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0日，节气大寒，香港传媒的寒冬渐深，也在那天到了一个高潮：《明报》四开“天窗”。“开天窗”（版面抽空留白）在近代新闻史并不 罕见，1949年之前有过不少报刊以开天窗来表示对新闻管制的不满——你不让我说真话，我宁可不说话，这是开天窗所代表的最基本道德坚持。

但1949年之后，四海升平，大陆地区固然不再有开天窗这样斗胆之举，专政的台湾地区亦然。香港侥幸处于夹缝，亦罕为之，因为天窗一开，就像战时 “哀的美顿书”最后通牒，是断然决绝的意思。这次《明报》一口气开了四个天窗，虽然均是专栏版，但也是香港传媒史上未见之旗鼓大张。

四个开天窗的作者分别是吴志森、李慧玲、陈惜姿和卉芸，都是一贯对政治社情态度比较鲜明的香港作家，其实早在1月14日民主派大老李柱铭就在《明 报》“法政随笔”专栏开天窗，仅写标题《黑手盖日月 本报顿失明》，吴志森等接力抗议，表面导火索是抗议《明报》加拿大版连番抽起香港专栏作者所写关注明报近日变局的文章达14篇，严重干涉创作自由，更深的 原因，当然还是对明报变局本身所蕴含的香港新闻自由危机的关注。

香港报纸开天窗，再上一次已经是20多年前，《文汇报》以开天窗形式发表社论，只刊登“痛心疾首”四个大字，此举相信不少读者还记忆犹新，也使素来 保守的文汇报赢回少许尊严。从中也能见出香港传媒的复杂性，虽然各事其主，但面临大节问题之时往往报人尚能秉良心说话。而明报，作为香港最有代表性的大报 之一，每当时风诡变之际，均有行动体现自身作为社会公器的重要性。要理解香港媒体的复杂，不妨从明报的复杂性说起。

内地读者对明报，是又熟悉又陌生，这几年在内地网络上每涉及明报相关事件之争，我都会看到很多对明报盲目无知的说法。最常见的是以为明报还由金庸主 政，且又以为金庸是个大侠，于是盲目视明报为传媒良心标杆。实际上，早在1993年金庸就已主动把控制权移交给于品海，后来于品海被发现有刑事案 底，1995年再转售予马来西亚亲华富商张晓卿。

金庸当然也亲华，但他有他自己的方式，他主政明报时做过最得人心的事情是高调反对陈毅的裤子核子论，为此亲撰社论，不惜与当时香港所有左派报纸笔 战，尤其与大公报恶战逾年，论题涉及人民公社、对外援助、修正主义等。其时为六十年代，金庸此举使明报由一刊发武侠小说及马经的小报变成有公信力、独立正 派的大报。但在前九七时期，明报以社论为时任基本法草委的金庸的“双查方案”护航，又尽失民心，被当时香港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批评，金庸黯然放手明报，与 此不无关系。

纵然如此，明报在各出奇招激烈竞争的香港报纸当中，尚算中立公正，从1997年至2014年之前它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传媒公信力调查中名列第 一，所以报头一直挂着“公信第一”的牌匾，由此也可见其江湖地位。也许正因为高处不胜寒，明报也常常处于风口浪尖之中，记者被冤狱、编辑部受炸弹袭击，这 些于法治香港不可想象的事情也都曾首发于明报。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相异于其他政策的温水煮蛙，香港的传媒状况却是冰水冻鱼，水银柱是明显下降的。而正当其他媒体以不同形式受压多年后，明报刚踏进2014年就风波频生。先是在公信力调查中败于经济日报屈居第二，只得从报头撤下金招牌。

接着就是现在的换主编风波。近年颇有好评的港人主编刘进图被撤，内传集团将要从马来西亚空降一位不懂香港但长袖善舞的传媒人钟天祥任主编。原因当然 不是因为公信力之争落败引咎，香港有传媒学者倾向相信是政治考量，导火索也是传媒问题：刘进图被责备在去年香港电视发牌问题上过于关注该事件，连续多天头 条报道，即使高层施压也没有使采编部屈服。

这件事也是刘进图此刻赢得香港知识界和明报大部分读者支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香港电视不获发牌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事件，而是港府不肯开放大气电 波、不肯容纳进取媒体的表现；同样道理，港视、明报乃至其他香港传媒的受压，不只是媒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言论自由冷暖变化的温度计。因此这次明报事件发 酵迅速，成为香港公民普遍关注的大事，不是香港人政治过敏，而是大家都确知自由不易，所以寸土必争。

传媒是公器，这点必须成为文明社会的基本认识。虽然不少人明知而故犯，甚至包括金庸（根据张圭阳著《金庸与报业》及《金庸与明报传奇》，金庸曾称， 报纸是老板的私器，不是公众的公器），金庸这点庸见，相信与各种犬儒传媒的各种老板、超级老板都不谋而合，唯独依然葆有新闻理想和公义心的传媒基层编采人 员不肯苟同。

据张圭阳著作，金庸也曾说“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这 点更是明报编辑记者们不忿之因。即使在后金庸时代，明报内部的矛盾仍不时传出，再加上明报集团员工薪酬相对偏低（也是金大侠说的：光是明报这两个字就值三 千元，这成了说服前线人员为了理想牺牲物质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留不住前线采编人才，至明报今日之危，可谓内外交困。

但是次明报事件中，最令人动容的也是基层员工，他们组成明报员工关注组，坚决发出捍卫新闻独立的声明，质疑老板对总编辑的撤换决定（认为继任总编辑 并不符合员工诉求，未必能胜任），这样强悍的抗争力度在两岸三地均属罕见，不可不说也是因其对新闻理想的秉信。连日来员工与管理方多次谈判，管理方（包括 报社高层）当然从商业社会逻辑出发认为老板的命令就是真理，又怎会顾及新闻工作者心目中更神圣的新闻理想？

昨日明报内部的谈判再度破裂，其中一个未能达成共识的细节很能说明原因。管理方希望签署的联合声明，包含这样一句话“呼吁外界给予明报空间处理事 件，停止再伤害明报”——这句话的潜台词昭然若揭，原来他们一直视这些天来香港知识界、传媒界、文化界等对事件的关注为“伤害”。而员工们希望加入的话却 是“我们相信事件需要时间和空间处理，希望读者继续支持明报”，都是为了明报好，但后者相信“外界”并非敌人，而是良友，两方思维迥异如此。

香港的明报“外界”有话语空间的人，纷纷表态支持明报员工，无论是否正在或曾在明报撰稿的作者，因为这也是支持自己和整个香港的话语空间不受难以想 像的力量侵蚀。开天窗是破釜沉舟的一击，是为了让天上的亮光赤裸裸地照下。正如1月20日过百名明报员工暂离岗位在报社楼下默立5分半钟抗议一样（以示捍 卫五十五年来报格），如果这仍然不能让高层意识到事态之严重，明报之明，摇曳转暗也咫尺可待。这不但是香港之痛，亦是华语世界之痛，唇亡齿寒，并不是日前 内地善嘲者所说“马来西亚老板让加拿大报纸撤换香港作者稿件，干卿底事”这么幼稚简单的。