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注2014中国政协的状态与往年有所不同。

 一方面，我此刻不在中国国内，对于观察与分析来说，有利有弊，后者在于无法直接感受其氛围，有着自然的局限性（我始终认为观察中国政治，现场感很重要），前者在于拉开距离退一步加以审视，或许更加冷静客观（虽然我也不好说客观的界限在哪里）。

  另一方面，我目前生活在美国这一通常被称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所学习的地方在民主党派占多数的波士顿哈佛大学。那么，我对“民主”两个字自然产生这样那 样的想法。据我跟波士顿人有限的交流，围绕“什么是民主？”，她们的底线是：合法的公民通过公平的选举选出来的人才是合法的统治者，由这样的合法人士组成 的政府才是合法机构，否则一切空谈。独立的司法与言论的自由则是必不可少的匹配措施，因为，合法政府不一定总做好事，不犯错误，所以务必制衡和监督。

  公平选举、独立司法、言论自由。

  这三点应该是所谓“民主”（democracy）的三大元素。我本人暂时也想不到比容纳着这三大元素的民主更加合理、公正、人性化的民主。民主当然也有很 多种，北欧的民主与美国的民主就很不一样，日本的民主也是比较另类，随着时代与形势的变迁，民主也需要与时俱进，但作为底线的三大元素在任何时代和空间都 应该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领导人似乎从未否认过民主的三大元素本身，虽然他们把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视为“邪路”而不可取，强调的则是协商民主、党内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等。事实上 中国至今不享有三大元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是经典意义的民主国家。但同时，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有权利开发自己的潜能和道路，并用具体的行动去证明中国体 制的含金量。

 　我看了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先生的3月10日的两会日记。向公众解释“政协委员仅代表个人，没有投票资 格，只是提个建议”的葛老师说，“我们说话要争取做到不白说，要让说的话起作用，你就必须掌握这个边界，哪些话说了是有用的，哪些说了是没有用的，哪些说 了反而有反作用的”；“政治协商事无大小，至于有些问题是不能协商的。比如说宪法规定，又比如中共是执政党，这不是协商的范围，协商是在这个前提下面的协 商”。

  受益匪浅，葛老师的解释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协商民主与党内民主这当前代表“中国式民主”两大支柱的理解。如葛老师所述，“我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我是执政党协商出来的”，那么，中国的民主怎么也不属于经典意义上的民主。

  不过，那些来自社会各界，在大家眼里具备着一定的知名度、话语权、影响力的政协委员在执政党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与政治底线之内畅所欲言，相对集中而有针对性 地向领导班子建言献策。我们无法得知那些看得到摸不着的政协提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于决策层，并被它倾听，听取，但在我看来，以政协为代表的“党内 协商民主”正在运行中，有比没有好，至少使得公众比较直观地了解执政党在干么，执政者在想什么。

  作为老外，我特别感兴趣，渴望向中国友人请教的未来问题是：假如政协委员不是由执政党协商出来，而由人民选出来，中国经济会变得更加可持续吗？中国社会会变得更加公正吗？中国军事会变得更加透明吗？中国外交会变得更加务实吗？中国政治会变得更加民主吗？

  我是没有答案的。

  2012年8月我离开中国之前在上海居留了半年。

  有一天，我在相当发达的上海地铁里站着，无意观察周围环境。没有北京的地铁那样拥挤和烦杂，但市民的基本状态基本一致：乘客们忙于聊天，看手机，喝东西， 也有吵架和睡觉的。这一场景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人们显得没那么不开心，也没有太多抱怨，在自己生活的小范围内，相对快乐地追求自己的物质生活。

  一边观察，一边思索：“民主在这里恐怕还时机尚早。人们首要的是稳定，而非自由；人们重视的是物质生活，而非投票权利；人们看好的是高效政府，而非民主程序。

   据我观察，倘若是美国公民，其观念就很不一样。他们一定执着于个人自由与民主程序，哪怕物质生活差一点，政府做事慢一点。

  此时此地，我特别赞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句中国话。美国公民与中国人民截然不同的价值去向或许决定美中两国未来的政治生活。

   我曾经在北京与一名解放军干部聊过中西体制比较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们要批评美国对外政策上的霸权，但要学习对内体制上的民主。美国民主也是中国未来走向的一个选项。”

  一名中国军人持有这样的想法，令人惊讶。似乎肯定的是，无论中国的历史多么悠久，体制多么独特，文化多么深奥，在全球化、信息化、同质化现象在曲折中盛行的这个时代，民主三大元素至少是影响未来中国民主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