台上把食堂里打回的饭倒在锅里，加上水，待 水烧开了，再把从自留地里摘回的青菜苞菜叶子倒进锅里，煮成半稀半干的菜汤饭，然后把瘟猪肉加热，这就是我们一家四口1960年大年夜的年饭。

 

　　我草草吃了小半碗菜汤饭，夹了几筷子菜吃了，就算垫了个底，便慢悠悠地走出家门，到食堂去。来到生产队食堂，已是傍晚时分，食堂的年夜饭已 经分完，食堂外的院坝里空无一人。在这冬日的暮色中，我环顾周遭的田野，映入眼底的是平畴千顷的良田沃土，越冬的麦苗浅浅的绒绒的，覆盖在这片平整的土地 上。望着这朦胧中的一派嫩绿，我荒漠的心底感到一片迷茫，世世代代生息在这素有粮仓之称的肥田沃土上的乡亲们，现在的日子怎么会过得如此地艰难？这样的日 子何时才有个尽头？

 

　　生产队长的呼叫声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我跟随队长进到食堂对面的保管室，里面已经坐着十来个人，有大队支书，还有生产队会计、民兵连长、妇 女主人、贫协主席、保管、事务长等一干干部。保管室的中间一盆木炭火正烧得旺旺的，一进到屋子里便感到暖烘烘的。生产队长叫我到靠着板壁的床上去躺一会， 等他们开完会一道去吃饭。我躺在床上，把被子拉来盖着，有一句没一句的听他们开会。他们开会的内容无非是对今年工作的总结，对明年工作的安排之类的话题。 我听着听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